请金钟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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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县十六万人口,有近五万人一年缺十个月口粮,对于我们像传说一样遥远的饥饿,对那里的人们却如影相随。然而,在那个买不到书报,寄一封信得跑三十里地的穷山沟里,却有一群内心生活极其丰富的人,成立了一个叫“金钟”的文学社,自费办了一份油印刊物。文学社领头的,是个只有一张初中文凭、因患佝楼病走路拄拐、身高只达正常人胸口的残疾人;负责到社员家收稿件的人,每次“先要把家里的活干出来,再给他妈挑满水缸,天不亮就出门,一天要走十四、五个钟头。他有风湿性关节炎,走得腿太疼了,就坐在地上给自己扎针。”他串七、八个村子,走一百多里山路,收齐稿子,由另两个社员花两三个晚上,在油灯下刻蜡板、油印、装订,然后,社员们轮流骑四、五个钟头自行车跑到县上,去县委、文化局、宣传部等处无代价“发行”金钟杂志。完成上述系列工作,他们没有一分钱报酬。他们还义务办夜校,教孩子们读书;办医疗室,为乡亲们治病
要问大山里的汉子们为何活得那么有来道趣儿、“穷乐心儿”用他们自己的话讲就是:“人不管多穷多富,都不能丧失精神追求,不自弃,不沉沦,不颓废,不虚假;活着,就要让心拥有爱、感动和梦想”
读完题为金钟响在大山里的长篇通讯后(载1996年2月13日中国青年报),我心里怀着“感动”走出家门,乘车去单位上班,公共汽车驶入某个小镇,被挤满街道的大车小辆堵住,在足有半个小时的等待中,我留心观察了一下,不少车内装有一包包海鲜、一箱箱水果,还有不知盛着什么劳什子的筐筐篓篓,当然有不少车辆将货物装在车屁股里,旁人难见庐山真面目。明显得很,在当代中国连一个孩子都会知道:过年了,该送礼了,尤其是中华民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除了亲朋好友,人们还要对自己曾经有求或将要有求的权势者隆重地“表示”一番。这番国人司空见惯、惯见不惊乃至习非成是的情景,使我蓦然想起大山之中那衣衫褴褛的一群,我盼望能马上见到他们,请求他们带着他们编写的刊物,那本本散发着油墨芳香的金钟,随着送礼的大车小辆走入一座座乡镇和城市,去“扶贫”有多少西服革履的款爷款奶,脑满肠肥的大人先生,需要他们去“扶贫”!
进了腊月,有个机关单位的办公室主任从外地打来电话,跟我抱怨他为送礼大伤脑筋:既要把礼品送到对方的手里,又要避开闲杂人等免使对方尴尬;好容易与对方单线联系上了,人家又故作姿态拒不接受,只好搅尽脑汁寻找让对方坦然笑纳的理由,否则回单位交不了差。另有一位朋友在电话中告诉我,还是他们那方地儿的某“吏部”官员来得痛快,礼品车开到他家,他见车上有两份,得知另一份将要送给别人后,一挥手说:“大老远的往他那跑干啥?都给我撂下得了!”你看,这位“吏部”官员与以他为代表的那拨人,满心满肠充斥着贪婪的物欲,哪还有一丝儿缝隙容留“爱、感动和梦想”?哪还有念头去追求金钟文学社成员们所倡导的那种“精神”?他们的精神世界一无所有,刻骨贫穷,是不是需要大山里的那些精神贵族们为他们“扶贫”?
近年来,我们的头脑中形成一种思维定势,以为只有物质上的贫困者才需要帮助,其实,一个物化的灵魂、一具心灵空虚的躯壳才真正值得同情与怜悯。在鲁迅先生笔下,被关进囚牢的革命志士夏瑜说牢头红眼阿义“可怜”人们认为他是“疯了”而夏瑜作为一个真正的清醒者,他说阿义可怜,指的正是阿义精神的麻木与愚昧,鲁迅先生弃医从文,正是为了对“沉沦”、“自弃”、愚昧、麻木的国民进行最彻底的精神扶贫,尽管那时国民的物质生活非常贫穷。精神扶贫极为重要,一个人物质贫困到极点,不过是填沟壑、进坟墓,与草木同朽,对他人与社会无害;而一个腐朽的灵魂则会向周围散发霉气,误国害民,为社会和下一代的心灵造成污染。这是小到个人。大到国家呢?只要举国上下同心,物质的匮乏状况短短几年便可改变;然而,如果官风腐朽民风奢靡人皆爱钱蛀虫恣肆,纵然是金山巍巍银海浩浩,也终有山倒海枯、“食尽鸟投林,剩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一天。我亲爱的同胞们若翻一翻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便可知我并非在危言耸听。
大山里那些难得温饱的人们,因为有了健康、高尚的精神追求,他们感到“生活多么美好,人生多么有趣(金钟文学社社员张盘山语)”而那些精神赤贫的人,即使日日欢宴夜夜笙歌,却仍然贪心不足,为不能有更多的金钱、更高的权势感到煎心割肠。由下而上的一条龙系列化的送礼大军中,每个人都争取让豪门贵族大大的满意,而尽管他们殷勤备至,送上门的,仍然是一个更大的、无限膨胀的不满足,礼品只不过再次刺激了贪者的欲念,使贪者的精神沦入更深层的赤贫。
这篇短文的结尾处,我要引用住在破房子里、咬着青棵饼子的人写的金钟发刊词:
“人类进步的春雨,洗去古老金钟上的斑斑锈痕,用我们贴紧的心,撞击它,让金钟发出长鸣千里的洪音吧!让金钟为我们平庸的生活鼓乐!”
激情洋溢,震聋发聩,如千钧重锤猛击金钟,铿锵的声音播扬万里。这些叩响金钟的人,你能说他们是一文不名的赤贫者吗?你能说这些“心富”起来的人,没有资格对许多被经济大潮卷走一些什么的人,进行点燃心灵圣火的精神扶贫吗?
1997年7月24日
一个县十六万人口,有近五万人一年缺十个月口粮,对于我们像传说一样遥远的饥饿,对那里的人们却如影相随。然而,在那个买不到书报,寄一封信得跑三十里地的穷山沟里,却有一群内心生活极其丰富的人,成立了一个叫“金钟”的文学社,自费办了一份油印刊物。文学社领头的,是个只有一张初中文凭、因患佝楼病走路拄拐、身高只达正常人胸口的残疾人;负责到社员家收稿件的人,每次“先要把家里的活干出来,再给他妈挑满水缸,天不亮就出门,一天要走十四、五个钟头。他有风湿性关节炎,走得腿太疼了,就坐在地上给自己扎针。”他串七、八个村子,走一百多里山路,收齐稿子,由另两个社员花两三个晚上,在油灯下刻蜡板、油印、装订,然后,社员们轮流骑四、五个钟头自行车跑到县上,去县委、文化局、宣传部等处无代价“发行”金钟杂志。完成上述系列工作,他们没有一分钱报酬。他们还义务办夜校,教孩子们读书;办医疗室,为乡亲们治病
要问大山里的汉子们为何活得那么有来道趣儿、“穷乐心儿”用他们自己的话讲就是:“人不管多穷多富,都不能丧失精神追求,不自弃,不沉沦,不颓废,不虚假;活着,就要让心拥有爱、感动和梦想”
读完题为金钟响在大山里的长篇通讯后(载1996年2月13日中国青年报),我心里怀着“感动”走出家门,乘车去单位上班,公共汽车驶入某个小镇,被挤满街道的大车小辆堵住,在足有半个小时的等待中,我留心观察了一下,不少车内装有一包包海鲜、一箱箱水果,还有不知盛着什么劳什子的筐筐篓篓,当然有不少车辆将货物装在车屁股里,旁人难见庐山真面目。明显得很,在当代中国连一个孩子都会知道:过年了,该送礼了,尤其是中华民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除了亲朋好友,人们还要对自己曾经有求或将要有求的权势者隆重地“表示”一番。这番国人司空见惯、惯见不惊乃至习非成是的情景,使我蓦然想起大山之中那衣衫褴褛的一群,我盼望能马上见到他们,请求他们带着他们编写的刊物,那本本散发着油墨芳香的金钟,随着送礼的大车小辆走入一座座乡镇和城市,去“扶贫”有多少西服革履的款爷款奶,脑满肠肥的大人先生,需要他们去“扶贫”!
进了腊月,有个机关单位的办公室主任从外地打来电话,跟我抱怨他为送礼大伤脑筋:既要把礼品送到对方的手里,又要避开闲杂人等免使对方尴尬;好容易与对方单线联系上了,人家又故作姿态拒不接受,只好搅尽脑汁寻找让对方坦然笑纳的理由,否则回单位交不了差。另有一位朋友在电话中告诉我,还是他们那方地儿的某“吏部”官员来得痛快,礼品车开到他家,他见车上有两份,得知另一份将要送给别人后,一挥手说:“大老远的往他那跑干啥?都给我撂下得了!”你看,这位“吏部”官员与以他为代表的那拨人,满心满肠充斥着贪婪的物欲,哪还有一丝儿缝隙容留“爱、感动和梦想”?哪还有念头去追求金钟文学社成员们所倡导的那种“精神”?他们的精神世界一无所有,刻骨贫穷,是不是需要大山里的那些精神贵族们为他们“扶贫”?
近年来,我们的头脑中形成一种思维定势,以为只有物质上的贫困者才需要帮助,其实,一个物化的灵魂、一具心灵空虚的躯壳才真正值得同情与怜悯。在鲁迅先生笔下,被关进囚牢的革命志士夏瑜说牢头红眼阿义“可怜”人们认为他是“疯了”而夏瑜作为一个真正的清醒者,他说阿义可怜,指的正是阿义精神的麻木与愚昧,鲁迅先生弃医从文,正是为了对“沉沦”、“自弃”、愚昧、麻木的国民进行最彻底的精神扶贫,尽管那时国民的物质生活非常贫穷。精神扶贫极为重要,一个人物质贫困到极点,不过是填沟壑、进坟墓,与草木同朽,对他人与社会无害;而一个腐朽的灵魂则会向周围散发霉气,误国害民,为社会和下一代的心灵造成污染。这是小到个人。大到国家呢?只要举国上下同心,物质的匮乏状况短短几年便可改变;然而,如果官风腐朽民风奢靡人皆爱钱蛀虫恣肆,纵然是金山巍巍银海浩浩,也终有山倒海枯、“食尽鸟投林,剩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一天。我亲爱的同胞们若翻一翻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便可知我并非在危言耸听。
大山里那些难得温饱的人们,因为有了健康、高尚的精神追求,他们感到“生活多么美好,人生多么有趣(金钟文学社社员张盘山语)”而那些精神赤贫的人,即使日日欢宴夜夜笙歌,却仍然贪心不足,为不能有更多的金钱、更高的权势感到煎心割肠。由下而上的一条龙系列化的送礼大军中,每个人都争取让豪门贵族大大的满意,而尽管他们殷勤备至,送上门的,仍然是一个更大的、无限膨胀的不满足,礼品只不过再次刺激了贪者的欲念,使贪者的精神沦入更深层的赤贫。
这篇短文的结尾处,我要引用住在破房子里、咬着青棵饼子的人写的金钟发刊词:
“人类进步的春雨,洗去古老金钟上的斑斑锈痕,用我们贴紧的心,撞击它,让金钟发出长鸣千里的洪音吧!让金钟为我们平庸的生活鼓乐!”
激情洋溢,震聋发聩,如千钧重锤猛击金钟,铿锵的声音播扬万里。这些叩响金钟的人,你能说他们是一文不名的赤贫者吗?你能说这些“心富”起来的人,没有资格对许多被经济大潮卷走一些什么的人,进行点燃心灵圣火的精神扶贫吗?
1997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