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第九章人性的光辉（一）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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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心，她要使他成为举止讲究、风度翩翩的绅士。她的心中常常浮现他父亲的影子，那个衣着整洁、头戴礼帽、脚套长靴、手执金杖的气度超卓的绅士，她希望林肯也能如此表现。
啊，穿上那身新衣的林肯先生多么神气呀！玛丽陶醉地看着，仿佛自己在总统夫人之路上又更近了一站。他的确没有辜负她的期望。虽然他在社交场合常常不知如何是好，在女性面前他的长胳膊、长腿也成为他的累赘，常令他不知所措。然而，当他站在大众之前，在大众的烘托之下，他的长腿使他显得如同鹤立鸡群，他的长胳膊有力地挥动，指引着大众的激情，他们被他才华横溢的演讲所激动，他们吹着口哨、抛着帽子，向他表示欢呼及拥戴，他们使林肯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为哈里森竞选总统而到处演说，几乎跑遍了伊利诺斯的每一个角落。终于，林肯与道格拉斯为各自的政党而拔刀相见。1840年7月，他们在斯普林菲尔德召开了一个两万人的大会。针对民主党批评，威廉·哈里森将军像个住小木屋饮苹果酒的老妇女，自由党则用三十头牛拖着一个特制简陋木屋，走在斯普林菲尔德人群拥挤的街上，大众争先前来打开木屋边上一个大桶的水笼头，倒上烈性苹果酒来豪饮。自由党将自己民众化的活动办得相当成功，而同时林肯也极为精彩地告知大众他初到伊利诺斯时的困苦经历。最后自由党有了自己的第一个总统。
玛丽也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他们已订了婚，她仿佛感觉到林肯有一天一定会做上总统，而她就理所当然地实现了自己的总统夫人之梦。
他在感情与理智的激流中挣扎，理智告诉他，他必须兑现承诺，感情告诉他，他丝毫不喜欢她，而且与其结婚而忍受她的火爆脾气还不如逃掉。最后他分不清到底哪是理智哪是感情，他感到极端压抑，濒临崩溃。
奇特的婚礼
玛丽·托德和亚伯拉罕·林肯订婚后不久，她就想改造他。她看不惯他的穿着打扮，经常拿他和自己的父亲相比较。十几年来，几乎每个早晨她都看到罗伯特·托德手里握着镶金的拐杖行走在列克星顿的大街上。他身披质地考究的蓝大衣，足蹬光可照人的皮靴，一条合体的雪白裤子，裤脚总是整齐地塞在靴子里。可林肯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在天气暖和的日子里，他根本就不穿外套，更难以容忍的是，他还经常穿低领衫。通常你见到他所穿的裤子只有一条背带，衣服上的扣子一旦掉了，他就削一根木钉把衣服缀起来。
他还在帽子里摆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他这种粗俗的穿戴使玛丽·托德很生气，而她也照样地向他唠叨个不停。可是一而再，再而三，她的大小姐脾气再也控制不住了，便常常让林肯很难堪。
玛丽像是一匹马，她希望迅速抵达目的地，她的急躁脾气也使她快人快语，而林肯像牛一般慢吞吞的反应令她发狂。林肯开始收回他恍惚的目光，手执他仅剩的一根背带，安静地说不出话，他难以理解她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地发火。
玛丽小姐是怎么了？上帝（God）就只有一个d，而她托德（Todd）家却有两个。这就能使她如此这般放肆地对待他吗？他觉得她越来越没有耐心，而他也逐渐对她失去了爱意。他的牛脾气使她的马脾气失去控制。
后来，玛丽的姐夫的表妹玛缇塔·爱德华斯的到来使玛丽和林肯的隔阂越来越深。玛缇塔是个身材高高的、金发碧眼的可爱女子，她也在爱德华斯这所宽敞的宅第里住下了。每当林肯过来要找玛丽时，玛缇塔就像眼前花儿似的在他面前晃。这个女子虽然不会讲巴黎音的法语，也不会跳切尔克斯圆圈舞，但她很会拉拢男人，林肯对她的爱意油然而生。当她打扫屋子时，林肯会饶有兴趣地看着她的一举一动，而对玛丽的话语充耳不闻，玛丽为此大发雷庭。还有一次，他带着玛丽走进舞厅，可是他让玛丽去和别的男人跳舞，而自己则坐在角落里和玛缇塔聊天。可想而知，玛丽是无法忍受自己的丈夫这样的安排。
玛丽指责他爱上了玛缇塔，而林肯对她的话显得很冷漠，玛丽失声痛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要求他不准再和玛缇塔有任何接触，那怕是多看一眼也不行。
当初那信誓旦旦的爱情现在变得模糊起来。林肯现在意识到两人在所受的教育、生活背景、脾气秉性、兴趣爱好乃至人生观、世界观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鉴于彼此总在不断地触怒对方，他觉得婚约应该解除，即使俩人勉强结合了，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幸福的。
玛丽的姐姐和姐夫与林肯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力劝玛丽放弃嫁给林肯的念头，并反复对她说他们两人之间明显不合适，即使结了婚也不会拥有幸福。可是，玛丽哪能听得进去这些呢？
林肯反复思索，他觉得他们的前景暗淡，而这种关系再继续下去只是凶多吉少。他开始明白为什么道格拉斯会放弃她。他鼓起勇气打算告诉她他们应当解除婚约。最后，他决定用笔将自己的感情明明白白地写在纸上。他告诉她，他现在仔细地考虑后，才发现自己爱她并不充分，所以不能和她结婚。写完了信，他便去找他的老友斯庇德，要他替自己送去，如果斯庇德推辞不去，那么他将去找另一个愿意效劳的人。斯庇德接过信却把它扔进火炉，并告诉他白纸黑字将是永远的证据，而话则如风过耳，或许会被听到，或许会被误会，或许会被遗忘。他慎重地告诉林肯，如果他是个男子汉就应当亲自前往，当面向她说清楚，并叮嘱林肯说完就走，别逗留。林肯扣上外衣走出门，走进斯普林菲尔德夜晚的黑暗，街上行人稀少，寒风凛冽，他下定决心不再拖延。他来到爱德华兹议员的住宅，告诉她，他不再爱她。她一听即放声大哭，痛苦万分，她绞着手，骂他是个骗子，并说骗子终会受骗。他来不及告退，便被她的举动吓得不知所措，他最怕的就是女人的眼泪。他看着她痛苦万分，发现自己也泪流满面。然后，他们情不自禁地拥抱在一起。一个冷冰冰的决意告别却变成情意绵绵的意外约会。
经过这番举动，解除婚约看来是不太可能了，林肯看着结婚日期渐渐逼近，真正体会到爱尔兰人怕绞索的滋味。他解除不了婚约而他却不想和她结婚，但他现在已无法再拖延，他沉入更深的忧郁之中，即使他久经风霜的神经也难以忍受时光飞逝的重压，而那一天终于来了。
1841年1月1日，爱德华兹的私宅焕然一新，房间里鲜花烂漫，壁炉里火光熊熊，孩子们嬉笑追逐，大人们谈笑风生。
这新年的第一天天气格外晴朗，阳光分外灿烂。这一天，斯普林菲尔德最有前途的辉格党领袖的婚礼正在如期举行。玛丽·托德等待着新郎前来迎娶。大蛋糕摆上了桌子，客人们纷纷前来致贺。黄昏来临，夜幕降临，该来的都来了，只有新郎没有来。寻找的人们找遍了斯普林菲尔德的大街小巷却不见他的踪影。客人们告别了爱德华兹的房子。玛丽跑进了自己的房间，她伤心地扯掉婚纱，扑倒在床，羞愤而绝望。
这一天，林肯的好友斯庇德卖掉了他的商店而打算搬到肯塔基的路易斯维尔。林肯无家可归，人们最后找到他时发现他在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内喃喃自语，他立即被宣告神经失常，用以解释他为什么不去迎娶新娘而为玛丽·托德挽回脸面。而后他陷入狂乱之中，他乱喊乱叫，威胁着自杀。他的朋友们照顾他，不准他用刀。医生劝他多参加活动以分心，但即使是正紧张进行的州议会也不再吸引他了。
他的内心在挣扎。他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而事实上他食言了，他在最后一步抽身而使整场戏因缺少主角而失败。
他在感情与理智的激流中挣扎，理智告诉他，他必须兑现承诺，感情告诉他，他丝毫不喜欢她，而且与其结婚而忍受她的火爆脾气还不如逃掉。最后他分不清到底哪是理智哪是感情，他感到极端压抑，濒临崩溃。
逃婚后三个星期，林肯在收到斯图尔特的信后，回信给他，这封信写得悲惨至极。他写道：
我现在是世界上活着的最不幸的人。假如将我所感受的平均分给全人类，那么地球上再也找不到一张笑脸……要我保持现状是不可能的。在我看来我不是选择死亡，就是要把自己的精神控制好。
斯庇德怕他去寻死，所以林肯就被带往路易斯维尔附近的斯庇德母亲家中。在这里，他得到一本《圣经》并被安顿在一间幽静的房子里，窗户朝着一弯清溪。溪水蜿蜒地流过草原，通往一英里外的森林。每天早晨都有个黑奴为林肯送咖啡来。爱德华兹夫人，即玛丽的姐姐，说是玛丽为了要保持她的体面又要使林肯安心，就写了一封信给林肯先生，说她愿意准许他解除婚约。但是要他解除婚约时，据爱德华兹先生说，玛丽还是允许林肯只要愿意，随时有权和她再行订婚。
然而这件事却是他决不愿去做的。他再也不想见到她了。甚至在林肯逃婚后一年，他的好朋友詹姆斯·马赛尼还以为他会自杀。
就在此后的两年内，林肯完全不理会玛丽·托德，只希望她把他忘了，并希望她能改嫁别人。但她始终不肯，因为这与她的面子有关，主要是因她的自尊心所使然。她决定要对她自己和那些轻蔑或怜悯她的人们证明，她是能够并且一定会和亚伯拉罕·林肯结婚的。
而林肯也是下定决心不和她结婚的。
事实上，林肯心意非常坚定，所以在一年之内就向另一个女子求婚了。她叫做萨拉·李卡德，是巴特勒夫人的妹妹。曾经在他的好友威廉·巴特勒家住过四年。
一天，林肯跟她谈论《圣经》，说在《圣经》里亚伯拉罕跟萨拉结婚，现在他们的名字正意味着天意，于是林肯向她求婚。她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理由很简单，他们的名字也许天造地设，但是他们的年龄却天差地别。她才16岁，根本很少考虑结婚这类事。而林肯32岁，他迫切需要结婚，只要不是玛丽·托德，谁都行。林肯为当地的《桑加芒报》写社论。而主编西蒙·法兰西斯是他的一位密友及支持者。只是法兰西斯的妻子涵养不够，常爱管闲事。因为年逾四十而膝下无子，所以她以斯普林菲尔德的月下老人自居。
一天，林肯应法兰西斯夫人之邀前往她家，他不知道她同时还邀请了玛丽·托德小姐，于是冤家路窄，他们再次有了接触。林肯对婚姻生活颇为担心，遂致函斯庇德，希望他立即回答自己关于他婚后是否快乐的提问，越快越好。斯庇德告知那比他所想像的要快乐得多。
林肯无法逃避，硬着头皮再次向玛丽求婚。她终于等到了挽回脸面的一天，她一直不肯嫁人，一直希望他回心转意，并曾说只要林肯先生愿意，随时可再次向她求婚。她知道林肯出于维持他的名誉不得不和她结婚，他这头牛被安上了辔头，在她的牵拉之下不吃回头草才怪呢！
而她作为马却从来不曾离开那片草地。
1842年11月4日，这天是星期五，在林肯有点迷信的心中是个不吉利的日子，他似乎有点期望同样迷信的玛丽·托德小姐拒绝他的求婚，而使他震惊不已的是他下午刚提出求婚，迫不及待的玛丽便设法使婚礼在晚上举行了。
事情进展得如此神速令他觉得可怕。然而玛丽觉得什么都没有拖延更令人恐惧，多等一天她都不乐意。再有，今天恰巧是她的24周岁生日。于是，他们急忙跑到查特尔顿珠宝店买结婚戒指，在戒指上面刻上了“爱情永恒”一行小字。
当天下午过后，林肯请求吉姆斯·马西尼做他的伴郎，说道：“吉姆，我要和那个女孩结婚了。”
傍晚时分，林肯在巴特勒的家里穿上了结婚礼服、套上了皮靴，这时，巴特勒家的小男孩跑过来问他要到哪里去。林肯答道：“也许是到地狱去吧。”
而此时的玛丽也显得很失落，因为上回那套为婚礼精心制作的嫁衣算是白白浪费了，这次只能凑合穿上这套白色的细棉布做的衣裙。
所有的一切事务都是在万分匆忙中进行的。爱德华斯夫人说婚礼只进行了两个小时就结束了。婚礼蛋糕被端上来的时候，蛋糕上面的奶油因不能冷却，刀子切下去很不顺手。
当尊敬的牧师查尔斯·戴斯尔身着法衣宣读那篇令人心情激荡的教义时，林肯几乎是面无表情，丝毫没有激动。他脸色苍白地出现在婚礼上，无法掩饰内心的紧张，看上去简直像去屠宰场。
林肯本人对婚礼的感想在写给萨缨·马歇尔的商业信件的附文中可以找到。这封信是在他结婚后的第一个星期写的，现将此信珍藏于芝加哥社会历史书院。
“没有什么新奇的感觉，”林肯这样写道，“真的，这场婚礼对于我来说，只不过是经历了一次迷茫与困惑罢了。”第2仕途艰辛
林肯生命中最大的悲剧不是惨遭暗杀，而是他的婚姻。但是面对整天碎嘴唠叨、乱发脾气的专横夫人，他并没有消沉，而是抱着“不要对任何人怀有敌意，而把善心施与众人”的人生态度驰骋政坛。在经过了长达19年的孤军奋战之后，他所蹿升到的高度足以令人眩晕。
“林肯夫人有着一般人比不上的大嗓门，”参议员拜尔瑞治说道，“即使隔着一条街都能听见。她家附近的邻居总能听见她的尖声怒骂。有时她还用其他方式宣泄自己的怒火，然而无论采用哪种方式，事后她总能找出各种理由为自己的粗暴专横开脱。”
林肯不属于任何一个教派，因此，他总避免和朋友们谈论宗教问题。不过，有一次，他对赫尔顿说自己的信仰和一位名叫克莱恩的印第安纳老人差不多，这位老者在一次教堂集会上说道：“做了好事，我的感觉就是好的；做了坏事，我的良心就会不安。这就是我的宗教信仰。”
“我相信你说得每一句话，”林肯反驳道：“但是，我绝对不会这样做，因为这钱出自一个精神失常的可怜女孩，我宁愿饿死也不会以这种方式骗她的钱花。我们最多只能收取这个费用的一半，否则我分文也不要。”
林肯对奴隶制深恶痛绝。他曾说：“劳动是我们人类的共同负担，而有些人却竭力要把他们分内的负担转嫁到别人头上，这是造成人类连续不断的灾祸的根源。”
此时正是寒冬12月天，北风呼啸，头顶的雁群掠过灰色的天空向南方飞去；一只野兔正急速地越过马路；几声狼嚎从远处的林子里传过来。但是，坐在马车上的男子对周围的事物和声响却毫无反应，他在低头沉思，在落寂中黯然伤神，也在思索着明天的路该如何去走。
他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状态。虽然乡村旅社的居住条件很差，但是对他来说，再不好的环境也比呆在家里强百倍。因为家里那位林肯夫人成天不是碎嘴唠叨就是乱发脾气。
烦恼的家庭
当我在伊利诺斯的纽萨勒姆写作本书的时候，当地一位律师好友亨利·邦德曾多次向我提议说：“你最好还是去拜访一下吉米·马尔斯舅舅，他是林肯的律师伙伴赫尔顿的几个舅舅中的一位。当年林肯夫妇曾在他姨妈经营的外租房里住过一段时间，他或许知道的不少。”
这样有价值的线索我自然不会放过。于是，在7月里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就和邦德先生开车前往几英里外纽萨勒姆附近的一个农场。林肯当年步行到斯普林菲尔德去借法律方面的书来读就曾路过这里。路上渴了，他就停下来给人家讲几个故事来讨杯果酒喝。可是谁能想到，这个讲故事讨果酒渴的人却成为了美国史上最有名的总统。
我们刚到那里，吉米舅舅就拖出一把摇椅坐到院子的枫树荫凉下面。农场里很安静，只有几只小鸡和小鸭在草地上卿卿叫着蹦来跳去。我们的谈话时间不短，大概有三、四个小时，吉米舅舅很有感染力地讲述了林肯的一些事情。下面的故事绝对是第一次在本书出现，以前还从未见诸报端和书刊：
马尔斯舅舅的姨妈凯瑟琳嫁给了一位名叫杰库伯·尔利的内科医生。1838年的3月11日夜里，也就是在林肯到达斯普林菲尔德的一年之后，一个不知名的神秘男子骑着马来到尔利医生的宅门口，他敲门把医生叫到大门前，把火枪枪膛里的子弹全部倾射到医生的身上，随后翻身上马，一溜烟地不见了。
当时，斯普林菲尔德虽然只是个小地方，可调查结果没有人被怀疑犯有谋杀罪。那个神秘男子究竟是谁，至今依然不得其解。
尔利医生并没有留下多少财产，只留下一小块田产，因此他的遗孀被迫靠出租房屋维持生计。不久，林肯夫妇便居住在这里。
吉米舅舅告诉我他经常听到他的寡妇姨妈说起下面的事情：
一天早晨，林肯夫妇正在吃早餐，不知道林肯说了什么话惹恼了他的妻子。只见林肯夫人怒气冲天，抄起热腾腾的咖啡就泼到了林肯的脸上，而且当时许多客人都在场。
林肯在客人面前颜面无存，但他什么也没有说，然后，尔利太太连忙拿来手巾替他擦脸和衣服。
由此我们不难推测出林肯夫妇后面二十多年的婚姻生活状态。
当时在斯普林菲尔德从业的律师已有十一名，但这里毕竟是个小地方，所以他们经常在各个村庄之间骑着马展转，以赚取更多的生活费，或者跟着在各地主持庭审的大法官戴维斯，戴维斯在第八司法区的范围之内四处游走。别的律师们通常尽力在星期六赶回斯普林菲尔德以便和家人共度周末。可是林肯除外，因为他害怕回家。春天里，他有三个月待在外面；秋天到了，他又是一连三个月不回家。他总在外地四处奔波，总是找出各种理由不回家去。
他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状态。虽然乡村旅社的居住条件很差，但是对他来说，再不好的环境也比呆在家里强百倍。因为家里那位林肯夫人成天不是碎嘴唠叨就是乱发脾气。
“他太太的暴虐脾气简直要把他逼疯了。”甚至连邻居也这样说。大家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偏袒林肯，而完全是根据他们看到的和不想听也能听见的一切。
“林肯夫人有着一般人比不上的大嗓门，”参议员拜尔瑞治说道，“即使隔着一条街都能听见。她家附近的邻居总能听见她的尖声怒骂。有时她还用其他方式宣泄自己的怒火，然而无论采用哪种方式，事后她总能找出各种理由为自己的粗暴专横开脱。”
“她太粗暴了，”赫尔顿这样说道，“她在领着丈夫跳一支令对方头晕目眩的舞蹈。”
赫尔顿还分析了玛丽会如此暴躁地发泄自己心中的怒火和不满的原因，一切都是她的报复心在作怪。
“他曾经令女人独特的骄傲和自尊蒙受过奇耻大辱。”赫尔顿意味深长地说道，“而她认为自己的人格在众人的眼睛里降低了一大截。那么，她的爱情就会被复仇心所占据。”
玛丽总是在抱怨，因为当她的朋友们走进房子时，林肯从不起身相迎，也不会走过去接她们的外衣表示欢迎，甚至当访客离开时，他也不会到门口送客。
他喜欢躺着读书。下班回家后，他就即刻脱掉他的上衣、皮鞋以及领带，并把他前边的背带解开，再把走廊上的一把椅子翻倒在地，在它斜背上放枕头，然后将他的头和肩头靠过去，四肢舒展地躺在地板上。一位妇人曾和林肯家人同住两年，她说：有一天晚上林肯正好躺在走廊上读书，恰巧有客人来。不等仆人去开门，他就跳起身来，穿着衬衫就走过去，把客人们引进客厅里，还说他愿意为她们引路。林肯夫人在隔壁房间看见妇女们走进来，又听到她的丈夫如此开玩笑的话后，她便大发雷霆，说要给他好看，他却高兴地溜出屋外。直到夜深人静时才回来，而且是由后门悄悄地溜进来。
林肯夫人的忌妒心很强，她对约书亚·斯庇德没有好感。她怀疑就是这个人怂恿林肯缺席上次的婚礼。结婚以前，林肯习惯把寄给斯庇德的信的末尾写成“诚挚的爱献给芬尼”。但是，结婚以后，林肯夫人嫌这句话过于肉麻，要他改写成“问候斯庇德太太”。
林肯总把别人对自己的帮助记在心里，这是他的优秀品格之一。为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他答应要把自己的第一个儿子取名为约书亚·斯庇德·林肯。可当玛丽·托德一听说此事，她立刻就大吵大闹起来，说这是她的孩子，应该由她来给孩子起名！但决不会用约书亚·斯庇德这个名！而应该叫罗伯特·托德，随她父亲的姓……
其实，把这个孩子取名为罗伯特·托德实在不当，他是林肯四个孩子里唯一长成大人的。
林肯夫人常常因为花园里没有花草树木而抱怨。于是，林肯就种了一些玫瑰花，但他对摆弄花草没什么兴趣，不久它们便因失去照料而枯死。即使后来她催促他布置一个花园，其结果也还是长满了野草。
虽然他不大喜欢劳动，但他还是喂养并刷洗一匹名叫“老白”的马。他也喂养自己的牛并亲自挤奶而且也锯家用的木材。甚至直到离开了斯普林菲尔德，当选了美国总统，他依然坚持这些事情。
林肯时常心不在焉，总是沉溺在出神的状态中，看起来就好像已经忘却了这个世界和其中的事物。在星期日，他总是把婴儿放进一部小推车里面，然后在家门口那崎岖不平的人行道上推着来回地走。有时小孩子会突然跌出车外，但是林肯还是依然推着，而他的双眼盯着地上，一点都听不见他背后那种号啕大哭的声音。他根本不晓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直到林肯夫人从门口探出头来，以尖锐的声音向他大骂，他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时他在办公室劳碌了一天，回到家来，看到她却视而不见，也不说话。他对食物很少感兴趣，她将菜肴准备好后，经常要费一番力气才能把他叫进餐室。尽管她叫着，他却好像没有听见。他总是坐到餐桌边，望着天花板直发呆，直到她再催促他。
夫人常批评他从来不管教孩子。因为过分疼爱他们，所以就看不见他们的过失。但他却从不忽略称赞他们的好行为。林肯曾说过：“我喜欢我的孩子们自由快乐，且不受父母专制的管束。爱才是把孩子和父母连接起来的原动力。”他纵容他的孩子们有时又显得太过度了。一次，当他和最高法院的一位法官在下棋时，罗伯特来通知他的父亲吃饭时间已到。林肯回答：“好，好。”但是因为下棋太专注了，所以他又忘记了，然后又继续下棋。
孩子第二次来，说母亲已催促他们。林肯又答应说快好了，但仍然忘记。
第三次罗伯特又来喊，而林肯也第三次答应了，但仍然继续下棋。于是，这孩子突然地一下子把棋盘踢得比玩棋人的头还高，棋子到处乱飞。
“您看，法官先生，”林肯微笑着说道，“我们只能再找机会把这盘棋下完了。”
林肯甚至想不起管教他的孩子。晚上，那几个小男孩有时会藏在木围栏的后面，手上握着一截木条伸向围栏外面。由于附近没有路灯，行人路过这里会一不小心碰到木条上，他们的帽子就会被木条刮落到地上。有一次，黑暗之中孩子们没看出路过的正是自己的父亲，而把他的帽子刮到了地上。可是他并没有责备他们，只是告诉他们开玩笑不要过火，否则会令别人很生气。
林肯不属于任何一个教派，因此，他总避免和朋友们谈论宗教问题。不过，有一次，他对赫尔顿说自己的信仰和一位名叫克莱恩的印第安纳老人差不多，这位老者在一次教堂集会上说道：“做了好事，我的感觉就是好的；做了坏事，我的良心就会不安。这就是我的宗教信仰。”
但事后，林肯显然还是未曾想到要教训他的儿子。有时在星期天的早晨，林肯就带着小孩子到自己的办公室去。在那边，他们被获准可以捣乱，所以他们就在书架上乱翻，接着搜抽屉，又乱倒盒子，还把铅笔丢进痰盂中，甚至把墨水瓶翻倒在纸上，也将信件散落一地，并在上面乱跳。
而林肯却从来没有责怪过他们，也没有向他们露出一个父亲常有的厌烦表情。夫人难得一次到办公室去，但当她去时，总是会被吓一大跳。因为那地方可说是没有秩序，到处堆满着东西。甚至将好多文件卷成一束，并在上面写着“如果在别处找不到，请翻翻这一束吧”。
就如斯庇德说的那样“林肯是一个有节律而无条理的人。”
在办公室的一面墙上有一大块黑斑，也许你不会相信，那是一名学法律的学生把墨水瓶扔向某个人的头顶所留下的。在办公室里，有一些草籽在书柜顶上的尘土中发了芽，看来已有很长时间没有人打扫和擦洗了。
他那善良的心地和体谅他人的品格并不能换回更多的酬劳，反倒常常受到玛丽·林肯的责怪和谩骂。在她眼里，林肯简直是个不开窃的大傻瓜。
职业操守
在很多方面，林肯夫人称得上是全斯普林菲尔德最节俭的家庭主妇。她的奢侈行为只是为了能在人前显示其高贵和富有。在林肯夫妇生活并不是很富裕的时候，为了应酬那些社交活动，她不惜重金买下了一辆马车，为此，她一个下午就要付给邻居家的男孩25美分把自己拉到城中心去。其实，这里只是一个很小的城镇，她完全可以步行或者雇辆车，但是，她不能那么做，那样多掉价呀。无论当时他们经济状况多么窘迫，她都能找到钱买回几件超出实际购买力的衣服。
1844年，林肯付了1500美元买下查尔斯·戴斯尔牧师的住宅，正是这位牧师在两年前为他们举行过婚礼。这栋房子有客厅、厨房、起居室、寝室；而在后院里，有柴堆、外屋和谷仓以供林肯喂养他的牛和马。
起初，这栋房子在玛丽看来就像是个乐园，因为比起她刚搬离的宿舍里那些凄凉而空无一物的房间，实在好多了。可是没过多久，那些完美的感觉也开始消失，她就不时地指责着这房子的缺点。她的姐姐住在一栋两层的大厦里，而这房子却仅有一层半的高度。她有一次和林肯说，任何有出息的人是决不会住在这种一层半高的房子里。
通常，她向他要求任何事物时，他从不过问，不过就在这一次，他却持反对立场：家庭人口少，这房子是够住的，而且他又是个穷光蛋，当年他们结婚的时候，他才只有600美元，而后他一直没有增加积蓄。他晓得他们是无法扩充房子的；而她也知道，但她还是一味地催促和抱怨。最后，为了要叫她安静下来，他便叫一个人来估价，这只是林肯想告诉她价钱很昂贵。她听后愕然失措，所以他以为如此就能了结这件事了。
可是，他太乐观了，因为在他下一次上路巡回的时候，她另外请了一个木匠，做了较低的估价，并吩咐立即开工。
当林肯回到斯普林菲尔德走上第八街时，他几乎认不出他自己的房子。遇见一位朋友，他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询问：“对不起，你能告诉我林肯先生住在哪里吗？”
作为一名律师，他的薪酬是很低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收人刚好和账单持平”。可现在刚一回家就发现一笔不小的木工费用又压到了他的肩上。他说这曾使他感到极度地沮丧。
不管林肯怎样地批评和不满，玛丽总能给予他以最严厉的回击，这也是她惯用的方针政策。她暴躁地埋怨他不知道怎么挣钱，也不会合理地花钱，还把律师服务的收费标准定得过低，这样下去，一辈子也只能是个穷光蛋。
她总是把这些话挂在嘴边，也许很多人听了这番话都会同情她。其他律师们也经常被林肯那低廉的收费所触怒，并且声明他的做法会使律师业沦为低收入的行当。而林肯对此显得很冷淡，只是继续做着自己该做的事。
至1853年年底，林肯已是44岁的年纪，距进入白宫还有8年光景。他在麦克里恩地区共接手过四桩案件，而全部收费相加只有30美金。他说他的客户大部分都像自己一样贫穷，他怎么可能会向他们收取高额的费用呢！
有一次，一名男子付给他25美元作酬劳，而林肯把其中的10美元退还给了人家，说道：“谢谢你的慷慨，可我只能收取我该得的酬劳。”
还有一次，一个骗子企图骗取一位精神失常的女孩的万贯家财，林肯在法庭上用了还不到一刻钟就取得了胜诉，从而使这位女孩的财产免遭损失。判决刚结束，他的同事沃德·莱蒙就拿着250美元和他分红。而林肯却声色俱厉地斥责了同事的行为，莱蒙辩解说这钱是事先说定了的，而女孩的兄长心甘情愿支付这笔钱以示答谢。
“我相信你说得每一句话，”林肯反驳道：“但是，我绝对不会这样做，因为这钱出自一个精神失常的可怜女孩，我宁愿饿死也不会以这种方式骗她的钱花。我们最多只能收取这个费用的一半，否则我分文也不要。”
再来看另一件案例：一位老年妇女作为“革命战士”理应领取400美元，而一家抚恤金代理机构只付给她200元。这名妇女又老又穷，林肯替她起诉了这家代理机构并且赢得了官司。他不仅分文未收，还帮她付了旅店的账单，为她买了回家的车票。
林肯经常劝他的客户庭外解决纠纷，并且为客户做免费咨询。有一次，他拒绝接受一个辩护。他说：“那名被告实在太可怜了，他是个穷苦的残疾人。”
他那善良的心地和体谅他人的品格并不能换回更多的酬劳，反倒常常受到玛丽·林肯的责怪和谩骂。在她眼里，林肯简直是个不开窃的大傻瓜。而别的律师都通过不择手段地收取各种费用和再投资从而步入了富人的行列。戴维·戴维斯和罗根就是这样富起来的。对了，还有道格拉斯也在芝加哥投资了地产生意。道格拉斯聚拢了大笔资财甚至摇身变成了慈善家，他捐给芝加哥大学十亩地用于建教学楼。他现在还是国内政治界风云人物之一。
玛丽还常常想起道格拉斯，她是多么希望自己当初嫁的是他！要是做了他的夫人，她就能步入华盛顿的上层社会，她就能身穿巴黎时装去欧洲旅行，还能和女王共进晚餐，没准哪天就能入住白宫。然而，这一切竟显得是那么的遥不可及。
而作为林肯夫人，将来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她估计自己的丈夫只能按照目前的状况延续下去：一年中有一半的时间都骑着马出差在外，而把自己一个人撇在家里。她只能从他身上感受到极少的爱慕与温存。多么大的差异！早年在曼苔勒夫人那里求学时就做过罗曼蒂克的美梦，可是，这和现实生活之间有着多么令人痛苦的差异啊！
每到深夜他总是独自一人低垂着头，走在僻静的小巷里，神色暗淡忧伤。他常说：“家让我感到害怕。”这时，如果有朋友看见他，就会把他领到自己家里过夜。
痛苦的家庭生活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到的，在很多方面林肯夫人是最节俭的家庭主妇，她自己也这样认为并引以为豪。她购买生活用品时筹划得非常仔细，一日三餐也是能省则省，就连喂猫的食物她也要精打细算。还要交待一下，林肯夫妇是不养狗的。
林肯夫人买的香水可真是不少，一瓶接一瓶打开往身上点几滴，然后就马上退回去。她总是说这些都是略等货，与当初吹嘘的不符。她屡次使用这种伎俩，后来商家只好拒绝满足她购货的要求。那位香水商人的账本至今还能在斯普林菲尔德找到，上面用铅笔记录着——香水被林肯夫人退回。
她常常和各种商贩发生口角。举例来说，她觉得卖冰的人给她的冰块分量不足，她转过身对着小贩劈头盖脸就是一通尖声斥责，引得众邻都跑过来看热闹。
当她第二次这样尖叫着数落卖冰的小贩时，早已忍无可忍的小贩发誓要是以后再来卖给她一块冰就是活见鬼。
这个小贩并不是随便说说，而是真停止了做她的生意。这下子她为难了，因为没有了冰是不行的，而那个人又是城里唯一的供应商。因此，玛丽·林肯只好向别人赔不是了，这可是她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啊。但是，她并没有亲自出面，而是交给邻居25美分替自己到城中心跑一趟，劝说那个商贩继续买冰给她。
林肯的一个好朋友创办了一种小型报纸，林肯订阅了。当第一份报纸送到门口时，引起玛丽·托德大怒，她又说又骂。为了要安抚她，只好说他没叫人送报纸。真的，他只说他要付钱订阅，可是他没有说他要叫人送报来，这是律师的机智啊！那天晚上，瞒着她的丈夫，玛丽·托德写了一封极为愤怒的信，将她对于该报的看法写给编辑，并要求它停刊。由于她过分地辱骂，所以编辑就在报上公开地答复她，并且写信给林肯，要求他说明。林肯因这事闹得满城风雨，而大感苦恼，以致生病。他极为无奈地写信给编辑，说明那全是一场误会，并尽他可能地加以说明。
玛丽·托德很轻视长辈们，也十分瞧不起托马斯·林肯一家人，她以他们为耻辱。所以林肯怕即使他们来了，她也不肯接待他们进门。所以23年来，他的继母住在离斯普林菲尔德70里以外的地方，只有他去看她，而他的继母却从来没有到过他家。
在他结婚以后，唯一到过家里的一个亲戚，是个远房的堂妹，叫哈瑞特·汉克斯，是个性情温和且头脑清晰的女子。林肯很喜欢她，所以当她在斯普林菲尔德就学期间，就邀请她来住在他家里。但是林肯夫人却把她当做佣人来使唤。林肯大为反对，无法容忍像这样无理的事，结果又演变成一场大闹剧。
同样，玛丽对她雇用的女仆也总是动不动就大发雷庭。女仆自然是换了一个又一个，当她们必须要收拾行囊离开时，背后傲慢的林肯夫人的谩骂声依然不绝于耳。凡在她家干过活的人对她很是反感和轻视，她们还大肆宣传其他同行不要来他们家干活。这样一来，林肯一家想不上当地仆人的黑名单都难。
玛丽对此十分恼火，可这又能怨谁呢？最后，她不得不写信雇请那些‘粗野的爱尔兰人”。可是，所有来到她家干活的爱尔兰人“粗野”地让她简直无法忍受。最后，她公然宣称如果自己比丈夫活得久，她就迁到南部地区度过晚年。那些和玛丽从小一起在莱克星敦长大的人对奴仆们的失职和粗野从不宽容。如果哪个黑奴犯了过失，他就会被绑到广场的圆柱上接受鞭打，还有的甚至被鞭打致死。
说起“大个儿”，在当时的斯普林菲尔德几乎没有几个人不知道。他有一辆用了很多年的马车和几匹骡子。他就是靠这套“快速运输”工具维持生计。不幸的是，他的侄女来到林肯家做帮佣了。没过几天，女仆和女主人之间就吵得不可开交了。这个姑娘把围裙往地上一扔，收拾起箱子，大步走出了房间，把大门在身后砰地一声撞上了。
当天下午，“大个儿”就赶着他的那辆骡车转弯抹角来到斯普林第八大街，对林肯夫人说他要取回侄女不带走的行李。林肯夫人正愁没地方撒气，对来人和他的侄女便破口大骂起来，还扬言说如果他们胆敢进人房间，那她绝不会手下留情。“大个儿”带着一肚子怨气冲进了林肯的办公室并大声吼道：“你必须要你那不讲理的夫人向我们道谦。”
林肯先让“大个儿”坐下，并认真地听他叙说事情的经过，然后哀伤地说道：“对您所说的一切我深表歉意，但是不瞒您说，您所受的冤屈仅这一次而已，而我所忍受的煎熬不知要是你的多少倍，而且还得继续忍受。”
听了林肯的讲述，“大个儿”反而对林肯的处境表示出极大的同情，他不再要求什么，并且还为因打扰了他的工作而表示深深的歉意。
然而，最令邻居们意想不到的是，居然有过一个女佣在她家干活干了两年还多，其实也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因为林肯私下里给了这名女佣点儿额外好处。当她刚进林肯家时，他便把她拉到一边，坦率地告诉她将面临什么样的精神压力，即使他会同情她，但也无能为力，她必须要学会克制。如果她同意留下来，林肯就许诺每月多付给她10美元。
女主人的脾气照发不误，不过有了那份额外的金钱和精神支撑，女佣玛丽娅坚持了下来。当林肯夫人横挑鼻子竖挑眼时，林肯会找个机会偷偷溜进厨房，拍着女佣的肩头开导一番：“你做得不错，鼓起勇气，玛丽雅，就这样做，一直这样做吧。”
后来，这名女佣与格兰特将军手下的一名士兵结婚了。内线刚一结束，她就马上赶到华盛顿提出复员请求，因为她和孩子们需要这个顶梁柱。林肯很高兴去看望这个女人，和她坐在一起叙旧。他还想邀请她来家里吃晚餐，但被玛丽·托德拒绝了。他送她果篮和钱让她去买几件衣服，还对她说第二天再打电话来，他会送给她通过防区的证件。但是，她并没有而且以后也再没有机会打那个电话了，就在当晚林肯被暗杀了。
林肯夫人“这座火山”总是在向外喷发着，长期以来她就这样狂暴地发泄着内心的焦躁和仇恨，在别人看来她简直就是一个泼妇。这可能和她原来的家庭有关，因为玛丽的父母本是一对表兄妹，估计是这种近亲之间的结合造就了她那暴虐乖张的秉性。她的精神出问题了，许多周围的人都这样说，就连她的神经内科医生都怀疑她正处于早期的精神分裂症状。
林肯以基督徒般的内心承受着这一切压力，几乎没有责备过她。但是，他的那些朋友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忍受了。
赫尔顿把她贬为“发了疯的母猫”和“令人厌恶的母狼”。
特纳·丁先生是林肯的崇拜者之一，他把玛丽说成是“地狱中的魔鬼”、“女魔头”。他还说他曾亲眼见那“女魔头”把他心中的偶像从家里一次又一次地赶出来。
住在华盛顿的总统秘书约翰·海依依先生更是看不惯总统夫人的做法，并毫不客气地称她为“恶俗女人”，还说报纸上最好不要再登这个恶女人的名字了。
卫理公会教的牧师和林肯是好朋友。他也住在斯普林菲尔德，并且离林肯家还很近。他的妻子曾证实说林肯夫妇的家庭生活真是糟糕透了，经常看见林肯太太抡着扫帚把他赶出家门。
杰姆斯·科里和林肯家做了16年的邻居，他用“像是恶魔附体”和“十足的疯婆子”来形容林肯太太，说她满脑子的猜疑和幻觉，所有的邻居都能听见她那刺耳的哭闹声。她还要求在她的房前屋后派人看守，因为她总觉得有个恶人要害她。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可她那恶虐脾气不但没有减弱，反而越发地频繁、越发地粗暴了。林肯的朋友们对他深表同情，因为家庭生活对他可以说是不存在的。他连最亲近的朋友伙伴都没有请到家里来做过客，即使是赫尔顿和法官戴维斯这样的密友。而他本人也在尽量避开玛丽，无数个夜晚他都是和几个律师一起在阅览室里度过的，或者来到迪勒尔的杂货店给众人讲故事以消磨时间。
每到深夜他总是独自一人低垂着头，走在僻静的小巷里，神色暗淡忧伤。他常说：“家让我感到害怕。”这时，如果有朋友看见他，就会把他领到自己家里过夜。
还有谁比赫尔顿更了解林肯那痛苦的家庭生活呢？难怪他在《林肯传》的第三部分中这样写道：
林肯从不向别人说及自己的心事，因为在他看来，还不曾有真正意义上的知己。他从没对我说过他心底的秘密，而且据我所知，也不曾和别的朋友说起过。他独自一人默默承受着这一巨大的精神负担。即便他不说，我还是能感觉到他内心压力的沉重。
他很少会早起，通常他要九点钟才能到办公室来，而我总会比他早到一个小时的。不过，我记得有一天天刚亮他就来办公室了。我刚一踏进办公室的门，就看见他已经在那里了，立刻就意识到肯定是他家庭生活的那潭死水昨晚又起了波澜。只见他一会儿躺在长沙发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一会儿又把两脚搭在窗台上而上半身蜷缩在扶手椅子里。我进门时他连眼皮也没抬一下，只是随便说一声“早上好”。而我迅速地拿起纸笔忙碌起来，或者翻看几页法律文件。但是，他的忧郁沉闷压得我都有些喘不过气来了，于是，连忙找了个借口离开了办公室，随便找一个地方都比这里要轻松的多。
办公室门外的走廊不是很宽。在其一面的玻璃窗上都装有窗帘。我找借口离开时并没有忘记把窗帘给拉上。当走到楼梯最下面一层的时候，我能听见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那是林肯把自己禁闭在孤独郁闷之中了。我在法院的职员办公室待了一小时之后，又跑到附近的商店又无聊地转了一个钟头。在外面待得差不多了才往回溜达。办公室里有个顾客在咨询，林肯讲解法律条文的时候能暂时驱散一下郁积在心头的不快。顾客走后，他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地讲给我听，他这样做是为了驱散早晨压在头顶上的乌云。
好不容易熬到了中午，我要回家去吃饭。一个小时后回来的时候，我发现他还在办公室里，其实他的家离这里是很近的一段路。只见他正在吃一片奶酪和几块饼干。这简单的午饭是他在我离开的时候从楼下的商店买上来的。当傍晚五、六点钟下班时，他还是迟迟不肯离去，不是坐在楼梯口的箱子上和路人开玩笑，就是站在法院的台阶上和行人打招呼。直到法院楼上办公室里透出的灯光告诉他天已经很黑了，人们都该睡觉了，这位身躯高大的、未来的总统才静静地走在树木和楼房投在地上的暗影里，极无奈地朝自己家的大门走去。
也许有的人会说我言过其实了。真是这样的话，我要说明的是，绝对不是我过于夸张，而是他们根本不了解真实的情况。
一次，林肯夫人对林肯发起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也最为疯狂的攻击，这使得林肯再也无法忍受了——尽管他怀着“不要对任何人怀有敌意，要把爱心施于众人”的坚定信条——他仍然丧失理智地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推向大门口，并大声喊道：“是你毁了我的生活，是你葬送了这个家。你该受到诅咒，你给我立刻从这里消失掉！”但是，这丝毫不能改变以往的生活状态。
林肯对奴隶制深恶痛绝。他曾说：“劳动是我们人类的共同负担，而有些人却竭力要把他们分内的负担转嫁到别人头上，这是造成人类连续不断的灾祸的根源。”
进取与忧伤
1846年5月1日，自由党人提名林肯为国会议员候选人。
他的竞争对手是民主党人彼得·卡特莱特牧师，他曾在1832年击败林肯而当选为伊利诺斯州议员。
卡特莱特的手下散布流言，大造舆论，说林肯是基督教的公开嘲笑者，甚至还讲过“耶稣是私生子”，指责他对信仰有偏见。为此，林肯在一份传单中说：“我不属于任何基督教教会，这是事实，但我从来不否认《圣经》中的真理，在我的谈话中也从来没有有意亵渎宗教的地方，更没有冒犯过任何基督教派。”在这份传单中，林肯还说：“我只觉得任何人都无权去伤害他可能生活于其中的公众的感情和伦理。”站在大众这一边，尊重他们，至少不冒犯他们，可以说是林肯一贯奉行的信条，除非不得已。有一次专程前去聆听卡特莱特牧师的布道。只听牧师叫道：“那些愿把心献给上帝的人，那些想进天堂的人，请站起来。”但见一些人站了起来。牧师又叫道：“所有那些不愿下地狱的人，请站起来。”这次只见除了林肯外，全体都起立。
于是卡特莱特牧师说话了：“林肯先生对上天堂和下地狱都没有做出反应，那么请问，林肯先生你想到哪去呢？”没料到会被点名，这次他站了起来，说：“我认为对待宗教问题必须严肃。对于卡特莱特牧师所提的问题，我承认都很重要，但我觉得我并不需要像其他人那样回答问题。不过，卡特莱特牧师很关切地问我要到哪去，我必须坦率地回答：“我要到国会去。”
到投票日那天，林肯落选了。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失利。
两年后，他又去竞选，终于得到胜利，玛丽·林肯欣喜若狂，以为他政治上的胜利已经开始了。她订制一套新的晚礼服，并忙着温习她的法语。当她的丈夫一到首都，她写信时便称他为“敬爱的林肯大人”。
她也想去华盛顿居住，她渴望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并相信那里有她想得到的一切。可是，当她来到东部和丈夫会合以后，才发现一切和她想象中的大相径庭。林肯迫于生计只能向道格拉斯伸手借钱，直到他从政府那里领到了第一笔工资款，生活状况才得以好转。
这样一来，林肯夫妇就只得暂居在位于郊区边上的斯普里格斯太太的寄居所里。而这里没有柏油路，便道也是用石头子和土灰铺成的。屋子里光线幽暗，水管也不再屋内。后院里有厕所、鹅圈和一个小菜园。不过，隔壁邻居家的几头猪总闯进来寻食吃，斯普里格斯太太家的小男孩时不时地就得拿着木棍跑出来把猪轰出去。
当时，在华盛顿还不曾有垃圾收集服务设施，所以，斯普里格斯太太就把废品垃圾倒在后街的小巷子里，全靠乌鸦以及四处活动的猪和鹅把废物消化掉。
林肯夫人发现要想步入华盛顿的上流社会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被拒之门外的她只能暂且栖身于这阴暗的寄居所，和斯普里格斯太太那几个被惯坏了的小男孩生活在一起，听他们在菜园里赶猪时所发出的刺耳的吆喝声。
这已经让他们很失望了，但是和那暗藏着的政治灾难比起来是根本算不上什么的。当林肯步人众议院的时候，美国正在向墨西哥发动一场历时一年之久的战争。这是一场完全以侵略为目的的战争，其用意是故意刺激国会对奴隶问题的反应，以及通过领土的扩张和赞同奴隶制度的议席增加使奴隶制更加繁盛起来。
在那一次战争中，美国成就了两件事。德克萨斯州以前是属于墨西哥的，而后脱离了。美国便强迫墨西哥放弃对德克萨斯的一切权益，并且处心积虑地抢夺了墨西哥原有领土的一半，并划分为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及加利福尼亚州。
格兰特将军曾说过，那是有史以来最邪恶的战争，而自己曾经参战是永远也不能宽恕的。
此时，林肯挺身发言，他抨击总统发动了一场抢掠谋杀的战争，一场强夺和不义的战争，又声称天上的上帝居然忘记保护弱小无辜的人民，竟允许这些强悍的杀人者和地狱里上来的魔鬼尽情地杀戮，使得正直人的土地荒芜且遭受浩劫。
他的讲话尽管在国会并没有造成太大的震动，却在他的家乡伊利诺斯州激起了巨大震荡。卑鄙、怯懦、无耻、叛徒等等恶意称呼被加在林肯头上。
集会做出如下决议：他们永远无法忍受如此恶毒的诬蔑，绝不能让这种诬蔑强加到那些活着的勇士们和战死疆场的英灵们的头上。那必将唤起每一个有良知的伊利诺斯州人的强烈愤慨。
这愤慨在那些人心头整整郁积了十多年。当13年后林肯竞选总统时，上面那些谴责还被扣到林肯的头上。
“我等于在政治上自取灭亡。”这是林肯亲口对他的律师朋友说过的话。
他如今害怕回家去面对怨恨的选民，于是他设法找个职位好让自己留在华盛顿，便开始活动要弄个地政局局长的位子来坐，但他失败了。然后他又尝试要当俄勒冈边境的州长，也希望在这一州加入联邦时，他可以当上第一届参议院议员，然而他又失败了。
于是，他重新回到斯普林菲尔德，继续他的律师工作，重新在第八审判区巡回，成为全伊利诺斯州中最凄惨落魄的人。
他决心要把政治全盘放弃，专心从事律师工作。
但是，他脑子里就像有一团乱麻总也理不出个头绪来。于是，他开始训练自己集中注意力。为了提高自己分析问题的能力，他特地买了一本几何书，并随身携带。
赫尔顿在传记里写道：
在乡间的小旅馆中，我和他共睡一张床。他总是点一根蜡烛放在床头的一把椅子上面，再将那长长的脚搁在床脚上。然后就以这样的姿势一直读到凌晨两点钟。我曾不止一次见到他这样专注地读书，而那时碰巧和他共用一间客房的我或者别的同行正在酣梦之中。就是在这种非常窘迫的情形之下，他学会了欧几里得几何，并能够轻松论证习题和公式。
在掌握了几何知识以后，他又开始学习代数、天文学，接着又开始准备一篇关于语言的起源和发展的学术报告。但是，不管对那个领域的学习都比不过对莎士比亚研究的兴趣浓厚。纽萨勒姆的杰克·凯尔索对他在文学方面的影响将使他终身受用。
不知从几时开始一直伴随到他生命的结束，林肯身上有个显著的性格特征，那是一种深沉的、难以言表的哀伤和忧郁。
杰斯·韦克协助赫尔顿写作这卷不朽的林肯传记，当时，他曾经觉得关于哀伤部分的刻画有夸大言过之嫌。因此，他后来就去找那些曾和林肯有过多年密切接触的这些人，包括：斯图亚特、惠特尼、玛西尼、斯怀特还有法官戴维斯等人，并就自己的疑问进行了讨论。
经过与这些人深入讨论之后，韦克用极其坚定的语气说：“这些人从未看出林肯本人对自身的忧郁倾向有丝毫觉察。”赫尔顿对此不但表示认同，而且还补充道：“在足足20年的岁月里，我从未见到过林肯有哪一天是真正快乐的。他那最为显著的性格特征就是那永远也磨灭不掉的哀伤的神情。忧郁伤感伴随着他度过了一生。”
在外奔波时，他就和同行的人住在一起。天刚蒙蒙亮时，他的室友经常会被他的语无伦次的喃喃自语唤醒，一睁眼就发现他正呆呆地坐在床边。不一会，他翻身下床去生火，又开始对着跳动的火苗发呆。忽然就冒出这句话“哦，唯有逝者的亡灵将化作永恒的怀念。”
有时他在街上走着，也会因过于消沉而忽略了在路上碰见或向他打招呼的人们。偶尔他会和人握手，却不知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
约翰森·伯奇曾这样写道：
在我们出席布鲁明敦的法院会议期间，林肯总能把法庭内外的听众逗得捧腹大笑。然而很快，他就陷入深深的思索当中，没有人敢去打搅他。有时，他把椅子斜靠在墙上，双脚踩在椅子下面的横梁上，膝盖向上翘起，双手交叉着放在膝头，帽子压得很低，以便能盖住那无限忧伤的双眼。一幅多么令人黯然神伤的画面！这幅画面我已不知见过多少回了，即使是最要好的朋友也不忍心去破坏他现在的心境。给他一个自由暇想的空间吧！
议员拜尔瑞治曾经对林肯的生平做过最为详尽细致的研究，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自从1849年直至其生命的结束，沉重的伤感成了林肯个性的主导。那是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极为深沉的伤感情怀。
然而，林肯身上所具有的无穷无尽的幽默感和讲故事的高超技巧和他那独特的忧郁个性匪夷所思地结合到了一起，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所讲的幽默故事就连大法官戴维斯有时也会驻足倾听。
赫尔顿说：“他总会被人群包围，有时听者多达二三百人。他走到哪里，周围人总是笑声不断。”
有个亲身到过现场的人说，当林肯讲的故事特别逗人时，人们会大声欢呼甚至从椅子上掉下来。
那些和林肯较亲密的朋友都认为，政治生涯的磨难和悲剧性的婚姻生活是导致他极度伤感的重要因素。
动荡艰辛的岁月随着时间的流淌已成过往云烟，一件将扭转林肯命运的事件发生了。自此，林肯踏出了他进入白宫的第一步。
而促成和背后推动这件事的正是林肯夫人念念不忘的旧情人——斯蒂文·道格拉斯。
林肯对奴隶制深恶痛绝。他曾说：“劳动是我们人类的共同负担，而有些人却竭力要把他们分内的负担转嫁到别人头上，这是造成人类连续不断的灾祸的根源。”
大量的黑人从事着繁重的劳动。令林肯惊讶的是，这些黑人没有愤怒、没有怨言，他们只是安安静静地接受被奴役的现实。林肯对这种现象百思不得其解，他想弄清楚是谁在用道义做幌子，从上帝的“福音”里捞更多的好处。看到奴隶主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想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欺世盗名，他疑惑地问自己，难道上帝的使者们，还能拿出什么正当理由来解释黑人们的悲惨命运吗？当然，南方奴隶主们有他们一套冠冕堂皇的理论来为这种现实辩护。听听奴隶主们是怎样唱高调的吧：“对黑人们来说，难道这样的生活不比流浪好许多吗？”为了避免直接提到臭名昭著的“奴隶制度”字眼，这些顽固的南方奴隶主们“亲切”地称之为“我们的体制”。在奴隶主们看来，“奴隶们的自由是令人费解的麻烦事”，如果奴隶们获得了自由，世界就会为之崩溃。
在这些白人奴隶主的观念中，对黑人奴隶的控制、奴役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他们认为让白人们在田间辛苦耕种、操作机器、砍柴伐木、追捕野兽，是无法想像、违背常理的。他们甚至认为，奴隶制度是他们从祖辈那里，经历了几个世纪继承下来的精华所在，也是他们最明智的选择。林肯对奴隶主们的谬论大为不解。没有黑人的艰辛劳作，美利坚合众国怎么能有今天的繁荣景象？就拿棉花的生产来说，黑人种植、收获了棉花，而后这些丰收品被当做原材料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英国的工厂。没有黑人的劳作，那些道貌岸然的大爷们在英国如何保持“体面”的生活？谁能想像那些满嘴仁义道德的奴隶主们，愿意起早贪黑地在毒太阳底下种植麦子？强壮的黑人奴隶在白人奴隶主的役使下艰苦劳作，然而可笑的是，他们的劳动换来的是比白人小姐、太太佩戴的项链更为“精致”的锁链，也许这些黑人的父辈们是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此情此景的。相比之下，白人奴隶主们却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一切：在炉火旁品味着威士忌，在教堂享受神圣的洗礼，憧憬着自己死后进入极乐天堂。
带着这诸多疑问，林肯决定到现实生活中看看黑人的生活。平原上，低矮破旧的黏土茅舍一间挨着一间，屋内空空如也。门前的小火炉旁，上了年纪的女奴们正在用破旧的锅煮着玉米糊糊，偶尔还会看到有的锅里零星地点缀着几粒豆子，林肯觉得这和奴隶主们吹嘘中的供给奴隶的“美食佳肴”显然有着天壤之别。他听说，也有极少的黑人奴隶在加班加点地劳作之后，会得到极为有限的几美元作为奖励，然后买些自己渴望已久的烈性酒。但是很明显，这种情况实在罕见，只有指望某一天高贵的奴隶主突然心情极佳，甚至是头脑一热，才能有这样的仁义之举。走到田间去观察这些黑奴的劳作状况。在夏天炽热阳光的无情照射下，这些大多用锁链拴着的黑奴赤裸着上身，每天必须干足14个小时。即便是在风雪交加、寒冷刺骨的冬天，他们每天最少也得干10个小时，才能满足奴隶主们剥削的欲望。每一天，他们都是拖着沉重的步伐忙碌着。
即便如此，他们的劳动强度仍然不能满足奴隶主的胃口，为了得到更多的“剩余价值”，代表奴隶主们行使权力的监工们可谓“尽职尽责”。在黑奴和马匹之间站着手持长鞭的监工，不时地大声吆喝着什么。一旦哪个黑奴稍有松懈，就会招致他们的毒打。长长的皮鞭子在空中飞舞着，继而落在黑奴的身上，这个奴隶顿时就会大声地惨叫，痛苦地蜷缩起来。黑奴们艰难地熬过白天的劳作时间，在日暮时分，他们会带着沉重的锁链，一个接一个地排着队伍，疲惫不堪地收工了。然而，奴隶主仍然不忘在此时巩固自己的权威。在回住地前，黑奴们必须先跟着监工到一处空地，接受肉体的再次洗礼。黑奴们站成一个半圆，冷酷的魔鬼监工便阴森森地喊出几个黑奴的名字，命令他到体罚场上来。被叫出来的黑奴一定是在白天劳作的时候触犯了奴隶主立下的诸多规矩。
就连监工的鞭打技术也是经过了训练的。监工的职责就是既要把奴隶打得皮开肉绽，疼痛难忍，又不会伤及他们的骨头，确保他们在明天早晨还可以照常劳作。经过在黑奴身上长期的训练，这些监工能够很好地把握鞭打的“技巧”，他们就像保护艺术品那样躲避着奴隶们的脑袋，却用皮鞭疯狂地抽打他们裸露的脊梁。
经过这场暴风骤雨之后，黑奴们才被允许回到各自的茅屋，他们个个神情沮丧、表情呆滞，如果说，还有什么是他们生活中的期待，似乎也只有那盛在破锅中的有限的玉米糊糊了。对于黑奴们来说，感情是个奢侈品。即便是彼此情投意合的青年男女黑奴偷偷见面，被奴隶主或他们的爪牙们发现了，也难逃残酷的惩罚。奴隶们的一切都由奴隶主支配，包括生与死，就更不必说感情了。倘若有不甘忍受折磨的奴隶想要逃离苦海，这会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奴隶主们豢养着专门追捕奴隶的爪牙。他们会像围捕野兽那样把逃跑的黑奴围起来，把他逼到无路可退的地方，让他饱受痛苦之后再把他杀掉。在阅读过一本哲学论著后，就有关逻辑学写下了他那著名的推理，并将奴隶问题引入了这种思路：
既然甲确证他有权奴役乙，那么乙就不能抓住同一论据证明他也可以奴役甲吗？你说因为甲是白人而乙是黑人，那么也就是根据肤色了。难道肤色浅的人就有权去奴役肤色深的人吗？那你可要当心。
因为按照这个逻辑，你就要成为你所碰到的第一个肤色比你更白的人的奴隶。你说你的意思不完全是指肤色吗？那么你指的是白人在智力上比黑人优异，所以有权去奴役他人吗？这你可又要当心。因为按照这个逻辑，你就要成为你所碰到的第一个智力上比你更优异的人的奴隶。你说这是个利益问题，只要你能谋取你的利益，你就有权去奴役他人。那么好吧，如果别人也能谋取他的利益，他也就有权奴役你了。因此，林肯对拍卖奴隶更是厉声诅咒。当年，曾在“林肯—贝里”小店中做过伙计的年轻人比尔·格林，也是林肯的好朋友，他们曾合睡过同一张床铺。他回忆林肯时说道：
在他驾驶平底船去了一趟新奥尔良后，只要有人提起黑人的事，他就变得表情十分严肃，随后便给你描述在新奥尔良见到奴隶主拍卖黑人的情景，以及奴隶主们怎样拍卖一户黑人之家的。他们把丈夫卖给种植场主，把妻子卖给另一个种植场主。孩子们则分别被卖给出价最高的买主。他觉得可恶至极，他的脸色变得苍白无血。一谈起这宗拍卖，他就恶心，像要呕吐似的，一个劲地厉声诅咒，深恶痛绝。我听他说过，他宁可一辈子照管锯木房，也不愿去拍卖奴隶；他宁可一个人独自经营整个农场，也不去买黑人孩子，把他们从妈妈身边抢夺过来。除了谈起那次拍卖黑奴的事，我还从未听过他诅咒骂人呢！
林肯霍地从椅子里站了起来，信誓旦旦地说道：“州长先生，也许您真的没有权利为这个可怜的男孩子签发释放令，也许你真的无能为力。但是，我以上帝的名义起誓，我要让这个国家的土地变成热土，让那些奴隶主们无以立足。”
密苏里妥协案
1850年，林肯身处斯普林菲尔德，却十分关注首都一年来所出现的政治动乱和险恶局势。为此，他大量阅读《国会环球报》和其他报刊读物，感受着时代的弦音，他知道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每个人都将自己身上可当做武器的东西亮了出来。
亨利·克莱是美国辉格党创始人之一，曾任国会议员、国务卿，一贯倡导鼓吹南北调和妥协，被林肯誉为“我理想中最完美的政治家”。克莱在1850年1月提出了一项“综合法案”，又称“大妥协案”，稍经修改即于1850年9月由美国国会以一系列单个法案的形式通过。
法案规定：准许加利福尼亚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让新墨西哥和犹他两地成为准州，即成为美国联邦政府统治下的具有有限自治权力、但尚未取得州一级资格的属地，有关奴隶制是否禁止由这两个准州自行决定；德克萨斯如放弃对新墨西哥边界领土的要求，并将它的其他边界也固定下来，则拨款予以补偿；哥伦比亚特区的奴隶买卖应予取缔，但鉴于哥伦比亚特区的土地是由马里兰州划归联邦政府的，所以只要马里兰州坚持，特区的奴隶制就应继续保留。
此外，还通过了新的逃亡奴隶法，即奴隶主有权到北方各州追捕逃亡奴隶，认领奴隶的所有权不由陪审团裁定，而由一名经过授权的联邦官员判决，如判决有利于黑人，该官员可得5美元报酬，如判决有利于奴隶主，则可收取10美元报酬。凡协助黑人外逃的人都要处以罚款和监禁。
亨利·克莱认为，南北双方只有通过妥协，互相迁就让步，联邦才能得救。但是历史证明，1850年美国通过的“大妥协案”并没有消除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1854年，南北斗争终于在堪萨斯准州发展成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当时堪萨斯准州正式组成，一些骑马的武装分子从蓄奴的密苏里州越境冲进堪萨斯准州，与来自新英格兰的废奴主义者相互战斗，以争夺对堪萨斯准州的政治控制权。第十四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1853～1857）不许联邦进行干预，于是堪萨斯准州通过居民投票成为蓄奴州，政治冲突逐渐演变成“流血的堪萨斯”的内部冲突，成为美国内战的序幕。
在国会就亨利·克莱提出的“大妥协案”进行最激烈的争论时，南方领导人恐吓说，他们要将驻扎在有争议的新墨西哥领土上的联邦军队赶走。这种威胁性挑战激怒了扎卡里·泰勒总统。泰勒对“大妥协案”嗤之以鼻，如果他不在7月9日病逝，就极有可能否决这个法案，所以丹尼尔·韦伯斯特认为，泰勒的死阻止了1850年内战的爆发。参议员道格拉斯对这种立即脱离联邦的露骨威胁进行了反击，他鼓吹建立一个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共和国。道格拉斯与五天之后继任的辉格党人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1850～1853）交往密切。菲尔莫尔为“大妥协案”尽了最大的努力。该案在其中的某几项议案稍经修改后，以超过反对票的绝对多数优势获得通过而成为法律。“大妥协案”通过时，华盛顿的礼炮轰鸣，群众举行大游行，欢庆该案的通过。因为脱离联邦和随之可能发生的国内战争已被制止，人们认为可以高枕无忧、安心睡觉了。两年之后，林肯谈到这次新的和平时曾经说过：“国家安然渡过了种种险境，它现在是自由、繁荣、强大的。”
1854年初，道路拉斯在国会提出了著名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使之获得通过并成为法律。根据该法案，各准州政府可决定在其辖区范围内允许或禁止蓄奴。这一政策被称为“人民主权论”。通过该法案就等于彻底废除《密苏里妥协案》，北部反法案派在道格拉斯提出法案的第二天（1854年1月24日）发表了《致独立民主派的呼吁书》。他们称该法案为奴隶主的阴谋，而且违反《密苏里妥协案》和《1852年妥协案》，因为这两个拟议中的准州均位于北纬36°30′以北。他们认为，由于《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在国会的通过，实际上也就废除了《密苏里妥协案》，这必然会使奴隶制蔓延到北方诸州。
为什么道格拉斯要干出这样的事呢？似乎无人知道。至今从事研究的历史学家们还在争论这件事。不过，我们还是很清楚地知道一点：道格拉斯希望在1856年当选总统。他晓得这一番废除妥协的举动，在南方对他的帮助很大。
然而北方如何呢？道格拉斯早就预言过它会引起一场疾风暴雨般的大混乱。果然，在那边掀起了一阵大风暴，把两大政党吹打得粉碎，最后还将整个国家卷入内战的漩涡里。
成千上万的乡村城镇掀起了浪潮，新英格兰和西北地区的牧师也愤怒地抗议。道格拉斯被称为叛徒，因为他出卖了人民、出卖了国家、出卖了自由。一路上有人送他13块金币以象征他是犹太人，还有人送他绳子希望他系上脖子。激烈而愤怒的社会舆论更加激发起群众的公愤。
此时，连教会也加入了反对道格拉斯的行列中。新英格兰有近四千名神职人员以“万能的上帝的名义”给议院写了一封抗议信。报纸杂志的愤怒声讨更是对公众的舆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就连芝加哥的民主党报也把矛头指向了道格拉斯。总之，愤怒声、讨伐声交织在了一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抗洪流。
国会于8月休会了，道格拉斯只得带着狼狈像起程回家。沿途所见到的景象足以使他昏厥。在波士顿通往伊利诺斯州的路上到处都是他那被人们烧着了的断头肖像。事后他说但愿从没有从此路经过。
但是，向来狂妄、喜欢挑衅的道格拉斯为了争回面子，他准备在芝加哥做一次讲演。在那里，一切愤怒都是因他而起，家乡人民可不光是盲从这么简单。报纸不停地攻击他；教区的牧师们表示永远不要这个人“肮脏的呼吸玷污了伊利诺斯上空纯净的空气”。男人们纷纷涌进出售枪支的商店，太阳落山时，全市的商店里所有的转轮枪都销售一空了。
道格拉斯来到市区时，只见港口上的船只都把旗子降到了桅杆半截处；阵阵钟声从附近几处教堂传进耳鼓，这看起来好像是为他的到来敲起了丧钟。
在芝加哥他是不受欢迎的。他演讲的当夜简直是芝加哥人所遇到过的最为闷热的夜晚。男人们懒洋洋地坐在椅子里，汗水也会顺着面颊哗哗地往下淌；女人们无精打采地来到湖边，只有躺在沙滩上才能入睡。就连马匹也瘫软在地，好像被热死了一样。
尽管酷署难耐，可还是有上千名男子怀揣着手枪狂奔至此来听道格拉斯演讲。在芝加哥能容纳这么多人的大厅还没有，因此许多人就聚集到露天广场上，有的人站在凉台上，还有的人干脆爬上就近的房顶。
道格拉斯讲演的开场白很简单，只是唏嘘了几声，然后才开始正式演讲，他讲得很不轻松，因为群众的尖叫声夹杂着歌唱声不绝于耳，有时人们还大声呼喊他的名字，别以为是在为他的演讲喝彩，而是在骂他。
他的党羽们再也无法忍受了，说着就要和那些捣乱的人干仗。道格拉斯故作深沉，要他们保持安静，说自己能控制住会场。但是，他努力了半天却丝毫不见效。当他对“芝加哥论坛报”进行谴责的时候，台下一伙人却不停地高呼“芝加哥论坛万岁”。当他威胁说如果不让他把话讲完，那他就会一直站在这里。可是，他的话谁还会在意呢？他话音刚落，八千人齐声高唱：“早上没到，我们都不回家！早上没到，我们都不回家！”
那天正好是周末。在这极不和谐的四个小时里，他不但没有达到任何目的，反而还受尽了羞辱。最后，道格拉斯掏出怀表看看时间，自我解嘲地怒吼一声：“现在就快到礼拜天的早晨了，我要去教堂，那你们这些人统统滚进地狱里见鬼去吧！”
他疲惫不堪地离开了演讲台，这是道格拉斯有生以来第一次蒙受这样的奇耻大辱。
次日一早，各大报纸就对演讲事件进行了报道。而此时在斯普林菲尔德正有一位傲慢、奶油色皮肤的丰满女人带着一种异样的满足感读着报上的内容。她就是林肯的夫人，早在15年前她还梦想过要做道格拉斯夫人；后来，她又看到对方在仕途上平步青云直至位高权重的国家领导，而自己的丈夫却每每惨败，难见起色，怨恨和恼怒在她胸中积郁了很久。
现在，不可一世的道格拉斯终于垮台了，所有的人都在骂他，而这一切都要感谢上帝。眼下离总统大选已越来越近，机会终于降临了。玛丽认为这正是林肯挽回1848年失去的民心，重回政治舞台的好时机。如果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就能获选进入众议院。尽管道格拉斯还能任职四年，但是他的同僚再过几个月极有可能就要在选举中下台了。
说起他这位同僚，那可是个爱吹牛且又勇武好斗的家伙，名叫施密德。玛丽·林肯和此人还有过一段过结。那是在1842年，玛丽给他写过一封侮辱性很强的信，故致使施密德向林肯发出了决斗的挑战。林肯自然不会屈服，于是两个人各自腰间别着马刀在朋友的陪同下来到密西西比河畔的沙滩上，摩拳擦掌地要杀死对方。就在将要动手的一刻，两边的朋友们及时进行了调解，才避免了一场流血悲剧。之后，施密德在仕途上就春风得意，而林肯却总也顺不起来。
但是，现在林肯可要时来运转了。正如他自己所说：被密苏里妥协议案的撤销彻底地激活了。他无法再保持安静，他决心要调动自身的能量和智慧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于是，他开始为演讲做着积极的努力。他在国家图书馆里一连泡了几个星期，翻阅历史书籍。围绕这个议案的签发，并根据参议院内部所引发的一系列狂风暴雨般的争议，他都做了细致的分类整理。
1854年10月3日，在斯普林菲尔德召开一年一度的全州集会。成千上万的农夫源源而来，男人带着他们得意的猪、马、牛及玉米，女人则捧着她们的果酱、松饼或蜜饯。但是这些展览，却因为另有引人注目的事件，而几乎被人遗忘了。几周以来有广告到处宣传着，道格拉斯要在集会开幕的当天演讲，而国内各地方的政治领袖们都要群集此地听讲。当天下午他讲了三个多钟头，把自己的记录详加说明，用来辩护自己、攻击别人。他矢口否认他立法制定某个地域可以蓄奴，或某个地域不可蓄奴等事，并强调应该由当地的人们按他们的意愿来决定有关蓄奴的任何问题。
“当然了，”他喊道，“如果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的人民有办法治理自己，他们也必能管理少数黑奴。”林肯坐在前排附近，仔细听每个字，并斟酌每一个议论。当道格拉斯演讲完毕，林肯便宣布“我明天要剥下他的皮并挂在篱笆上面”。
次日一早，大大小小的传单便遍布了全城的各个地方。传单上声言林肯必定将反驳道格拉斯的论点。公众的兴趣沸腾，还不到两点钟，演讲大厅里就已经做满了人。过了一会儿，道格拉斯也来到了会场，坐到了讲台上。他像以往一样穿得很是绅士。
玛丽·林肯此时也坐在听众席里。一早起来她就开始兴致勃勃地为林肯今天的着装做准备。她非常希望林肯能在公众面前取得先声夺人的效果。可是，天不做美，天气实在是太热了，林肯估摸大厅里面一定会很憋闷。因此，他既没穿西装打领结，也没戴新衣领就大步流星地上了讲台。那件衬衫套在他略嫌单薄的身架外面显得有些松垮，而他那褐色的细长脖子就直直地探在衬衫外面。他的头发也不够整齐，而皮靴上似乎还有没擦掉的泥点。那条半短不够长的裤子上面系着单根吊带。即使这“独一无二”的吊带也是歪歪斜斜地和衬衫粘在一起。
这令玛丽感到很失望，顿时脸蛋红的像火烫过一样。她被气得直想哭。
可是就在今天这个炎热的下午，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是，这位让妻子都觉得没面子的老土男子正在揭开他日后光辉伟业的第一章，这个男子将成为流芳百世的伟大人物。
就在这个炎热下午，他做了他一生中第一篇伟大的演说。他所讲的内容基本上都是他这段时间所搜集整理的资料中的精华部分，但是他并不是生搬硬套，而是赋予这些字面上的文章以鲜活动人的崭新魅力。这许许多多的锦词妙句竟然能从同一人口中说出来，简直让人不可思议。这天演说的林肯是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林肯，他的演讲当中有对领袖们犯下的历史性的错误所作的深人的剖析；又有为底层被压迫者们所做的呐喊。每一位在坐的听众都被他的深情睿智所深深震撼，大家通过聆听他的演讲获得了思想认识上的飞跃与道德情操上的升华。
他将蓄奴的历史检讨了一番，并慷慨激昂地举出五点理由来反对这种制度。“当南方的人民向我们声明，他们正如我们一样，对于奴隶制度的建立是不应负责的，我只能承认这个事实。若说这制度现今的存在，实在是不知该如何圆满地废除它，我也能够明了并赞同这个说法。我决不会因他们做不了一件连我本身都不知如何去做的事来非难他们。即使这世上所有的权力都属于我，我还是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种制度呢。”林肯的机会来了，因为接下来就是选举，道格拉斯的民主党正在不得人心之际，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如果能选入国会参议院，那就太好了。这么多年，即使是那个与自己决斗的谢尔兹如今也已超越自己。林肯已45岁了，年纪也不小了，每当想起这点他常常会出神。现在谢尔兹是道格拉斯的忠诚追随者，取胜的希望并不大。他不用着急，他也真的并不怎么在意，他甚至说他不想参与竞争，当然他也不反对提名。当他的名字一提出时，便立即通过了，他现在是参议员候选人。他的对手是谢尔兹和特伦布尔。特伦布尔从康涅狄格至伊利诺斯州开办律师业务已有所成就，他是一个民主党人，但现在因内布拉斯加问题而反对道格拉斯。
不久之后，林肯也开始活动了，他要争取广泛的支持，尤其是如果能够赢得那些所谓的反内布拉斯加民主党人，那他就稳操胜算了。
他感到他的胜算颇高，因而满怀信心。
当年的参议员是由州议会选出来的，而1855年2月8日伊利诺斯州议会就专为这个目的在斯普林菲尔德开会。林肯夫人特意购买了新衣服和新帽子，并且和姐夫尼尼安·爱德华斯一起忙活布置了一番，准备为“敬爱的林肯大人”接风。
第一轮投票结果表明，林肯是有希望的，他以44票对谢尔兹的52票和特伦布尔的5票，只差6票便可获胜。这个结果表明了他的实力。之后，形势急转直下，林肯一轮不如一轮，到第十轮投票揭晓后，特伦布尔当选了。林肯再次沉浸在忧郁之中，甚至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忧郁。他回到律师事务所，坐在黄昏的阴暗中，低着头，沉思默想，直到黑暗将他重重包围。
一星期后他又驾起那匹老白马，再一次走过一望无垠的草原后，从一个乡间法庭赶向另一个法庭。但他的心再也不注重在法律上了。如今除了政治和奴隶制度外，他不再谈别的事了。
他说过，每逢想起有几百万人沦为奴隶，他就一直心痛。于是他的忧郁症比以前更加频繁地复发，而且总是时间那么长，而又那么厉害。有一天，他和另外一个律师在一家乡间旅馆共榻。他的同伴黎明醒来，便看到林肯穿着睡衣坐在床边沉思着，他闷闷不乐的，不是自言自语，就是心不在焉地发呆。终于等他开口时，第一句话便是：
“我告诉你，这个国家不能长久地容忍一半自由、一半奴隶的状态。”
不久，斯普林菲尔德有一位黑人妇女前来请求林肯帮助。她说她的儿子在圣路易斯密西西比河上的一条船上做工。因为随船去了新奥尔良，在那里他被抓起来并关进了监狱，因为他没有证明文件证明他的自由之身。被囚禁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被登广告出售，以偿付他坐监的费用。林肯听后便义不容辞地去拜访伊利诺斯州长，请求帮助，但州长说他也爱莫能助。林肯又给路易斯安那州长写信，州长回信说他也无能为力。林肯为此再次去见州长，希望州长能采取积极的行动，但州长摇头拒绝了。
林肯霍地从椅子里站了起来，信誓旦旦地说道：“州长先生，也许您真的没有权利为这个可怜的男孩子签发释放令，也许你真的无能为力。但是，我以上帝的名义起誓，我要让这个国家的土地变成热土，让那些奴隶主们无以立足。”
转眼已是新的一年，林肯也已46岁了。他向好友惠特尼承认是该戴老花镜的时候了。于是，在回去的路上，他走进了一家眼镜店，花了不到38美分买了生平第一副老花镜。
当他得知自己落选了，才无精打采地站了起来，准备回家。外面细雨纷飞，漆黑一片，通往他家的路面像被抹了一层猪油，滑腻腻的。忽然，他一不小心来了个踉跄，但是他马上就站稳了。“哦，这路太滑了，”他自语道，“还好，我没有跌倒。”
舌战道格拉斯
1856年6月，第一届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费城召开，大会推举加利福尼亚自由州的国会参议员约翰·查尔斯·弗里蒙特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伊利诺斯州代表团曾提出林肯为副总统候选人，在副总统提名的第一轮投票中，林肯没有参加这次代表大会。当他得知自己的名字列入国家最高副职的候选人名单时，不胜惊讶。他大声说道：
“不，这不可能是我。这一定是马萨诸塞州的那位大名鼎鼎的老林肯！”林肯在这里指的是那个担任马萨诸塞州州长的利维·林肯。
1856年7月23日，林肯去加利纳州进行竞选活动，为共和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争取选票。在演讲中，他越来越突出奴隶制争议，但不涉及将来可能出现的暴力问题。
大选结果揭晓，詹姆斯·布坎南出任美国第15任总统。
布坎南的就职演说提到惨痛的堪萨斯争端，他要求全国人民把这个问题看成是司法问题而交由最高法院去裁决。
他说：“凡是最高法院的决定，无论是什么样的决定，我和所有善良的公民们一样都愿意愉快地遵从。”
1857年3月6日，在联邦最高法院审判室里，全场鸦雀无声，人们正全神贯注地倾听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罗杰·布鲁克·坦尼代表该院宣布对德雷特·司各脱案件的判决。坦尼是马里兰州人，在杰克逊总统任期内当过总检察长和财政部长，以后担任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长达28年（1836～1864）。他是南方奴隶主的代理人，联邦最高法院实际上也就变成了南方奴隶主的工具。
这个判决书实际上就是使奴隶制在全国合法化，从而遭到美国广大人民的激烈反对。
在此后若干年里，林肯针对坦尼对《独立宣言》所做的歪曲，反复阐述该宣言的真实含义。他说道：“如果那些起草并通过宪法的先辈们相信奴隶制是件好事的话，那他们为什么在宪法中还要写上‘在1807年禁止奴隶交易’这一条款呢？”按照1787年的美国宪法规定：在1808年以前，即宪法通过时起的20年内，国会不得禁止奴隶入境。1807年3月2日国会通过法律禁止从非洲或其他国家向美国输入奴隶，并规定该项法律从1808年1月1日起生效。但林肯在这里也仅是据理驳斥坦尼罢了，因为实际上这一法律常常遭到破坏，私贩奴隶的事件层出不穷。
1857年6月，道格拉斯也为最高法院的判决书进行了辩护。他煞有介事地断言，《独立宣言》的签署者“在宣称一切人生来平等时，指的只是白种人，没有指非洲人。他们说的是美国大陆上的英国移民，同生在英国并住在英国本土的英国居民是平等的”。
针对道格拉斯的谬论，林肯也予以严厉驳斥。他指出当初组成联邦的十三个州中有五个州的自由黑人曾经是选民。还就道格拉斯津津乐道的什么“一切人生来平等”是仅指“美洲大陆上的英国移民”
林肯尖锐地嘲笑说，要是这样，那就不仅黑人，而且还有“法国人、德国人和世界上其他白种人都将被划归所谓的劣等人之列了”。林肯并对道格拉斯所说的“一想到白种人和黑种人的血液搅合在一起，我就会不寒而栗”的话抨击说：“1850年美国有405523个混血儿，几乎全都是黑人奴隶和白人主子生的孩子，只有极少数是白人和自由黑人的后代。1850年自由州有56649个混血儿，但他们大都不是出生在那里，而是来自蓄奴州，生在蓄奴州。同一年，蓄奴州有348874个混血儿，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
1855年11月5日至1856年12月1日，堪萨斯准州发生了暴力流血事件，大约有200人惨遭杀害，受枪伤和刀伤的人就更多了。惨案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
1854年至1855年，北方的许多自由州先后成立了支援堪萨斯移民协会。这个协会于1856年7月召开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支援堪萨斯全国委员会。协会创建的宗旨是协助自由农民移居堪萨斯，同时为他们提供粮食和武器，以抵抗南方种植场主用武力向堪萨斯扩展奴隶制。堪萨斯居民中的自由农民（即那些反对奴隶制的垦殖者）占绝大多数，他们拥有支援移民协会捐赠的大量基金，又有各种武器，所以反对奴隶制的行动也就坚决有力，而州议会也是强烈反对奴隶制的。但蓄奴党人在选民登记时弄虚作假，使得只有几十个居民的县里竟投下了几千张选票。因此，数以千计的反对奴隶制的选民如果拒绝在特定的选区参加投票，不仅受威胁，而且投的票不算数。最后蓄奴党人在联邦军队的保护下，在利康普顿召开了制宪会议，并“选出了”制宪会议的代表，起草了拥护奴隶制的利康普顿宪法，送交华盛顿国会批准。
当华盛顿国会讨论利康普顿宪法时，吵吵嚷嚷、拖拖拉拉地竟进行了好几个月。这时布坎南派了好几个州长去该地维持秩序，结果是徒劳无功。
到1857年12月，骚乱和暴行总算平息了下去，但利康普顿宪法却导致了华盛顿民主党的大分裂。原因是当时交付表决的不是整个宪法，而是要求该州公众对采取“有奴隶制”的宪法或“无奴隶制”的宪法表态。自由土地派拒绝参加投票，布坎南总统却仍然支持这样的公决，认为《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只负有处理奴隶制问题的任务，而没有处理整个宪法问题的任务，这就激起道格拉斯的反对。他既不同意总统的武断说法，又反对在1857年12月在堪萨斯通过的保存奴隶制度的宪法，认为那样的选举只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在刺刀保护下的路易·拿破仑式选择机会，即投赞成票的受到保护，投反对票的则横遭镇压；赞成这种选举的人可以投票，反对它的人则被拒之门外，不让投票。
意见分歧终于演变成为实际上的决裂。三个月之后，布坎南总统把道格拉斯安插进来的官员一一撵走。道格拉斯毫不屈服，他联合国会中拥护他的民主党人和一些共和党人进行掣肘，使布坎南在堪萨斯推行奴隶制的一些努力归于失败。由于美国人民坚持反奴隶制的活动日益高涨，以及民主党内部的分裂，终于导致了1861年堪萨斯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道格拉斯也最终从主张向奴隶主妥协发展到1861年6月去世前支持林肯政府，主张镇压南方叛乱。
在此之前的1858年，道格拉斯还与林肯进行了七次大辩论。
1858年6月16日，伊利诺斯州共和党代表大会在斯普林菲尔德举行。许多共和党人都说：“我们了解道格拉斯，我们同他斗了好多年。现在我们打算在这次竞选中打败他。”大会一致通过一项决议：
“亚伯拉罕·林肯是伊利诺斯州共和党人为国会参议院选出的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参议员竞选人，他将接替斯蒂文·道格拉斯的参议员席位。”当天晚上，林肯来到州众议院大厅，发表了他一生中最为出色的演讲之一。他说道：
假如我们能首先了解我们的处境和趋势，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判断我们该做什么，以及应该怎样去做。自从开始执行一项目标明确和诺言具体的政策以来，迄今已是第五个年头了。这项政策旨在结束因奴隶制问题而引起的动荡不安，但在贯彻这项政策的过程中，动荡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在我看来，不到危机迫近和过去之后，动荡是不会终止的。“一个分崩离析的家庭维系不了多久。”我相信这个政府不会永远保持这种半奴隶、半自由的状态。我不希望联邦解体，我也不希望这个家庭崩溃。我只希望这种分崩离析的局面不再延续下去。要么全面实施奴隶制，要么全面自由化，非此即彼。或者让那些反对奴隶制的人制止这种制度继续蔓延下去，并使广大民众坚信奴隶制终将消亡下去；或者让那些鼓吹奴隶制的人全面得势，使奴隶制在全联邦确立合法地位，不管新州旧州，也不分地域南北。
在这方面，林肯较之共和党的保守派表现出了更鲜明的观点和更坚定的立场，使得那些支持他的朋友们大为不安。
国内的多家报纸都全文刊登了林肯的演说中最震憾人心的一句话——“一个分崩离析的家庭维系不了多久”。
以这篇演说稿为契机，著名的林肯与道格拉斯大辩论拉开了帷幕。尽管道格拉斯明知不可小觑这位深受众望的政治新秀，但为了竞选国会参议员的需要，也只好硬着头皮，接受挑战了。在华盛顿，道格拉斯曾对一批共和党人说道：
“你们推选出了一个非常能干而又厚道的人。”他还对国会秘书、《费城报》编辑约翰·福尼说道：“林肯是他那个党内的强硬人士，也是西部最佳的政治演说家，这次竞选将会够我忙的了。”
此后，林肯即向道格拉斯提出挑战，要求双方开展辩论。道格拉斯只得接受这一公开的挑战，同意展开论战。于是他们便在全州七个不同地区的城市讲台上对垒，就各种各样的问题进行较量。全州民众都密切注视着这几场政治大辩论，全国人民也都竖起双耳耐心地倾听着。在8月21日，奥塔瓦揭开了林肯与道格拉斯大辩论的序幕。那天艳阳高照，四方农民闻讯赶来洗耳恭听他们极欲知道的辩论者对司各脱判决、堪萨斯问题、奴隶制等的看法。道路上车马喧腾，尘土飞扬。不一会，一辆专车来了，林肯从家中走出来，在热情的欢呼声中，他被送进这辆装饰豪华的车内，前面乐队高奏乐曲，后面跟着高喊着的人群，他被送进市长的官邸。
道格拉斯的信徒几百人骑马到奥塔瓦城四英里外，在那里迎接他们的明星，他正坐着一辆用六匹马拉的车子，不慌不忙地前来。不一会拥护者聚拢在他周围，他们高举着标语，挥舞着旗帜，一同驰向奥塔瓦，他们一行人进城时，枪炮齐鸣。他们的支持者，为表示他们对这种铺张和夸饰的轻视，就用一个老旧的饲草架子让一对白骡拖着，请他们的候选人坐上去驶过街道。并在他后面摆上另一个饲草架子，上面坐满了32个女孩，她们每人手里捧着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州名，而32块牌子代表着合众国目前的32个州。
演说者、委员们及记者们在密密的人丛中挤来挤去，约半个小时后才到达讲台。
道格拉斯有一种吸引群众的个人魅力，但林肯的面孔上却充满着忧郁，他的外表完全没有动人的地方。
道格拉斯的穿着恰似一个富有的南方地主，穿的是带皱边的衬衫、深蓝色的上衣和白裤子，又戴着白色的宽边帽；而林肯的仪表则是丑陋怪异的，他那粗陋的黑上衣的袖子太短，且他那不成形的裤子又太短，他那高帽子也是破旧的。
道格拉斯丝毫没有幽默感，但林肯却是个擅长讲故事的人。道格拉斯总是在重复背诵。而林肯却能不断地仔细思考他的题材，他每天讲说一篇新讲词，比背一篇旧讲词来得容易。道格拉斯爱好虚荣，喜欢夸耀并虚张声势。他坐着一部装满旗帜的专车周游四方。当他走近市镇时，他的炮声不时地鸣响，仿佛是向当地人宣称有一位名人要来似的。在这些辩论会中道格拉斯主张，任何一州，不论在何处，在何时，只要大多数的公民投票赞成，就有权利蓄奴。而他根本不管到底他们是投同意票或反对票。他著名的口号就是：“让每一个州各管各的事而不要干涉它的邻居。”
而林肯则完全站在相反的立场。
“道格拉斯法官认为蓄奴是合理的，”他解释道，“而我认为是错误的。”这是一个很明确的事实，整个争辩都基于这一点上。他主张任何人或任何团体只要需要奴隶就有权力占有奴隶。如果奴隶制度没有错，那他这样说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但是，如果承认奴隶制度是错的，然后再说任何人都有权做错误的事，那就不合逻辑了。
他根本毫不关心一个州究竟要蓄奴或自由，正如他毫不介意他的邻居究竟应该在他的农庄上种植烟草或饲养有角的牲口一样。但是大多数的人和道格拉斯并不相同：他们认为蓄奴制度是道德上的一个大错误。
道格拉斯周游全州，频频叫喊着说，林肯赞成给予黑奴以社会平等。
“不是这样，”林肯反驳道：“我想给与黑人的是，如果你不喜欢他们，那不去理会就罢了；如果上帝只把一小部分权利赋予他们，那就让他们去享有那一小部分。而真正的情况是，在许多方面他们和我们拥有的却是天壤之别。难道这是天经地义的吗？他们也应该有权力去拥有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他们有权力享受自己用双手挣来的面包。他们和我一样，他们和道格拉斯法官一样，他们和所有活着的人一样，都是人啊！”
在辩论中，道格拉斯还曾指责林肯想要白人们“去拥抱黑人并且和黑人结婚”。林肯对此给予严厉的回击：
我根本无法接受这种要么让黑人妇女做奴隶，要么让她做妻子的说法。我都快50岁了，可是我不曾拥有过一名女黑奴，也没有娶黑人作自己的老婆。白人尽管和白人结婚、黑人只管和黑人结婚，让他们各自选择自己喜欢的配偶，这不是很好吗？
其实，道格拉斯对于许多议题都采取了避重就轻、混淆视听的做法。林肯说对方这是有意把问题引向空泛和乏味，他经常试图要我去解释“究竟是先有鸡蛋还是先有母鸡”这种毫无实质意义的问题。林肯接着说：
有些时候我已经觉得这简直就是愚不可及的事了。他所提出的很多论题本身就没有论点，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道格拉斯说过的一些事情纯属是造谣，其实连他自己也明白那些只不过是无稽之谈。林肯自然不会不晓得了。
不管怎样，我还是要站起来做推论，然后再重复我的推论，重复来重复去实际上都是围绕着同一件事。怎样才能让他停止提出那些毫无辩论意义的事情呢？我还真的不知道。我可不想把辩论降低成无休止的插科打浑，但是我总不能过去把他的嘴堵住吧。我真不想把道格拉斯法官说成个骗子，可是我真得不知道，还有比这更合适的称谓吗？
林肯和道格拉斯就这样连续激战了好几周。一方面是来自林肯的猛烈进攻，另外一方面是来自外界的力量。雷曼小怖尔直言道格拉斯是个十足的大骗子，他还声称连自己都为“那个不知廉耻的家伙”憾到羞耻。著名的黑人演说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也来到了伊利诺斯并且加入到攻击阵营里。布坎南一派的民主党人在指责道格拉斯时更是用词极为刻毒。德意志血统的改革家卡尔·施奴兹在有外籍血统的投票人面前可没少诋毁道格拉斯。再加上他所在的党派的内部分裂，道格拉斯现在简直是四面楚歌，完全处于了众多对手的夹击之下。绝望之余，他致电自己的好友艾舍尔·林德：“林德，看在上帝的分上，快来帮帮我。一批地狱里的卑鄙小人正在找我的麻烦。”
发报员把这份电报的复本卖给了共和党人，顷刻间电文就上了几家报纸的头条。
道格拉斯所有的敌人都兴奋地跳了起来。从这以后直到他去世，电报的收件人就被戏称为“看在上帝分上的林德”。
竞选期间的一天晚上，林肯独自一人在电报局等待结果。当他得知自己落选了，才无精打采地站了起来，准备回家。外面细雨纷飞，漆黑一片，通往他家的路面像被抹了一层猪油，滑腻腻的。忽然，他一不小心来了个踉跄，但是他马上就站稳了。“哦，这路太滑了，”他自语道，“还好，我没有跌倒。”
时隔不久，伊利诺斯的地方报纸上刊登了一条关于林肯的评论，文章写道：
可以说，亚伯拉罕·林肯是试图从伊利诺斯崛起的运气最差的政治家。他所经历过的，现单就政治方面来说，失败已是无法躲避的了。他现在已被那些善搞阴谋手段的人折磨得焦头烂额了，那些恶毒的、残忍的手段足以毁掉一个常人的一生。
他和道格拉斯之间激烈的辩论吸引的公众成千上万，这使得他以为做几场演讲也许能赚不少钱。因此，他准备了一场名为“发现与发明”的演讲，并且在布鲁朋顿租了一间会议厅，雇用一名女青年在门口售票。但是，演讲那天竟没有一个人到场。
因此，他不得不再次回到了那间墙上留有墨痕、书柜上长满杂草的办公室。他离开律师事务所已有半年时间了，这期间他没有任何收入，眼下已是囊中羞涩，手头的那点钱连欠商店的帐也还不了。于是，他又套上马车为了生活而四处奔波去了。
此时正是寒冬12月天，北风呼啸，头顶的雁群掠过灰色的天空向南方飞去；一只野兔正急速地越过马路；几声狼嚎从远处的林子里传过来。但是，坐在马车上的男子对周围的事物和声响却毫无反应，他在低头沉思，在落寂中黯然伤神，也在思索着明天的路该如何去走。
在经过了长达19年的孤军奋战之后，他所蹿升到的高度足以令人眩晕。
竞选总统
重新组建的共和党于1860年春天为总统的候选进行了提名，有的人说亚伯拉罕·林肯也许能被提名。就在前不久，林肯曾给报社编辑写信说：“坦率地说，我认为自己来坐总统的宝座是不适合的。”
当时，来自纽约的英俊的威廉姆·H·西沃德获得提名殊荣是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这倒也无可厚非。因为在把代表团成员运往芝加哥的列车上，大家已经做了投票预演，结果是西沃德的得票数竟有其他候选人得票总和的两倍之多。在许多车次上，林肯甚至连一票也没得。然而这倒也并不奇怪，能有多少人知道林肯这个人的存在呢？
而更凑巧的是，投票的第一天正好是西沃德的59岁生日。他极有可能获得总统提名这一份最好的生日礼物。他踌躇满志地和参议院的同事们挥手道别，然后把几位最亲密的友人请到纽约的家里，摆上了隆重的宴席，准备庆贺一番。他还特意弄来一门礼炮，这门炮就放在前院里，炮口直指天空，就等着炮响以示庆贺了。
如果投票大会就在星期四晚上正式开始了，那么大炮就会被点燃，这个国家的历史也就改折更章了。可实际情况是，在印刷工没有把记票的专用纸带来之前，投票就不能开始。而那位印刷工在赴会场的路上也许是多喝了几杯酒，不管什么原因吧，总之他是迟到了。其结果就是在星期四晚上，大会无法进行投票，大家就坐在那里等那个人的到来。
大厅里既闷又热，蚊子乱舞。代表们又饿又渴，早就有人按捺不住在大厅里转来转去了。于是，大会临时休会，并决定于次日上午10点召开。休会的动议是符合大会规程的。这不仅为大家所接受而且比其他动议更受欢迎。于是，代表们在没有任何反对声中就仓促休会了。
第二天上午10点，代表们被重新召集起来。这段时间虽然不算很长，但是足以击毁西沃德的政治生命而同时把林肯推上了舞台。
真正毁掉西沃德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而是一个叫霍瑞斯·格瑞利的人。这个人长的很怪异，他那圆鼓鼓的脑袋活像个西瓜；一头弯曲的白发看上去简直像是白化病人。他的领结总是歪歪拧拧的，有时候领结扣都贴到了左耳朵边。总之，他也是一个不修边副的人。
格瑞利并不是真心要支持林肯，但是一想到他和威廉姆·H·西沃德以及西沃德的经理瑟洛·维德之间的恩怨，他马上就下了狠心。
原来，14年来，格瑞利一直都和这两个人是合作伙伴。他先后帮助西沃德当上了纽约州州长和参议院议员。维德也是因为有他的资助才有了今天的荣光。那为什么后来格瑞利退出了政界的斗争呢？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他曾想掌管本州的出版业，维德帮他如愿以偿了。而后来他又想做纽约的邮政局长，而维德却没有为他做保荐。到最后，他提出要做州长，哪怕是副手也行，可是这回维德竟毫不犹豫地回绝了他，而且口气也相当地不逊。这使得格瑞利感到既伤心又气愤。
最后，格瑞利做出了让步，但维德却坐下来给西沃德写了一封极长的信件，且用词也极为尖酸刻薄。
那封信写于1854年11月11日，至今已有六个年头了。格瑞利整整等待了六年，现在复仇的机会终于来到了，他怎么能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呢？就在这个决定命运的星期四晚上，他没有像往常一样上床去休息。从晚间休会开始一直到次日黎明，他跑遍了所有的代表团并用心良苦地进行游说和辩论。他所拥有的《纽约论坛》是一份在北方深具影响力的报纸，还有他那平和深厚的嗓音，都使他成了受人尊敬的名人。代表团的成员们对他所说得话都深信不疑。
他带着极度愤慨的语气对西沃德进行了致命的抨击。他指出西沃德曾多次诋毁共济会的纲领，而西沃德于1830年当选为参议员就是凭借着反共济会分子的选票。很快，西沃德就遭到了与会代表们的唾弃和怨声。
再后来，他说，西沃德坐上了纽约州长的位子后又公开支持去除普通院校基金，转而倡导天主院校和外籍学校分体制，这下更是捅了马蜂窝，激怒了众人。
格瑞利还指出那个强大的却不管事的党派的首领也强烈反对西沃德当选，此人宁可选一只猎犬也不会选西沃德。
这还不够，格瑞利还强调这个“善于煽动的家伙”是个激进分子，他所倡导的“血腥的政策”是有违宪章的，他提出的计划对于边疆地区的各州人民是危险的，是恐怖的，更是残酷的。
“我会把那些地区的地方长官们带来。”格瑞利保证道，“他们会向诸位证明我所说的是真实而可信的。”
他果真做到了，代表们的想法被进一步地撼动了。来自宾夕法尼亚和印第安纳的地方官员声色俱厉地表示，为了不使他们所在地区遭受大灾大难，他们坚决反对西沃德获得提名。
共和党人此时敏锐地意识到，要想取胜，就必须和这几个州协同作战。
就这样，原本涌向西沃德的热浪骤然间退潮了。而林肯的朋友们马上就借机开始游说各个代表团，怂恿那些排斥西沃德的代表把注意力转向林肯。他们声称道格拉斯无疑会得到民主党的提名，而能和道格拉斯相抗衡的恐怕就只有林肯一人了。因为，这对于林肯来说已经是轻车熟路了。另外，林肯的原籍是肯塔基州，他肯定能赢得摇摆不定的边疆地区的选票。还有一点，在美国，人们已逐渐熟悉了这位朴实、高大的平民政治家，对他的印象是：在简陋的小木屋中出生的乡巴佬，当过平底船的船工，劈过栅栏木条，做过商店伙计，最后才当上农村的邮递员和不知名的律师助手。但经过不懈地努力和顽强地拼搏，这个人却斩露头角。他的言语和思想在全美几乎家喻户晓，甚至一鸣惊人，成为19世纪中叶美国的传奇式人物。。
当这类说法丝毫不见成效时，他们及时地变换了方式。他们通过许诺让卡里布·施密斯进人内阁而拉拢了印第安纳州的代表；他们通过担保将来让西蒙·卡迈隆辅佐林肯又赢得了宾夕法尼亚代表们56张选票。
星期五上午投票正式开始。四万民众涌进芝加哥来关注这件激动人心的政治活动。由于会堂太小，只有一万人挤了进去，另外三万人把外面的几道街区都堵了个严严实实。
西沃德在第一轮投票中领先，而在第二轮里，宾夕法尼亚的代表投了52张票给林肯，使得局势发生了逆转。到了第三轮，林肯的得票数超过了西沃德。
在大厅里，万名观众欢呼着、尖叫着、挥舞着手中的帽子，显得尤为兴奋。大厅屋顶上的礼炮发出了轰然巨响。大街上的三万民众随之欢呼雀跃了。男人们相互拥抱在一起，笑声、叫声和激动的哭声混成了一片。这些对林肯祝福的音符在会堂的上空飘荡。
一百多名士兵在泰蒙特大厦门前列队向空中鸣枪致意；教堂的钟声、火车的鸣笛声、蒸汽船的汽笛顷刻间都加入到了声浪之中。全市整天都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芝加哥论坛》报道：“自从耶利哥城墙倒塌之后，地球上就再没有过如此的喧闹。”
在狂乱的人群中霍瑞斯·格瑞利发现了维德，这位“总统的缔造者”流下了痛苦的眼泪。格瑞利终于为自己出了这口恶气。同时，也使林肯成为了19世纪中叶美国的传奇式人物。
那么，这时斯普林菲尔德又是什么样的呢？这个上午，林肯像往常一样来到那间办公室。他本来想处理一件案子，但是，他发现自己根本无法集中精力去做了。于是，他把案宗推到一边，起身跑到楼下的商店后屋扔了几下棒球，又打了几杆桌球，最后跑到斯普林菲尔德杂志社去听消息。电报收发室在屋子的上一层，而他正坐在扶手椅子里和别人谈论第二轮投票会如何如何……
忽然，发报员冲到了楼梯口，大声喊道：“林肯先生，您获得提名了！您获得提名了！”
林肯的呼吸仿佛在一瞬间停止了，他的脸红了起来，下嘴唇不断地抽动着。
在经过了长达19年的孤军奋战之后，他所蹿升到的高度足以令人眩晕。
人们也纷纷走上街头，个个神采飞扬，奔走相告。市长命令百枪齐放，庆贺林肯获胜。
林肯的老朋旧识将他簇拥在中央，大家笑着、哭着，相互握手、拥抱，欢呼着把帽子抛向半空。
“亲爱的朋友们，请让一下路。”他恳求道，“在第八大街有一名小女子也非常想听到这个喜讯。”说着，他冲出人群，直奔第八大街。
晚上一到，斯普林菲尔德的每一条街道都沸腾了。人们把柏油桶和篱笆放到地上点起了一堆堆的簧火，所有的店铺、酒店整夜地灯火通明，共同为他庆贺。
没过多久，全国有一半的地方都在高唱：“老亚伯拉罕·林肯来自蛮荒之地，来自蛮荒之地，来自蛮荒之地。老亚伯拉罕就住在伊利诺斯，就住在伊利诺斯。”
现在，我必须要离开这里，还不知道何时能否再回来，因为在华盛顿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我去做。失去神圣力量的支撑，我便不会成功；有了它，我就不会失败。愿这神圣伟大的力量与我并肩同行，同时让它保佑你们大家一生平安。让我们大家满怀信心地去期望明天会更加美好。
离乡就职
在此次总统竟选中，斯蒂文·道格拉斯无意之中所做的工作比任何人都多，从而把林肯推进了白宫的大门。是他分裂了民主党，是他让和林肯并驾齐驱的三位候选人落了选。
其实，竟选刚刚开始时，林肯就看到反对派正在土崩瓦解，这时，他就已经有了胜利的预感。即使如此，他依然担心自己究竟能否在家乡地区获得普遍支持。现在，成立了一个民意测验委员会，专门负责挨家挨户地进行调查。当林肯看到测验结果时，他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在全部的23位教堂主持当中仅有3位表示支持他，而神学院的院士们也没有一个人支持他，而那些所谓的追随者们就更不用说了。对此，林肯有过一番痛苦的感慨：“他们对圣经的笃信和上帝的信仰都是伪装出来的。而这次测验足以显示出他们对奴隶制的存亡毫不关心，而我知道上帝是不会不在乎的。有人性的人都会在乎。如果这些人不在乎，那只能说明他们根本没有领悟圣经的精髓。”
现在，大多数的父老乡亲站到了林肯的对立面，而只有少数人支持他，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很清楚，因为他们都从属于民主党。
林肯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很少的选票，而他的竟争者们的得票数是非常多的。由此看来，林肯只是获得了局部的胜利，因为在他那两百万得票当中只有两万四千张是来自南部地区。在南方九个州没有一个人投票给共和党。在阿拉巴马、阿肯色、佛罗里达、乔治亚、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北卡莱罗纳、田纳西以及德克萨斯竟无一人投票给亚伯拉罕·林肯。谁都知道，这对林肯及为不利。
就在林肯当选以前，在北方还掀起过一场狂风巨浪。在那里有一个狂热分子团伙，这个团伙已存在了30多年，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摧毁奴隶制和把国家推入战争。很长一段时期里，他们接二连三地出版一些富于煽动性的宣传册和书籍到北方各个城市和乡村发表演说；举着奴隶们穿过的破烂的衣衫、戴过的手铐脚镣以及血迹斑斑的皮鞭和各式各样的刑具昭示于世人。他们还用那些逃跑出来的奴隶做当众说教和巡回展示，控诉奴隶主对他们所施行的非人道的摧残和折磨。
1839年，美国反奴隶制协会印制了一本名为《且看美国的奴隶制度——千名目击证人的证词》的画册。在这本册子里，目击者讲述了他们亲眼目睹到的各种暴行的实例：奴隶们的双手被强行放进滚烫的沸水里；他们被烧红的铁具打上红红的烙印；他们的牙齿被打落到地上；他们的皮肉在遭受猎犬的撕咬；他们被鞭打致死或者被捆到木桩子上活活烧死；黑人妇女在悲嚎，因为她的孩子永远地离开了自己，被带到拍卖所或者奴隶市场像牲畜一样去卖；黑人女子在哭泣，因为她无法生育更多的孩子，而膘肥体壮的白人男子只要花上25美元就能和黑人女子睡觉。这样一来，有色孩子的卖价便提高了很多，尤其是女孩。
废奴主义者们最常用的也是最具煽动性的指责就是黑白两色间的混血儿。他们指责南方的男人们之所以把奴隶制视为传家宝，那是因为这样可以使他们无限度地发泄性欲。
文德尔·菲利普大声疾呼：“在南方有50万名妇女在皮鞭下沦为了妓女，那里就是一座最大的妓院。”
那些色情和皮肉交易的内容要是在这里描画一番的话，一定会令你大倒胃口的。你要想目睹的话，就到废奴主义者的宣传册里面找吧。奴隶主们被指责和他自己的黑白混血女儿乱伦，并且还转让给别的男人以发泄他们的性欲。
斯蒂芬·福斯特说，在南方的卫理教教堂里面有5万黑人女性教徒在皮鞭下过着淫乱的生活。他还声言卫理教的牧师们之所以要支持奴隶制，其原因，而且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们想占有更多的情妇。
林肯本人在他和道格拉斯的唇枪舌战中也曾谈到，在1850年的美国共有近五万名混血儿，其中大多数出自女黑奴和她们的主人之手。
奴隶主们的权益是受宪法保护的。所以废奴主义者要把宪法咒骂成“死亡的契约、地狱的条例”。
不仅于此，废奴文学在艺术方面也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一位穷困的神学教师的妻子坐在饭厅的桌子跟前写成了一本名为《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书。这本书是她流着眼泪写成的，字字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句句惊心动魄，令人感慨万分。
后来，她说是遵照上帝的旨意写成了这本书，书中对奴隶们悲惨命运的刻画感人至深，这本书给千百万读者的情感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强烈冲击，它的影响力之大是以前任何一部小说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当林肯见到小说的作者哈瑞特·斯托的时候，他说是这个小女子引发了一场惊天动地、规模空前的战争。
不可否认，废奴主义者们发动这场运动的本意是好的，但这似乎被夸大了的运动究竟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呢？它把南方人说服了？让他们低头认错了吗？其结果并非如此，刚才所设想的结果也只是人们的一种想象罢了。废奴主义者所点燃的怒火只能给对方的仇恨火上浇油而根本无法达到预期设定的目标。来自北方的傲慢的批评指责助长了南方的敌对情绪，在梅森狄克森南北分界线的两端正在由对对方的不满升级到长期的流血报复。
当1860年林肯上台时，南方人就意识到奴隶制是很难再继续实行下去了。他们必须得在废奴和脱离联盟之间做出选择，那他们会选择退出吗？他们有权力那样做吗？
这个问题成了半个世纪以来见仁见智的热点话题。有很多的州都曾威胁过要脱离联盟。例如：在1812年战争期间，新英格兰地区就郑重其事地组建了独立国。还有康涅狄格的立法委曾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声明：康涅狄格是一个自由、自主和独立的州。
而林肯自己也曾相信个州有权脱离联邦。在国会的讲话中，他曾这样讲过：
任何地区的任何人都有权拥护或者试图瓦解现政府，其目的无非是要建立一个更符合他们利益的新政府。这项权利是珍贵而神圣的，这项权利能让全世界获得自由。
不受现存政府的制约是人们的权利，任何地区的人都可以起来革命，去做他们祖祖辈辈生存过的土地上的主人。
上面的话是他在1848年所说，然而时过境迁，现在已是1860年，难道林肯还相信这些话吗？但是，南方人民对此依然深信不疑。在林肯参加大选的一个半月之后，南卡罗莱纳州通过了脱离条例。查尔斯顿还为“宣布独立”举行了庆典仪式。其他六个州也相继效仿。在林肯离开斯普林菲尔德赶往华盛顿的两天前，杰斐逊·戴维斯就当上了新国家的总统。这个新国家是打着“奴隶制符合黑人天性和世间常理”的旗帜而建立的。
即将倒戈的布坎南政府现在正是怒火中烧，充满着不忠和叛逆，但除了坐观还能做些什么呢？林肯在斯普林菲尔德整整坐了三个月，眼睁睁地看着联邦在土崩瓦解，共和政体随时都有被摧毁的可能。他又看到联盟州正在购买枪支弹药、修筑堡垒、操练士兵。因此，他意识到他将带领着这个国家的人民进入一场战争。
他心神不宁，夜不能寐。忧虑令他的整个身体消瘦了许多。
林肯是很迷信的一个人，他相信即将发生的事情总会通过梦境或者某种预兆给他一些宝贵的讯息。1860年的一天下午，他刚回到家里就一头倒进沙发里，在他的对面是一个双开门的大衣柜。他抬眼望着镜子中的自己，里面的人竟是一个身子两张脸，其中一张脸格外憔悴。他被吓了一跳，不由得坐了起来，镜子里的影像随之消失了。他再躺下来，那张“鬼脸”又出现了，而且比刚才显得更加憔悴。这个影像总是在他的眼前浮现，于是，他把这件事告诉了玛丽。玛丽说这是他能连任的好兆头，但那张苍白的鬼脸却分明预示着他不会活着挨过第二个任期的。林肯没有告诉其他任何人，只是对赫尔顿说：“比尔，我担心，我不会有好的结果。”。
很快地，林肯也越发地感到自己会真的被杀死在华盛顿。他先后接到几封信，信里面都画着绞架和匕首，每封信都在向他示威，不要自寻死路。
当选以后，林肯对一位朋友说：“我真不知道如何处置我的住所才好。我当然不能把房子卖掉而使自己无家可归。可是，如果把它租出去吧，等我回来住时，估计里面的东西就全都不能用了。”
不过最终他还是找到了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他认为这个人是绝对能照管好他的房子的。于是，林肯以每年90美元的价格把房子租给了此人。然后，他又在《斯普林菲尔德特刊》上登了一条消息：位于第八大街拐角处的杰克逊街道的住所现有包括：地毯、沙发、椅子、衣柜、床架、火炉、瓷器、女王陶器、玻璃器皿家私变卖等，具体细节和价格来之后面谈。
左右四邻得到消息之后，纷纷来此看货。有人询问椅子或灶台的价钱，有人询问床的价钱，就像是在集市一样，很是热闹。
“想要的话，就拿走吧，”林肯大概是这样回答的，“不要问我价格，你们觉得它能值多少，就付给我多少好了。”
于是，大伙也毫不客气，只给了他一点点钱就把东西搬回家了。其中的大部分家具被铁路管理员提尔顿先生买走了。后来，他把这些东西带到了芝加哥，据说在1871年的火灾中全部化为了灰烬。
不过，还是有几件东西留在了斯普林菲尔德，几年之后，就有一位出版商花钱把那几件物品买到手并把它们带到了华盛顿的公寓里。这所公寓就在福特剧院的对面街上。现在，这里既是博物馆又是人们凭吊古人的圣地。
当年林肯的邻居们只要花上1美元就能买到的旧椅子，现在的价值已经超过和椅子等重的黄金。这是他们当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林肯用过的所有物品现在都成了极其贵重的文物。举例来说：林肯遇刺时坐着的那把黑桃木椅子，1929年被人以2500美金的价格买走了。林肯给霍克将军写过一封亲笔信，信中任命他为波托马克部队的总指挥，后来这封信以1万美元的高价被拍卖。布朗大学收藏着林肯在战争期间发出的485封电报，全套收藏现拍卖价高达10万美元。一部未经署名的也并不重要的讲话手稿近期的成交价已高达2万美元。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说复稿拍卖价也超过10万美元。
1861年以前的斯普林菲尔德居民还没有意识到林肯能有多少过人之处，更不会想到这个人会成为19世纪中叶美国的传奇式人物。
未来伟大的总统先生许多年来的生活都很清贫，他总是一大早就提着菜篮子、围着围巾溜达到商店和肉铺去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又不知有多少个夕阳西下时，他跑到城外的牧场上赶牛儿回家、为马儿梳毛或洗澡。
在赶往华盛顿任职的前三个星期，林肯正努力为他的就职演说做着准备。这时最需要安静了，于是他把自己锁在了百货商店的二楼埋头苦读起来。他自己拥有的书虽然不多，但是他的朋友们藏书可是多的很。于是，林肯从赫尔顿那里借来《联邦宪法》；从安德鲁·杰克逊那里借来《废除宣言》以及亨利·克莱于1850年所做的伟大演说和韦伯斯特答海恩的讲话。就在这阴暗、简陋的房间里，林肯凭着借来的书籍和资料，挥笔写就了令人敬羡的华章——对南部各州人民的请求：
在文章结尾之时我要说，我们彼此之间应该是朋友而不是敌人。而且我们永远都应该做朋友，尽管有时彼此都难以控制各自的情绪，但我们感情的纽带是不会被扯断的。让那些神秘而美好的记忆的音旋环绕在每一块战场上、爱国者的墓碑上、每一名生者的心田、每一个家庭的火炉前。我相信，我们的天性是善良的，这必将会带领全国人民共同奏响生命的和弦。
赴任之前，林肯离开斯普林菲尔德专程赶到查尔斯顿去和他的继母辞行。他一如常日地喊对方“妈妈”。这位妈妈紧紧地抱着他，硬咽着说：“亚伯拉罕，我真不想叫你去竞选什么总统，因为，我的直觉告诉我，一定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到时候只怕我们只能在天堂再相见了。”
在斯普林菲尔德最后的日子里，他经常会回忆过去和安娜·拉特利奇在纽萨勒姆一起走过的美好的时光。这段时间，他做过的梦也都是些遥远而脱离现实生活的事情。就在临行的前两天，有一个朋友专门从纽萨勒姆赶来为他送行。当互道珍重时，林肯无限感慨地说道：“我深深地爱着她，一直不曾忘怀，最近我经常在梦中见到她。”
林肯就要永远地离开斯普林菲尔德了。离开此地之前，他最后一次过去看了看那间简陋的办公室，并且还最后处理了几个细节问题。
赫尔顿这样说道：
做完手头的几件工作后，他便走到屋子的另一头，并顺势躺在了沙发上。这个老旧沙发也不曾被修理过，所以被移到了靠墙的位置以便获得支撑。他的脸朝着天花板静静地躺了一会儿，我们两人谁都没有讲话。忽然，他开口问道：“比利，我们认识有多少年了？”
“哦，再过几个月就十七年了。”我回答。
“这期间我们从没吵过嘴，对吧？”
“是的，从未有过。”我非常激动地回答到。
然后，他就开始回忆早年职业生涯中的有趣经历，他还时不时地表演一下他在外奔波办案时的滑稽场面。接着，他整理了几本有用的书和文件准备带去华盛顿。出门前，他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请求，要我把楼梯口那个锈迹斑斑的链锁吊着的招牌照原样留好。“就让它挂在那里吧，不要去碰它。”他意味深长地低声说道，“我想让咱们的客户知道林肯和赫尔顿事务所并没有因为总统选举而有改变。如果我还活着，没准我还会回来。到时候我们还一起合作干咱们的老本行，就跟根本没有这回事一样。”
他恋恋不舍地瞅了最后一眼。随后转身走向并不宽的走廊。我和他一起走下楼梯，下楼时，他很是不快地说：“总统办公室的周围环境会令我感觉不舒服。处理办公室里的事务是最令我头痛的。”他带着几分怨气说，一想到还有好多未完成的工作我就头疼得厉害。
大概估计一下，林肯当时的年薪在1万美金左右，但是，他好像手头的现金并不多，就连去华盛顿赴任的路费也是向朋友借的。
林肯在肯纳瑞饭店里度过了他在斯普林菲尔德的最后一周。临行的前夜，他们的行李和箱子被拉到大厅里，林肯亲自动手去捆箱子。他向前台服务员要了几张饭店的卡片，在卡片背面写上“A·林肯，高级行政大楼，华盛顿D·C·”，然后交由服务员负责把这些卡片系在行李上。
第二天早晨七点半，林肯一家登上了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一路颠簸地来到瓦贝施火车站，然后他们将乘坐专列赶往华盛顿。
那天，天空飘洒着小雨，但是，车站的站台上还是集满了前来送行的老邻居们。他们自觉得排成一列长队，逐个和林肯那只瘦骨磷峋的大手相握。最后，列车的汽笛响起，仿佛是在摧促即将上任的林肯总统上车。林肯登上了私人车厢的台阶，但没过多久，他又出现在了站台后面。
他原本不想做临别讲话。他还特意告诉报社记者们不必到车站来，因为他始终觉得没有特别的话要讲。然而，当他最后望见邻居们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时，他觉得非常有必要说几句临别的话。
那天早晨，站在即将离去的列车前他所说过的话当然无法和他在葛底斯堡所做的精彩演说或者和他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的慷慨陈词相提并论。然而，此番临别感言就像戴维德圣歌一样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而且可以说这里面所包含的个人情感比林肯其他任何一次演说都要丰富而强烈。
在林肯一生无数次精彩演说中，只有两次流下过眼泪，而今天早晨便是其中的一次：
我亲爱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很沉痛，是没有人能够理解的。父老乡亲的深情厚谊使我终生难以忘怀。我在这片热情地土地上生活了20多年，由青年步入了老年。我的孩子们也是在这片土地上出生的，尽管已经有一个入土了。现在，我必须要离开这里，还不知道何时能否再回来，因为在华盛顿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我去做。失去神圣力量的支撑，我便不会成功；有了它，我就不会失败。愿这神圣伟大的力量与我并肩同行，同时让它保佑你们大家一生平安。让我们大家满怀信心地去期望明天会更加美好。在这即将离别的时刻，就让我把最美好的祝福献给大家。
林肯收到过不止一封恐吓信，信上说他根本连白宫的门也进不了就会死于非命。部队总司令温菲尔德·斯考特将军担心林肯会在就职演说大会上遇刺。为此，他下令严密布防，以确保林肯的安全。
乔装改扮
当林肯离开斯普菲尔德前往华盛顿去做就职演说的时候，美利坚合众国的安全部门和私家侦探都通过侦察已经警觉到有人要在他经过巴尔的摩的时候实施阴谋暗杀。
由于有了警觉，林肯身边的友人就恳请他放弃已经对外公开了的行程安排，让他乘夜间化名潜入华盛顿。
起初，林肯极力反对这样的建议，这种做法将使他显得过于胆怯，林肯明白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会招来大家的耻笑。但后来，在朋友苦口婆心地劝说下，他才勉强表示愿意相信朋友的话，并开始对后面的行程做了极其严密的安排。
当林肯夫人得知行程已经改变时，她当即表示要和丈夫在一起。但当她被特别告知需要改乘下一列火车时，她那“火山口”又爆发了，大声呼喊着以示抗议，她好像根本不管什么新计划或新安排。
对外早已公布说林肯将于2月22日在宾夕法尼亚的哈里斯堡做演讲，之后在当地过夜，次日早晨再上路赶往巴尔的摩和华盛顿。
按原定计划，他在哈里斯堡做了演讲，但他并没有在那里过夜，而是在傍晚6点钟左右从饭店的后门溜了出来。他乔装改扮，穿了一件破旧的外衣，戴了一顶大众化的便帽，登上了一辆连灯都没开的铁路运输车，就风驰电掣地奔向了费城。与此同时，哈里斯堡的电报线全部被切断，这样搞阴谋暗杀人就无法及时得到消息了。
在费城，他的党派人士还要多等一个小时的时间以便改换车次。这样做的目的完全是为了防止别人认出他们的行踪。而此时，林肯和著名的侦探艾伦·宾科尔顿正坐在一辆不起眼儿的出租车里，在大街上逛来逛去。
10点55分的时候，林肯靠在宾科尔顿身体的一侧，尽量放低自己高大的身躯，从后门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了车站。他把头深深地埋在胸前，并用一条厚实的围巾将自己的脸整个裹住了。他穿过候车室走进列车后部的最后一段卧铺。这里早有宾科尔顿的得力女助手等在那里。一面厚厚的帘子把这段卧铺和别的地方隔开了。不用说，这段卧铺是这位女助手特意为“多坎坷的兄弟”预备的。
林肯收到过不止一封恐吓信，信上说他根本连白宫的门也进不了就会死于非命。部队总司令温菲尔德·斯考特将军担心林肯会在就职演说大会上遇刺。为此，他下令严密布防，以确保林肯的安全。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式，华盛顿的许多人都不敢参加这个仪式。
就在那天，斯考特将军派了60名士兵在国会大厦的东边立柱附近做护卫，林肯将站在这边发表就职演说。另外，还有一队士兵站在林肯和观众之间排成了一道人墙，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林肯的安全。
仪式结束后，新总统在穿着绿色军装的护卫队的保护下走进车子，驱车驶向宾夕法尼亚大街，道路两旁是刺刀出鞘的步兵团士兵。
当他十分安全地到达了白宫之后，有不少人感到惊奇，更让某些险阻狡诈之徒感到失望。
1861年到来之前的几年中，国家经济逐渐衰退。经济如此萧条而民心必定不稳，签于此，政府被迫加派士兵到纽约市以防备穷凶饿急的暴徒去抢劫国库。
当林肯举行就职仪式的时候，市内正有数以千计的失业男子在找工作。他们知道由于这是共和党第一次当政，而所有民主党的办公人员将被解除公职，这些人将可能会沦为周薪不足10美元的小职员。
由于职位少而人多，所以每个职位都会招来大批申请者的争抢。林肯刚进白宫才坐了一个多小时，就被这些求职者弄得一头雾水了。他们冲进大厅，挤满走廊，把东厢房的物品掠夺一空，要不是有专人阻止，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闯进私人会客室。
乞丐们也不请自来，伸手向他要一顿午餐费。还有一个男人说就把你那条旧裤子送给我吧。
一个寡妇来找林肯，说是给那个答应过娶她的男人找工作，她说只要那个男人能在这里上班，那她一家人就不再为吃饭发愁了。
还有许多人来这里并不是工作的，而是来索要他的手稿。一名靠出租寄宿所为生的爱尔兰妇女跑到白宫来央求林肯帮自己从政府办公人员那里收集住宿单据。
但凡有一位办公室的文员病倒了，就立刻会有几十个荐工者一窝峰似的找过来，口口声声说“万一那个人一病不起，去上帝那里报道去了呢？”
每名来访者都理直气壮地带着介绍信来到这里，然而林肯哪有时间顾及这些。一天，又有两名在“同一家邮局”工作的荐工者手里各拿着一堆信来找他。林肯把两摞信原封未动地往天平的两端一放，便问这两个人谁带来的信更有份量。
向林肯要工作的人来了一拨又一拨，白宫似乎成了热闹的集市，当他们听到对方的拒绝就叫骂不休。这些人当中大部分都是一无所长的流浪汉。曾有一名妇女想为丈夫谋份差事，连她自己也承认丈夫之所以不亲自来找，是因为他喝得太多而无法亲来此地。
这些自私和贪婪的家伙令林肯感到震惊和愤怒。他去吃午饭时，这些人会把他截在半道；或者当他的车子行驶在大街上时，这些人会直冲到车前向他乞求工作。甚至在林肯入住白宫一年以后，南北战争也打响了将近一年时，这些家伙还总是死缠着林肯不放。
卡扎里·泰勒总统被疯狂的求职者搞得焦头烂额，仅任职一年半就命归黄泉了；而哈里森由于焦虑过度，四周之后便失去了生命。然而现在的总统是林肯，他不仅要忍受求职者的疯狂纠缠，还要同时操持战争事宜。他所要面对和要解决的问题比任何一位总统都要多得多。最后，连他那钢铁般坚硬的身躯也禁受不住了，染上了天花病。他说：“让那些找工作的人全部来这里集合，我马上给他们安排事情做。”
一有重大问题需要他作决策时，林肯就不可能整天都呆在白宫里了。位于南卡罗莱纳的查尔斯顿的军事要塞萨姆特堡垒眼下已经断了食品供给。林肯面临着一个事关重大的抉择，是送粮接济，还是撤离呢？
海陆军的参谋一致认为：“不要有送粮食的想法，如果你这样做了，那战争马上就会爆发。”
内阁七名成员中有六人持相同看法。但是林肯明白，他不能在未获得实质性的脱离以前就从要塞撤兵，那样岂不就是在鼓励联邦解体吗？
在就职演说中，他曾庄重地宣誓，要“保留、保护、保卫”合众国。他不想也不能违背这一誓言。
于是，他坚持己见，下令派出“波瓦坦”号向萨姆特要塞输送咸肉、豆饼和面包，但不得增派兵力和运送弹药。
当杰斐逊·戴维斯得知这个消息后便马上致电博勒加德将军，说如果在你认为有必要时就可以立刻向萨姆特要塞发起进攻。
要塞的指挥官安德逊上校也给博勒加德将军发了一封电报，说如果对方可以再往后拖四天，那么，驻防士兵就会因为饥饿而被迫撤离，他们现在仅有的腌猪肉也快用完了。
但是，博勒加德将军并没有选择等待，这又是为何呢？
或许在某些谋士看来，不让鲜血溅到人们的脸上，那些犹豫不定的州还会回到合众国的怀抱。只要先开枪打死一个美国佬，就能激起联邦的怒火。于是，博勒加德将军最终下达了悲剧性的指令。4月12日的凌晨四点半，一颗炮弹带着刺耳的尖叫落到了要塞墙外的海面上。
随后的34个小时里炮声持续不断。据统计，在这段时间里总共发射了三千多发炮弹。轰炸结束后，上述事件便成为了联盟州人们的一项即兴娱乐活动。勇敢的青年男子们穿上了崭新的军装点燃大炮，而时髦漂亮的女人们纷纷走上码头为他们欢呼喝彩。
星期天的下午，合众国的士兵交出了要塞和来不及要吃的四桶腌猪肉，并正式宣布投降。星条旗在空中飘扬，降兵降将坐船驶往纽约。此后的一周里，查尔斯顿一片欢歌笑语。教堂里的人们高唱圣歌；人们纷纷走上街头共同为胜利狂饮高歌。
此次炮击虽然没有给萨姆特带来什么损失，双方军队也没有在战斗中直接交锋，但这一事件从此使得铁路运输线紧张了起来。战争才刚刚开始，更为残酷的战争还在后面，这次对垒仅仅是南北战争血腥纪录的一个开始。
野心，她要使他成为举止讲究、风度翩翩的绅士。她的心中常常浮现他父亲的影子，那个衣着整洁、头戴礼帽、脚套长靴、手执金杖的气度超卓的绅士，她希望林肯也能如此表现。
啊，穿上那身新衣的林肯先生多么神气呀！玛丽陶醉地看着，仿佛自己在总统夫人之路上又更近了一站。他的确没有辜负她的期望。虽然他在社交场合常常不知如何是好，在女性面前他的长胳膊、长腿也成为他的累赘，常令他不知所措。然而，当他站在大众之前，在大众的烘托之下，他的长腿使他显得如同鹤立鸡群，他的长胳膊有力地挥动，指引着大众的激情，他们被他才华横溢的演讲所激动，他们吹着口哨、抛着帽子，向他表示欢呼及拥戴，他们使林肯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为哈里森竞选总统而到处演说，几乎跑遍了伊利诺斯的每一个角落。终于，林肯与道格拉斯为各自的政党而拔刀相见。1840年7月，他们在斯普林菲尔德召开了一个两万人的大会。针对民主党批评，威廉·哈里森将军像个住小木屋饮苹果酒的老妇女，自由党则用三十头牛拖着一个特制简陋木屋，走在斯普林菲尔德人群拥挤的街上，大众争先前来打开木屋边上一个大桶的水笼头，倒上烈性苹果酒来豪饮。自由党将自己民众化的活动办得相当成功，而同时林肯也极为精彩地告知大众他初到伊利诺斯时的困苦经历。最后自由党有了自己的第一个总统。
玛丽也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他们已订了婚，她仿佛感觉到林肯有一天一定会做上总统，而她就理所当然地实现了自己的总统夫人之梦。
他在感情与理智的激流中挣扎，理智告诉他，他必须兑现承诺，感情告诉他，他丝毫不喜欢她，而且与其结婚而忍受她的火爆脾气还不如逃掉。最后他分不清到底哪是理智哪是感情，他感到极端压抑，濒临崩溃。
奇特的婚礼
玛丽·托德和亚伯拉罕·林肯订婚后不久，她就想改造他。她看不惯他的穿着打扮，经常拿他和自己的父亲相比较。十几年来，几乎每个早晨她都看到罗伯特·托德手里握着镶金的拐杖行走在列克星顿的大街上。他身披质地考究的蓝大衣，足蹬光可照人的皮靴，一条合体的雪白裤子，裤脚总是整齐地塞在靴子里。可林肯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在天气暖和的日子里，他根本就不穿外套，更难以容忍的是，他还经常穿低领衫。通常你见到他所穿的裤子只有一条背带，衣服上的扣子一旦掉了，他就削一根木钉把衣服缀起来。
他还在帽子里摆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他这种粗俗的穿戴使玛丽·托德很生气，而她也照样地向他唠叨个不停。可是一而再，再而三，她的大小姐脾气再也控制不住了，便常常让林肯很难堪。
玛丽像是一匹马，她希望迅速抵达目的地，她的急躁脾气也使她快人快语，而林肯像牛一般慢吞吞的反应令她发狂。林肯开始收回他恍惚的目光，手执他仅剩的一根背带，安静地说不出话，他难以理解她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地发火。
玛丽小姐是怎么了？上帝（God）就只有一个d，而她托德（Todd）家却有两个。这就能使她如此这般放肆地对待他吗？他觉得她越来越没有耐心，而他也逐渐对她失去了爱意。他的牛脾气使她的马脾气失去控制。
后来，玛丽的姐夫的表妹玛缇塔·爱德华斯的到来使玛丽和林肯的隔阂越来越深。玛缇塔是个身材高高的、金发碧眼的可爱女子，她也在爱德华斯这所宽敞的宅第里住下了。每当林肯过来要找玛丽时，玛缇塔就像眼前花儿似的在他面前晃。这个女子虽然不会讲巴黎音的法语，也不会跳切尔克斯圆圈舞，但她很会拉拢男人，林肯对她的爱意油然而生。当她打扫屋子时，林肯会饶有兴趣地看着她的一举一动，而对玛丽的话语充耳不闻，玛丽为此大发雷庭。还有一次，他带着玛丽走进舞厅，可是他让玛丽去和别的男人跳舞，而自己则坐在角落里和玛缇塔聊天。可想而知，玛丽是无法忍受自己的丈夫这样的安排。
玛丽指责他爱上了玛缇塔，而林肯对她的话显得很冷漠，玛丽失声痛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要求他不准再和玛缇塔有任何接触，那怕是多看一眼也不行。
当初那信誓旦旦的爱情现在变得模糊起来。林肯现在意识到两人在所受的教育、生活背景、脾气秉性、兴趣爱好乃至人生观、世界观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鉴于彼此总在不断地触怒对方，他觉得婚约应该解除，即使俩人勉强结合了，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幸福的。
玛丽的姐姐和姐夫与林肯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力劝玛丽放弃嫁给林肯的念头，并反复对她说他们两人之间明显不合适，即使结了婚也不会拥有幸福。可是，玛丽哪能听得进去这些呢？
林肯反复思索，他觉得他们的前景暗淡，而这种关系再继续下去只是凶多吉少。他开始明白为什么道格拉斯会放弃她。他鼓起勇气打算告诉她他们应当解除婚约。最后，他决定用笔将自己的感情明明白白地写在纸上。他告诉她，他现在仔细地考虑后，才发现自己爱她并不充分，所以不能和她结婚。写完了信，他便去找他的老友斯庇德，要他替自己送去，如果斯庇德推辞不去，那么他将去找另一个愿意效劳的人。斯庇德接过信却把它扔进火炉，并告诉他白纸黑字将是永远的证据，而话则如风过耳，或许会被听到，或许会被误会，或许会被遗忘。他慎重地告诉林肯，如果他是个男子汉就应当亲自前往，当面向她说清楚，并叮嘱林肯说完就走，别逗留。林肯扣上外衣走出门，走进斯普林菲尔德夜晚的黑暗，街上行人稀少，寒风凛冽，他下定决心不再拖延。他来到爱德华兹议员的住宅，告诉她，他不再爱她。她一听即放声大哭，痛苦万分，她绞着手，骂他是个骗子，并说骗子终会受骗。他来不及告退，便被她的举动吓得不知所措，他最怕的就是女人的眼泪。他看着她痛苦万分，发现自己也泪流满面。然后，他们情不自禁地拥抱在一起。一个冷冰冰的决意告别却变成情意绵绵的意外约会。
经过这番举动，解除婚约看来是不太可能了，林肯看着结婚日期渐渐逼近，真正体会到爱尔兰人怕绞索的滋味。他解除不了婚约而他却不想和她结婚，但他现在已无法再拖延，他沉入更深的忧郁之中，即使他久经风霜的神经也难以忍受时光飞逝的重压，而那一天终于来了。
1841年1月1日，爱德华兹的私宅焕然一新，房间里鲜花烂漫，壁炉里火光熊熊，孩子们嬉笑追逐，大人们谈笑风生。
这新年的第一天天气格外晴朗，阳光分外灿烂。这一天，斯普林菲尔德最有前途的辉格党领袖的婚礼正在如期举行。玛丽·托德等待着新郎前来迎娶。大蛋糕摆上了桌子，客人们纷纷前来致贺。黄昏来临，夜幕降临，该来的都来了，只有新郎没有来。寻找的人们找遍了斯普林菲尔德的大街小巷却不见他的踪影。客人们告别了爱德华兹的房子。玛丽跑进了自己的房间，她伤心地扯掉婚纱，扑倒在床，羞愤而绝望。
这一天，林肯的好友斯庇德卖掉了他的商店而打算搬到肯塔基的路易斯维尔。林肯无家可归，人们最后找到他时发现他在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内喃喃自语，他立即被宣告神经失常，用以解释他为什么不去迎娶新娘而为玛丽·托德挽回脸面。而后他陷入狂乱之中，他乱喊乱叫，威胁着自杀。他的朋友们照顾他，不准他用刀。医生劝他多参加活动以分心，但即使是正紧张进行的州议会也不再吸引他了。
他的内心在挣扎。他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而事实上他食言了，他在最后一步抽身而使整场戏因缺少主角而失败。
他在感情与理智的激流中挣扎，理智告诉他，他必须兑现承诺，感情告诉他，他丝毫不喜欢她，而且与其结婚而忍受她的火爆脾气还不如逃掉。最后他分不清到底哪是理智哪是感情，他感到极端压抑，濒临崩溃。
逃婚后三个星期，林肯在收到斯图尔特的信后，回信给他，这封信写得悲惨至极。他写道：
我现在是世界上活着的最不幸的人。假如将我所感受的平均分给全人类，那么地球上再也找不到一张笑脸……要我保持现状是不可能的。在我看来我不是选择死亡，就是要把自己的精神控制好。
斯庇德怕他去寻死，所以林肯就被带往路易斯维尔附近的斯庇德母亲家中。在这里，他得到一本《圣经》并被安顿在一间幽静的房子里，窗户朝着一弯清溪。溪水蜿蜒地流过草原，通往一英里外的森林。每天早晨都有个黑奴为林肯送咖啡来。爱德华兹夫人，即玛丽的姐姐，说是玛丽为了要保持她的体面又要使林肯安心，就写了一封信给林肯先生，说她愿意准许他解除婚约。但是要他解除婚约时，据爱德华兹先生说，玛丽还是允许林肯只要愿意，随时有权和她再行订婚。
然而这件事却是他决不愿去做的。他再也不想见到她了。甚至在林肯逃婚后一年，他的好朋友詹姆斯·马赛尼还以为他会自杀。
就在此后的两年内，林肯完全不理会玛丽·托德，只希望她把他忘了，并希望她能改嫁别人。但她始终不肯，因为这与她的面子有关，主要是因她的自尊心所使然。她决定要对她自己和那些轻蔑或怜悯她的人们证明，她是能够并且一定会和亚伯拉罕·林肯结婚的。
而林肯也是下定决心不和她结婚的。
事实上，林肯心意非常坚定，所以在一年之内就向另一个女子求婚了。她叫做萨拉·李卡德，是巴特勒夫人的妹妹。曾经在他的好友威廉·巴特勒家住过四年。
一天，林肯跟她谈论《圣经》，说在《圣经》里亚伯拉罕跟萨拉结婚，现在他们的名字正意味着天意，于是林肯向她求婚。她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理由很简单，他们的名字也许天造地设，但是他们的年龄却天差地别。她才16岁，根本很少考虑结婚这类事。而林肯32岁，他迫切需要结婚，只要不是玛丽·托德，谁都行。林肯为当地的《桑加芒报》写社论。而主编西蒙·法兰西斯是他的一位密友及支持者。只是法兰西斯的妻子涵养不够，常爱管闲事。因为年逾四十而膝下无子，所以她以斯普林菲尔德的月下老人自居。
一天，林肯应法兰西斯夫人之邀前往她家，他不知道她同时还邀请了玛丽·托德小姐，于是冤家路窄，他们再次有了接触。林肯对婚姻生活颇为担心，遂致函斯庇德，希望他立即回答自己关于他婚后是否快乐的提问，越快越好。斯庇德告知那比他所想像的要快乐得多。
林肯无法逃避，硬着头皮再次向玛丽求婚。她终于等到了挽回脸面的一天，她一直不肯嫁人，一直希望他回心转意，并曾说只要林肯先生愿意，随时可再次向她求婚。她知道林肯出于维持他的名誉不得不和她结婚，他这头牛被安上了辔头，在她的牵拉之下不吃回头草才怪呢！
而她作为马却从来不曾离开那片草地。
1842年11月4日，这天是星期五，在林肯有点迷信的心中是个不吉利的日子，他似乎有点期望同样迷信的玛丽·托德小姐拒绝他的求婚，而使他震惊不已的是他下午刚提出求婚，迫不及待的玛丽便设法使婚礼在晚上举行了。
事情进展得如此神速令他觉得可怕。然而玛丽觉得什么都没有拖延更令人恐惧，多等一天她都不乐意。再有，今天恰巧是她的24周岁生日。于是，他们急忙跑到查特尔顿珠宝店买结婚戒指，在戒指上面刻上了“爱情永恒”一行小字。
当天下午过后，林肯请求吉姆斯·马西尼做他的伴郎，说道：“吉姆，我要和那个女孩结婚了。”
傍晚时分，林肯在巴特勒的家里穿上了结婚礼服、套上了皮靴，这时，巴特勒家的小男孩跑过来问他要到哪里去。林肯答道：“也许是到地狱去吧。”
而此时的玛丽也显得很失落，因为上回那套为婚礼精心制作的嫁衣算是白白浪费了，这次只能凑合穿上这套白色的细棉布做的衣裙。
所有的一切事务都是在万分匆忙中进行的。爱德华斯夫人说婚礼只进行了两个小时就结束了。婚礼蛋糕被端上来的时候，蛋糕上面的奶油因不能冷却，刀子切下去很不顺手。
当尊敬的牧师查尔斯·戴斯尔身着法衣宣读那篇令人心情激荡的教义时，林肯几乎是面无表情，丝毫没有激动。他脸色苍白地出现在婚礼上，无法掩饰内心的紧张，看上去简直像去屠宰场。
林肯本人对婚礼的感想在写给萨缨·马歇尔的商业信件的附文中可以找到。这封信是在他结婚后的第一个星期写的，现将此信珍藏于芝加哥社会历史书院。
“没有什么新奇的感觉，”林肯这样写道，“真的，这场婚礼对于我来说，只不过是经历了一次迷茫与困惑罢了。”第2仕途艰辛
林肯生命中最大的悲剧不是惨遭暗杀，而是他的婚姻。但是面对整天碎嘴唠叨、乱发脾气的专横夫人，他并没有消沉，而是抱着“不要对任何人怀有敌意，而把善心施与众人”的人生态度驰骋政坛。在经过了长达19年的孤军奋战之后，他所蹿升到的高度足以令人眩晕。
“林肯夫人有着一般人比不上的大嗓门，”参议员拜尔瑞治说道，“即使隔着一条街都能听见。她家附近的邻居总能听见她的尖声怒骂。有时她还用其他方式宣泄自己的怒火，然而无论采用哪种方式，事后她总能找出各种理由为自己的粗暴专横开脱。”
林肯不属于任何一个教派，因此，他总避免和朋友们谈论宗教问题。不过，有一次，他对赫尔顿说自己的信仰和一位名叫克莱恩的印第安纳老人差不多，这位老者在一次教堂集会上说道：“做了好事，我的感觉就是好的；做了坏事，我的良心就会不安。这就是我的宗教信仰。”
“我相信你说得每一句话，”林肯反驳道：“但是，我绝对不会这样做，因为这钱出自一个精神失常的可怜女孩，我宁愿饿死也不会以这种方式骗她的钱花。我们最多只能收取这个费用的一半，否则我分文也不要。”
林肯对奴隶制深恶痛绝。他曾说：“劳动是我们人类的共同负担，而有些人却竭力要把他们分内的负担转嫁到别人头上，这是造成人类连续不断的灾祸的根源。”
此时正是寒冬12月天，北风呼啸，头顶的雁群掠过灰色的天空向南方飞去；一只野兔正急速地越过马路；几声狼嚎从远处的林子里传过来。但是，坐在马车上的男子对周围的事物和声响却毫无反应，他在低头沉思，在落寂中黯然伤神，也在思索着明天的路该如何去走。
他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状态。虽然乡村旅社的居住条件很差，但是对他来说，再不好的环境也比呆在家里强百倍。因为家里那位林肯夫人成天不是碎嘴唠叨就是乱发脾气。
烦恼的家庭
当我在伊利诺斯的纽萨勒姆写作本书的时候，当地一位律师好友亨利·邦德曾多次向我提议说：“你最好还是去拜访一下吉米·马尔斯舅舅，他是林肯的律师伙伴赫尔顿的几个舅舅中的一位。当年林肯夫妇曾在他姨妈经营的外租房里住过一段时间，他或许知道的不少。”
这样有价值的线索我自然不会放过。于是，在7月里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就和邦德先生开车前往几英里外纽萨勒姆附近的一个农场。林肯当年步行到斯普林菲尔德去借法律方面的书来读就曾路过这里。路上渴了，他就停下来给人家讲几个故事来讨杯果酒喝。可是谁能想到，这个讲故事讨果酒渴的人却成为了美国史上最有名的总统。
我们刚到那里，吉米舅舅就拖出一把摇椅坐到院子的枫树荫凉下面。农场里很安静，只有几只小鸡和小鸭在草地上卿卿叫着蹦来跳去。我们的谈话时间不短，大概有三、四个小时，吉米舅舅很有感染力地讲述了林肯的一些事情。下面的故事绝对是第一次在本书出现，以前还从未见诸报端和书刊：
马尔斯舅舅的姨妈凯瑟琳嫁给了一位名叫杰库伯·尔利的内科医生。1838年的3月11日夜里，也就是在林肯到达斯普林菲尔德的一年之后，一个不知名的神秘男子骑着马来到尔利医生的宅门口，他敲门把医生叫到大门前，把火枪枪膛里的子弹全部倾射到医生的身上，随后翻身上马，一溜烟地不见了。
当时，斯普林菲尔德虽然只是个小地方，可调查结果没有人被怀疑犯有谋杀罪。那个神秘男子究竟是谁，至今依然不得其解。
尔利医生并没有留下多少财产，只留下一小块田产，因此他的遗孀被迫靠出租房屋维持生计。不久，林肯夫妇便居住在这里。
吉米舅舅告诉我他经常听到他的寡妇姨妈说起下面的事情：
一天早晨，林肯夫妇正在吃早餐，不知道林肯说了什么话惹恼了他的妻子。只见林肯夫人怒气冲天，抄起热腾腾的咖啡就泼到了林肯的脸上，而且当时许多客人都在场。
林肯在客人面前颜面无存，但他什么也没有说，然后，尔利太太连忙拿来手巾替他擦脸和衣服。
由此我们不难推测出林肯夫妇后面二十多年的婚姻生活状态。
当时在斯普林菲尔德从业的律师已有十一名，但这里毕竟是个小地方，所以他们经常在各个村庄之间骑着马展转，以赚取更多的生活费，或者跟着在各地主持庭审的大法官戴维斯，戴维斯在第八司法区的范围之内四处游走。别的律师们通常尽力在星期六赶回斯普林菲尔德以便和家人共度周末。可是林肯除外，因为他害怕回家。春天里，他有三个月待在外面；秋天到了，他又是一连三个月不回家。他总在外地四处奔波，总是找出各种理由不回家去。
他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状态。虽然乡村旅社的居住条件很差，但是对他来说，再不好的环境也比呆在家里强百倍。因为家里那位林肯夫人成天不是碎嘴唠叨就是乱发脾气。
“他太太的暴虐脾气简直要把他逼疯了。”甚至连邻居也这样说。大家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偏袒林肯，而完全是根据他们看到的和不想听也能听见的一切。
“林肯夫人有着一般人比不上的大嗓门，”参议员拜尔瑞治说道，“即使隔着一条街都能听见。她家附近的邻居总能听见她的尖声怒骂。有时她还用其他方式宣泄自己的怒火，然而无论采用哪种方式，事后她总能找出各种理由为自己的粗暴专横开脱。”
“她太粗暴了，”赫尔顿这样说道，“她在领着丈夫跳一支令对方头晕目眩的舞蹈。”
赫尔顿还分析了玛丽会如此暴躁地发泄自己心中的怒火和不满的原因，一切都是她的报复心在作怪。
“他曾经令女人独特的骄傲和自尊蒙受过奇耻大辱。”赫尔顿意味深长地说道，“而她认为自己的人格在众人的眼睛里降低了一大截。那么，她的爱情就会被复仇心所占据。”
玛丽总是在抱怨，因为当她的朋友们走进房子时，林肯从不起身相迎，也不会走过去接她们的外衣表示欢迎，甚至当访客离开时，他也不会到门口送客。
他喜欢躺着读书。下班回家后，他就即刻脱掉他的上衣、皮鞋以及领带，并把他前边的背带解开，再把走廊上的一把椅子翻倒在地，在它斜背上放枕头，然后将他的头和肩头靠过去，四肢舒展地躺在地板上。一位妇人曾和林肯家人同住两年，她说：有一天晚上林肯正好躺在走廊上读书，恰巧有客人来。不等仆人去开门，他就跳起身来，穿着衬衫就走过去，把客人们引进客厅里，还说他愿意为她们引路。林肯夫人在隔壁房间看见妇女们走进来，又听到她的丈夫如此开玩笑的话后，她便大发雷霆，说要给他好看，他却高兴地溜出屋外。直到夜深人静时才回来，而且是由后门悄悄地溜进来。
林肯夫人的忌妒心很强，她对约书亚·斯庇德没有好感。她怀疑就是这个人怂恿林肯缺席上次的婚礼。结婚以前，林肯习惯把寄给斯庇德的信的末尾写成“诚挚的爱献给芬尼”。但是，结婚以后，林肯夫人嫌这句话过于肉麻，要他改写成“问候斯庇德太太”。
林肯总把别人对自己的帮助记在心里，这是他的优秀品格之一。为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他答应要把自己的第一个儿子取名为约书亚·斯庇德·林肯。可当玛丽·托德一听说此事，她立刻就大吵大闹起来，说这是她的孩子，应该由她来给孩子起名！但决不会用约书亚·斯庇德这个名！而应该叫罗伯特·托德，随她父亲的姓……
其实，把这个孩子取名为罗伯特·托德实在不当，他是林肯四个孩子里唯一长成大人的。
林肯夫人常常因为花园里没有花草树木而抱怨。于是，林肯就种了一些玫瑰花，但他对摆弄花草没什么兴趣，不久它们便因失去照料而枯死。即使后来她催促他布置一个花园，其结果也还是长满了野草。
虽然他不大喜欢劳动，但他还是喂养并刷洗一匹名叫“老白”的马。他也喂养自己的牛并亲自挤奶而且也锯家用的木材。甚至直到离开了斯普林菲尔德，当选了美国总统，他依然坚持这些事情。
林肯时常心不在焉，总是沉溺在出神的状态中，看起来就好像已经忘却了这个世界和其中的事物。在星期日，他总是把婴儿放进一部小推车里面，然后在家门口那崎岖不平的人行道上推着来回地走。有时小孩子会突然跌出车外，但是林肯还是依然推着，而他的双眼盯着地上，一点都听不见他背后那种号啕大哭的声音。他根本不晓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直到林肯夫人从门口探出头来，以尖锐的声音向他大骂，他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时他在办公室劳碌了一天，回到家来，看到她却视而不见，也不说话。他对食物很少感兴趣，她将菜肴准备好后，经常要费一番力气才能把他叫进餐室。尽管她叫着，他却好像没有听见。他总是坐到餐桌边，望着天花板直发呆，直到她再催促他。
夫人常批评他从来不管教孩子。因为过分疼爱他们，所以就看不见他们的过失。但他却从不忽略称赞他们的好行为。林肯曾说过：“我喜欢我的孩子们自由快乐，且不受父母专制的管束。爱才是把孩子和父母连接起来的原动力。”他纵容他的孩子们有时又显得太过度了。一次，当他和最高法院的一位法官在下棋时，罗伯特来通知他的父亲吃饭时间已到。林肯回答：“好，好。”但是因为下棋太专注了，所以他又忘记了，然后又继续下棋。
孩子第二次来，说母亲已催促他们。林肯又答应说快好了，但仍然忘记。
第三次罗伯特又来喊，而林肯也第三次答应了，但仍然继续下棋。于是，这孩子突然地一下子把棋盘踢得比玩棋人的头还高，棋子到处乱飞。
“您看，法官先生，”林肯微笑着说道，“我们只能再找机会把这盘棋下完了。”
林肯甚至想不起管教他的孩子。晚上，那几个小男孩有时会藏在木围栏的后面，手上握着一截木条伸向围栏外面。由于附近没有路灯，行人路过这里会一不小心碰到木条上，他们的帽子就会被木条刮落到地上。有一次，黑暗之中孩子们没看出路过的正是自己的父亲，而把他的帽子刮到了地上。可是他并没有责备他们，只是告诉他们开玩笑不要过火，否则会令别人很生气。
林肯不属于任何一个教派，因此，他总避免和朋友们谈论宗教问题。不过，有一次，他对赫尔顿说自己的信仰和一位名叫克莱恩的印第安纳老人差不多，这位老者在一次教堂集会上说道：“做了好事，我的感觉就是好的；做了坏事，我的良心就会不安。这就是我的宗教信仰。”
但事后，林肯显然还是未曾想到要教训他的儿子。有时在星期天的早晨，林肯就带着小孩子到自己的办公室去。在那边，他们被获准可以捣乱，所以他们就在书架上乱翻，接着搜抽屉，又乱倒盒子，还把铅笔丢进痰盂中，甚至把墨水瓶翻倒在纸上，也将信件散落一地，并在上面乱跳。
而林肯却从来没有责怪过他们，也没有向他们露出一个父亲常有的厌烦表情。夫人难得一次到办公室去，但当她去时，总是会被吓一大跳。因为那地方可说是没有秩序，到处堆满着东西。甚至将好多文件卷成一束，并在上面写着“如果在别处找不到，请翻翻这一束吧”。
就如斯庇德说的那样“林肯是一个有节律而无条理的人。”
在办公室的一面墙上有一大块黑斑，也许你不会相信，那是一名学法律的学生把墨水瓶扔向某个人的头顶所留下的。在办公室里，有一些草籽在书柜顶上的尘土中发了芽，看来已有很长时间没有人打扫和擦洗了。
他那善良的心地和体谅他人的品格并不能换回更多的酬劳，反倒常常受到玛丽·林肯的责怪和谩骂。在她眼里，林肯简直是个不开窃的大傻瓜。
职业操守
在很多方面，林肯夫人称得上是全斯普林菲尔德最节俭的家庭主妇。她的奢侈行为只是为了能在人前显示其高贵和富有。在林肯夫妇生活并不是很富裕的时候，为了应酬那些社交活动，她不惜重金买下了一辆马车，为此，她一个下午就要付给邻居家的男孩25美分把自己拉到城中心去。其实，这里只是一个很小的城镇，她完全可以步行或者雇辆车，但是，她不能那么做，那样多掉价呀。无论当时他们经济状况多么窘迫，她都能找到钱买回几件超出实际购买力的衣服。
1844年，林肯付了1500美元买下查尔斯·戴斯尔牧师的住宅，正是这位牧师在两年前为他们举行过婚礼。这栋房子有客厅、厨房、起居室、寝室；而在后院里，有柴堆、外屋和谷仓以供林肯喂养他的牛和马。
起初，这栋房子在玛丽看来就像是个乐园，因为比起她刚搬离的宿舍里那些凄凉而空无一物的房间，实在好多了。可是没过多久，那些完美的感觉也开始消失，她就不时地指责着这房子的缺点。她的姐姐住在一栋两层的大厦里，而这房子却仅有一层半的高度。她有一次和林肯说，任何有出息的人是决不会住在这种一层半高的房子里。
通常，她向他要求任何事物时，他从不过问，不过就在这一次，他却持反对立场：家庭人口少，这房子是够住的，而且他又是个穷光蛋，当年他们结婚的时候，他才只有600美元，而后他一直没有增加积蓄。他晓得他们是无法扩充房子的；而她也知道，但她还是一味地催促和抱怨。最后，为了要叫她安静下来，他便叫一个人来估价，这只是林肯想告诉她价钱很昂贵。她听后愕然失措，所以他以为如此就能了结这件事了。
可是，他太乐观了，因为在他下一次上路巡回的时候，她另外请了一个木匠，做了较低的估价，并吩咐立即开工。
当林肯回到斯普林菲尔德走上第八街时，他几乎认不出他自己的房子。遇见一位朋友，他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询问：“对不起，你能告诉我林肯先生住在哪里吗？”
作为一名律师，他的薪酬是很低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收人刚好和账单持平”。可现在刚一回家就发现一笔不小的木工费用又压到了他的肩上。他说这曾使他感到极度地沮丧。
不管林肯怎样地批评和不满，玛丽总能给予他以最严厉的回击，这也是她惯用的方针政策。她暴躁地埋怨他不知道怎么挣钱，也不会合理地花钱，还把律师服务的收费标准定得过低，这样下去，一辈子也只能是个穷光蛋。
她总是把这些话挂在嘴边，也许很多人听了这番话都会同情她。其他律师们也经常被林肯那低廉的收费所触怒，并且声明他的做法会使律师业沦为低收入的行当。而林肯对此显得很冷淡，只是继续做着自己该做的事。
至1853年年底，林肯已是44岁的年纪，距进入白宫还有8年光景。他在麦克里恩地区共接手过四桩案件，而全部收费相加只有30美金。他说他的客户大部分都像自己一样贫穷，他怎么可能会向他们收取高额的费用呢！
有一次，一名男子付给他25美元作酬劳，而林肯把其中的10美元退还给了人家，说道：“谢谢你的慷慨，可我只能收取我该得的酬劳。”
还有一次，一个骗子企图骗取一位精神失常的女孩的万贯家财，林肯在法庭上用了还不到一刻钟就取得了胜诉，从而使这位女孩的财产免遭损失。判决刚结束，他的同事沃德·莱蒙就拿着250美元和他分红。而林肯却声色俱厉地斥责了同事的行为，莱蒙辩解说这钱是事先说定了的，而女孩的兄长心甘情愿支付这笔钱以示答谢。
“我相信你说得每一句话，”林肯反驳道：“但是，我绝对不会这样做，因为这钱出自一个精神失常的可怜女孩，我宁愿饿死也不会以这种方式骗她的钱花。我们最多只能收取这个费用的一半，否则我分文也不要。”
再来看另一件案例：一位老年妇女作为“革命战士”理应领取400美元，而一家抚恤金代理机构只付给她200元。这名妇女又老又穷，林肯替她起诉了这家代理机构并且赢得了官司。他不仅分文未收，还帮她付了旅店的账单，为她买了回家的车票。
林肯经常劝他的客户庭外解决纠纷，并且为客户做免费咨询。有一次，他拒绝接受一个辩护。他说：“那名被告实在太可怜了，他是个穷苦的残疾人。”
他那善良的心地和体谅他人的品格并不能换回更多的酬劳，反倒常常受到玛丽·林肯的责怪和谩骂。在她眼里，林肯简直是个不开窃的大傻瓜。而别的律师都通过不择手段地收取各种费用和再投资从而步入了富人的行列。戴维·戴维斯和罗根就是这样富起来的。对了，还有道格拉斯也在芝加哥投资了地产生意。道格拉斯聚拢了大笔资财甚至摇身变成了慈善家，他捐给芝加哥大学十亩地用于建教学楼。他现在还是国内政治界风云人物之一。
玛丽还常常想起道格拉斯，她是多么希望自己当初嫁的是他！要是做了他的夫人，她就能步入华盛顿的上层社会，她就能身穿巴黎时装去欧洲旅行，还能和女王共进晚餐，没准哪天就能入住白宫。然而，这一切竟显得是那么的遥不可及。
而作为林肯夫人，将来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她估计自己的丈夫只能按照目前的状况延续下去：一年中有一半的时间都骑着马出差在外，而把自己一个人撇在家里。她只能从他身上感受到极少的爱慕与温存。多么大的差异！早年在曼苔勒夫人那里求学时就做过罗曼蒂克的美梦，可是，这和现实生活之间有着多么令人痛苦的差异啊！
每到深夜他总是独自一人低垂着头，走在僻静的小巷里，神色暗淡忧伤。他常说：“家让我感到害怕。”这时，如果有朋友看见他，就会把他领到自己家里过夜。
痛苦的家庭生活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到的，在很多方面林肯夫人是最节俭的家庭主妇，她自己也这样认为并引以为豪。她购买生活用品时筹划得非常仔细，一日三餐也是能省则省，就连喂猫的食物她也要精打细算。还要交待一下，林肯夫妇是不养狗的。
林肯夫人买的香水可真是不少，一瓶接一瓶打开往身上点几滴，然后就马上退回去。她总是说这些都是略等货，与当初吹嘘的不符。她屡次使用这种伎俩，后来商家只好拒绝满足她购货的要求。那位香水商人的账本至今还能在斯普林菲尔德找到，上面用铅笔记录着——香水被林肯夫人退回。
她常常和各种商贩发生口角。举例来说，她觉得卖冰的人给她的冰块分量不足，她转过身对着小贩劈头盖脸就是一通尖声斥责，引得众邻都跑过来看热闹。
当她第二次这样尖叫着数落卖冰的小贩时，早已忍无可忍的小贩发誓要是以后再来卖给她一块冰就是活见鬼。
这个小贩并不是随便说说，而是真停止了做她的生意。这下子她为难了，因为没有了冰是不行的，而那个人又是城里唯一的供应商。因此，玛丽·林肯只好向别人赔不是了，这可是她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啊。但是，她并没有亲自出面，而是交给邻居25美分替自己到城中心跑一趟，劝说那个商贩继续买冰给她。
林肯的一个好朋友创办了一种小型报纸，林肯订阅了。当第一份报纸送到门口时，引起玛丽·托德大怒，她又说又骂。为了要安抚她，只好说他没叫人送报纸。真的，他只说他要付钱订阅，可是他没有说他要叫人送报来，这是律师的机智啊！那天晚上，瞒着她的丈夫，玛丽·托德写了一封极为愤怒的信，将她对于该报的看法写给编辑，并要求它停刊。由于她过分地辱骂，所以编辑就在报上公开地答复她，并且写信给林肯，要求他说明。林肯因这事闹得满城风雨，而大感苦恼，以致生病。他极为无奈地写信给编辑，说明那全是一场误会，并尽他可能地加以说明。
玛丽·托德很轻视长辈们，也十分瞧不起托马斯·林肯一家人，她以他们为耻辱。所以林肯怕即使他们来了，她也不肯接待他们进门。所以23年来，他的继母住在离斯普林菲尔德70里以外的地方，只有他去看她，而他的继母却从来没有到过他家。
在他结婚以后，唯一到过家里的一个亲戚，是个远房的堂妹，叫哈瑞特·汉克斯，是个性情温和且头脑清晰的女子。林肯很喜欢她，所以当她在斯普林菲尔德就学期间，就邀请她来住在他家里。但是林肯夫人却把她当做佣人来使唤。林肯大为反对，无法容忍像这样无理的事，结果又演变成一场大闹剧。
同样，玛丽对她雇用的女仆也总是动不动就大发雷庭。女仆自然是换了一个又一个，当她们必须要收拾行囊离开时，背后傲慢的林肯夫人的谩骂声依然不绝于耳。凡在她家干过活的人对她很是反感和轻视，她们还大肆宣传其他同行不要来他们家干活。这样一来，林肯一家想不上当地仆人的黑名单都难。
玛丽对此十分恼火，可这又能怨谁呢？最后，她不得不写信雇请那些‘粗野的爱尔兰人”。可是，所有来到她家干活的爱尔兰人“粗野”地让她简直无法忍受。最后，她公然宣称如果自己比丈夫活得久，她就迁到南部地区度过晚年。那些和玛丽从小一起在莱克星敦长大的人对奴仆们的失职和粗野从不宽容。如果哪个黑奴犯了过失，他就会被绑到广场的圆柱上接受鞭打，还有的甚至被鞭打致死。
说起“大个儿”，在当时的斯普林菲尔德几乎没有几个人不知道。他有一辆用了很多年的马车和几匹骡子。他就是靠这套“快速运输”工具维持生计。不幸的是，他的侄女来到林肯家做帮佣了。没过几天，女仆和女主人之间就吵得不可开交了。这个姑娘把围裙往地上一扔，收拾起箱子，大步走出了房间，把大门在身后砰地一声撞上了。
当天下午，“大个儿”就赶着他的那辆骡车转弯抹角来到斯普林第八大街，对林肯夫人说他要取回侄女不带走的行李。林肯夫人正愁没地方撒气，对来人和他的侄女便破口大骂起来，还扬言说如果他们胆敢进人房间，那她绝不会手下留情。“大个儿”带着一肚子怨气冲进了林肯的办公室并大声吼道：“你必须要你那不讲理的夫人向我们道谦。”
林肯先让“大个儿”坐下，并认真地听他叙说事情的经过，然后哀伤地说道：“对您所说的一切我深表歉意，但是不瞒您说，您所受的冤屈仅这一次而已，而我所忍受的煎熬不知要是你的多少倍，而且还得继续忍受。”
听了林肯的讲述，“大个儿”反而对林肯的处境表示出极大的同情，他不再要求什么，并且还为因打扰了他的工作而表示深深的歉意。
然而，最令邻居们意想不到的是，居然有过一个女佣在她家干活干了两年还多，其实也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因为林肯私下里给了这名女佣点儿额外好处。当她刚进林肯家时，他便把她拉到一边，坦率地告诉她将面临什么样的精神压力，即使他会同情她，但也无能为力，她必须要学会克制。如果她同意留下来，林肯就许诺每月多付给她10美元。
女主人的脾气照发不误，不过有了那份额外的金钱和精神支撑，女佣玛丽娅坚持了下来。当林肯夫人横挑鼻子竖挑眼时，林肯会找个机会偷偷溜进厨房，拍着女佣的肩头开导一番：“你做得不错，鼓起勇气，玛丽雅，就这样做，一直这样做吧。”
后来，这名女佣与格兰特将军手下的一名士兵结婚了。内线刚一结束，她就马上赶到华盛顿提出复员请求，因为她和孩子们需要这个顶梁柱。林肯很高兴去看望这个女人，和她坐在一起叙旧。他还想邀请她来家里吃晚餐，但被玛丽·托德拒绝了。他送她果篮和钱让她去买几件衣服，还对她说第二天再打电话来，他会送给她通过防区的证件。但是，她并没有而且以后也再没有机会打那个电话了，就在当晚林肯被暗杀了。
林肯夫人“这座火山”总是在向外喷发着，长期以来她就这样狂暴地发泄着内心的焦躁和仇恨，在别人看来她简直就是一个泼妇。这可能和她原来的家庭有关，因为玛丽的父母本是一对表兄妹，估计是这种近亲之间的结合造就了她那暴虐乖张的秉性。她的精神出问题了，许多周围的人都这样说，就连她的神经内科医生都怀疑她正处于早期的精神分裂症状。
林肯以基督徒般的内心承受着这一切压力，几乎没有责备过她。但是，他的那些朋友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忍受了。
赫尔顿把她贬为“发了疯的母猫”和“令人厌恶的母狼”。
特纳·丁先生是林肯的崇拜者之一，他把玛丽说成是“地狱中的魔鬼”、“女魔头”。他还说他曾亲眼见那“女魔头”把他心中的偶像从家里一次又一次地赶出来。
住在华盛顿的总统秘书约翰·海依依先生更是看不惯总统夫人的做法，并毫不客气地称她为“恶俗女人”，还说报纸上最好不要再登这个恶女人的名字了。
卫理公会教的牧师和林肯是好朋友。他也住在斯普林菲尔德，并且离林肯家还很近。他的妻子曾证实说林肯夫妇的家庭生活真是糟糕透了，经常看见林肯太太抡着扫帚把他赶出家门。
杰姆斯·科里和林肯家做了16年的邻居，他用“像是恶魔附体”和“十足的疯婆子”来形容林肯太太，说她满脑子的猜疑和幻觉，所有的邻居都能听见她那刺耳的哭闹声。她还要求在她的房前屋后派人看守，因为她总觉得有个恶人要害她。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可她那恶虐脾气不但没有减弱，反而越发地频繁、越发地粗暴了。林肯的朋友们对他深表同情，因为家庭生活对他可以说是不存在的。他连最亲近的朋友伙伴都没有请到家里来做过客，即使是赫尔顿和法官戴维斯这样的密友。而他本人也在尽量避开玛丽，无数个夜晚他都是和几个律师一起在阅览室里度过的，或者来到迪勒尔的杂货店给众人讲故事以消磨时间。
每到深夜他总是独自一人低垂着头，走在僻静的小巷里，神色暗淡忧伤。他常说：“家让我感到害怕。”这时，如果有朋友看见他，就会把他领到自己家里过夜。
还有谁比赫尔顿更了解林肯那痛苦的家庭生活呢？难怪他在《林肯传》的第三部分中这样写道：
林肯从不向别人说及自己的心事，因为在他看来，还不曾有真正意义上的知己。他从没对我说过他心底的秘密，而且据我所知，也不曾和别的朋友说起过。他独自一人默默承受着这一巨大的精神负担。即便他不说，我还是能感觉到他内心压力的沉重。
他很少会早起，通常他要九点钟才能到办公室来，而我总会比他早到一个小时的。不过，我记得有一天天刚亮他就来办公室了。我刚一踏进办公室的门，就看见他已经在那里了，立刻就意识到肯定是他家庭生活的那潭死水昨晚又起了波澜。只见他一会儿躺在长沙发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一会儿又把两脚搭在窗台上而上半身蜷缩在扶手椅子里。我进门时他连眼皮也没抬一下，只是随便说一声“早上好”。而我迅速地拿起纸笔忙碌起来，或者翻看几页法律文件。但是，他的忧郁沉闷压得我都有些喘不过气来了，于是，连忙找了个借口离开了办公室，随便找一个地方都比这里要轻松的多。
办公室门外的走廊不是很宽。在其一面的玻璃窗上都装有窗帘。我找借口离开时并没有忘记把窗帘给拉上。当走到楼梯最下面一层的时候，我能听见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那是林肯把自己禁闭在孤独郁闷之中了。我在法院的职员办公室待了一小时之后，又跑到附近的商店又无聊地转了一个钟头。在外面待得差不多了才往回溜达。办公室里有个顾客在咨询，林肯讲解法律条文的时候能暂时驱散一下郁积在心头的不快。顾客走后，他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地讲给我听，他这样做是为了驱散早晨压在头顶上的乌云。
好不容易熬到了中午，我要回家去吃饭。一个小时后回来的时候，我发现他还在办公室里，其实他的家离这里是很近的一段路。只见他正在吃一片奶酪和几块饼干。这简单的午饭是他在我离开的时候从楼下的商店买上来的。当傍晚五、六点钟下班时，他还是迟迟不肯离去，不是坐在楼梯口的箱子上和路人开玩笑，就是站在法院的台阶上和行人打招呼。直到法院楼上办公室里透出的灯光告诉他天已经很黑了，人们都该睡觉了，这位身躯高大的、未来的总统才静静地走在树木和楼房投在地上的暗影里，极无奈地朝自己家的大门走去。
也许有的人会说我言过其实了。真是这样的话，我要说明的是，绝对不是我过于夸张，而是他们根本不了解真实的情况。
一次，林肯夫人对林肯发起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也最为疯狂的攻击，这使得林肯再也无法忍受了——尽管他怀着“不要对任何人怀有敌意，要把爱心施于众人”的坚定信条——他仍然丧失理智地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推向大门口，并大声喊道：“是你毁了我的生活，是你葬送了这个家。你该受到诅咒，你给我立刻从这里消失掉！”但是，这丝毫不能改变以往的生活状态。
林肯对奴隶制深恶痛绝。他曾说：“劳动是我们人类的共同负担，而有些人却竭力要把他们分内的负担转嫁到别人头上，这是造成人类连续不断的灾祸的根源。”
进取与忧伤
1846年5月1日，自由党人提名林肯为国会议员候选人。
他的竞争对手是民主党人彼得·卡特莱特牧师，他曾在1832年击败林肯而当选为伊利诺斯州议员。
卡特莱特的手下散布流言，大造舆论，说林肯是基督教的公开嘲笑者，甚至还讲过“耶稣是私生子”，指责他对信仰有偏见。为此，林肯在一份传单中说：“我不属于任何基督教教会，这是事实，但我从来不否认《圣经》中的真理，在我的谈话中也从来没有有意亵渎宗教的地方，更没有冒犯过任何基督教派。”在这份传单中，林肯还说：“我只觉得任何人都无权去伤害他可能生活于其中的公众的感情和伦理。”站在大众这一边，尊重他们，至少不冒犯他们，可以说是林肯一贯奉行的信条，除非不得已。有一次专程前去聆听卡特莱特牧师的布道。只听牧师叫道：“那些愿把心献给上帝的人，那些想进天堂的人，请站起来。”但见一些人站了起来。牧师又叫道：“所有那些不愿下地狱的人，请站起来。”这次只见除了林肯外，全体都起立。
于是卡特莱特牧师说话了：“林肯先生对上天堂和下地狱都没有做出反应，那么请问，林肯先生你想到哪去呢？”没料到会被点名，这次他站了起来，说：“我认为对待宗教问题必须严肃。对于卡特莱特牧师所提的问题，我承认都很重要，但我觉得我并不需要像其他人那样回答问题。不过，卡特莱特牧师很关切地问我要到哪去，我必须坦率地回答：“我要到国会去。”
到投票日那天，林肯落选了。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失利。
两年后，他又去竞选，终于得到胜利，玛丽·林肯欣喜若狂，以为他政治上的胜利已经开始了。她订制一套新的晚礼服，并忙着温习她的法语。当她的丈夫一到首都，她写信时便称他为“敬爱的林肯大人”。
她也想去华盛顿居住，她渴望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并相信那里有她想得到的一切。可是，当她来到东部和丈夫会合以后，才发现一切和她想象中的大相径庭。林肯迫于生计只能向道格拉斯伸手借钱，直到他从政府那里领到了第一笔工资款，生活状况才得以好转。
这样一来，林肯夫妇就只得暂居在位于郊区边上的斯普里格斯太太的寄居所里。而这里没有柏油路，便道也是用石头子和土灰铺成的。屋子里光线幽暗，水管也不再屋内。后院里有厕所、鹅圈和一个小菜园。不过，隔壁邻居家的几头猪总闯进来寻食吃，斯普里格斯太太家的小男孩时不时地就得拿着木棍跑出来把猪轰出去。
当时，在华盛顿还不曾有垃圾收集服务设施，所以，斯普里格斯太太就把废品垃圾倒在后街的小巷子里，全靠乌鸦以及四处活动的猪和鹅把废物消化掉。
林肯夫人发现要想步入华盛顿的上流社会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被拒之门外的她只能暂且栖身于这阴暗的寄居所，和斯普里格斯太太那几个被惯坏了的小男孩生活在一起，听他们在菜园里赶猪时所发出的刺耳的吆喝声。
这已经让他们很失望了，但是和那暗藏着的政治灾难比起来是根本算不上什么的。当林肯步人众议院的时候，美国正在向墨西哥发动一场历时一年之久的战争。这是一场完全以侵略为目的的战争，其用意是故意刺激国会对奴隶问题的反应，以及通过领土的扩张和赞同奴隶制度的议席增加使奴隶制更加繁盛起来。
在那一次战争中，美国成就了两件事。德克萨斯州以前是属于墨西哥的，而后脱离了。美国便强迫墨西哥放弃对德克萨斯的一切权益，并且处心积虑地抢夺了墨西哥原有领土的一半，并划分为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及加利福尼亚州。
格兰特将军曾说过，那是有史以来最邪恶的战争，而自己曾经参战是永远也不能宽恕的。
此时，林肯挺身发言，他抨击总统发动了一场抢掠谋杀的战争，一场强夺和不义的战争，又声称天上的上帝居然忘记保护弱小无辜的人民，竟允许这些强悍的杀人者和地狱里上来的魔鬼尽情地杀戮，使得正直人的土地荒芜且遭受浩劫。
他的讲话尽管在国会并没有造成太大的震动，却在他的家乡伊利诺斯州激起了巨大震荡。卑鄙、怯懦、无耻、叛徒等等恶意称呼被加在林肯头上。
集会做出如下决议：他们永远无法忍受如此恶毒的诬蔑，绝不能让这种诬蔑强加到那些活着的勇士们和战死疆场的英灵们的头上。那必将唤起每一个有良知的伊利诺斯州人的强烈愤慨。
这愤慨在那些人心头整整郁积了十多年。当13年后林肯竞选总统时，上面那些谴责还被扣到林肯的头上。
“我等于在政治上自取灭亡。”这是林肯亲口对他的律师朋友说过的话。
他如今害怕回家去面对怨恨的选民，于是他设法找个职位好让自己留在华盛顿，便开始活动要弄个地政局局长的位子来坐，但他失败了。然后他又尝试要当俄勒冈边境的州长，也希望在这一州加入联邦时，他可以当上第一届参议院议员，然而他又失败了。
于是，他重新回到斯普林菲尔德，继续他的律师工作，重新在第八审判区巡回，成为全伊利诺斯州中最凄惨落魄的人。
他决心要把政治全盘放弃，专心从事律师工作。
但是，他脑子里就像有一团乱麻总也理不出个头绪来。于是，他开始训练自己集中注意力。为了提高自己分析问题的能力，他特地买了一本几何书，并随身携带。
赫尔顿在传记里写道：
在乡间的小旅馆中，我和他共睡一张床。他总是点一根蜡烛放在床头的一把椅子上面，再将那长长的脚搁在床脚上。然后就以这样的姿势一直读到凌晨两点钟。我曾不止一次见到他这样专注地读书，而那时碰巧和他共用一间客房的我或者别的同行正在酣梦之中。就是在这种非常窘迫的情形之下，他学会了欧几里得几何，并能够轻松论证习题和公式。
在掌握了几何知识以后，他又开始学习代数、天文学，接着又开始准备一篇关于语言的起源和发展的学术报告。但是，不管对那个领域的学习都比不过对莎士比亚研究的兴趣浓厚。纽萨勒姆的杰克·凯尔索对他在文学方面的影响将使他终身受用。
不知从几时开始一直伴随到他生命的结束，林肯身上有个显著的性格特征，那是一种深沉的、难以言表的哀伤和忧郁。
杰斯·韦克协助赫尔顿写作这卷不朽的林肯传记，当时，他曾经觉得关于哀伤部分的刻画有夸大言过之嫌。因此，他后来就去找那些曾和林肯有过多年密切接触的这些人，包括：斯图亚特、惠特尼、玛西尼、斯怀特还有法官戴维斯等人，并就自己的疑问进行了讨论。
经过与这些人深入讨论之后，韦克用极其坚定的语气说：“这些人从未看出林肯本人对自身的忧郁倾向有丝毫觉察。”赫尔顿对此不但表示认同，而且还补充道：“在足足20年的岁月里，我从未见到过林肯有哪一天是真正快乐的。他那最为显著的性格特征就是那永远也磨灭不掉的哀伤的神情。忧郁伤感伴随着他度过了一生。”
在外奔波时，他就和同行的人住在一起。天刚蒙蒙亮时，他的室友经常会被他的语无伦次的喃喃自语唤醒，一睁眼就发现他正呆呆地坐在床边。不一会，他翻身下床去生火，又开始对着跳动的火苗发呆。忽然就冒出这句话“哦，唯有逝者的亡灵将化作永恒的怀念。”
有时他在街上走着，也会因过于消沉而忽略了在路上碰见或向他打招呼的人们。偶尔他会和人握手，却不知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
约翰森·伯奇曾这样写道：
在我们出席布鲁明敦的法院会议期间，林肯总能把法庭内外的听众逗得捧腹大笑。然而很快，他就陷入深深的思索当中，没有人敢去打搅他。有时，他把椅子斜靠在墙上，双脚踩在椅子下面的横梁上，膝盖向上翘起，双手交叉着放在膝头，帽子压得很低，以便能盖住那无限忧伤的双眼。一幅多么令人黯然神伤的画面！这幅画面我已不知见过多少回了，即使是最要好的朋友也不忍心去破坏他现在的心境。给他一个自由暇想的空间吧！
议员拜尔瑞治曾经对林肯的生平做过最为详尽细致的研究，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自从1849年直至其生命的结束，沉重的伤感成了林肯个性的主导。那是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极为深沉的伤感情怀。
然而，林肯身上所具有的无穷无尽的幽默感和讲故事的高超技巧和他那独特的忧郁个性匪夷所思地结合到了一起，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所讲的幽默故事就连大法官戴维斯有时也会驻足倾听。
赫尔顿说：“他总会被人群包围，有时听者多达二三百人。他走到哪里，周围人总是笑声不断。”
有个亲身到过现场的人说，当林肯讲的故事特别逗人时，人们会大声欢呼甚至从椅子上掉下来。
那些和林肯较亲密的朋友都认为，政治生涯的磨难和悲剧性的婚姻生活是导致他极度伤感的重要因素。
动荡艰辛的岁月随着时间的流淌已成过往云烟，一件将扭转林肯命运的事件发生了。自此，林肯踏出了他进入白宫的第一步。
而促成和背后推动这件事的正是林肯夫人念念不忘的旧情人——斯蒂文·道格拉斯。
林肯对奴隶制深恶痛绝。他曾说：“劳动是我们人类的共同负担，而有些人却竭力要把他们分内的负担转嫁到别人头上，这是造成人类连续不断的灾祸的根源。”
大量的黑人从事着繁重的劳动。令林肯惊讶的是，这些黑人没有愤怒、没有怨言，他们只是安安静静地接受被奴役的现实。林肯对这种现象百思不得其解，他想弄清楚是谁在用道义做幌子，从上帝的“福音”里捞更多的好处。看到奴隶主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想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欺世盗名，他疑惑地问自己，难道上帝的使者们，还能拿出什么正当理由来解释黑人们的悲惨命运吗？当然，南方奴隶主们有他们一套冠冕堂皇的理论来为这种现实辩护。听听奴隶主们是怎样唱高调的吧：“对黑人们来说，难道这样的生活不比流浪好许多吗？”为了避免直接提到臭名昭著的“奴隶制度”字眼，这些顽固的南方奴隶主们“亲切”地称之为“我们的体制”。在奴隶主们看来，“奴隶们的自由是令人费解的麻烦事”，如果奴隶们获得了自由，世界就会为之崩溃。
在这些白人奴隶主的观念中，对黑人奴隶的控制、奴役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他们认为让白人们在田间辛苦耕种、操作机器、砍柴伐木、追捕野兽，是无法想像、违背常理的。他们甚至认为，奴隶制度是他们从祖辈那里，经历了几个世纪继承下来的精华所在，也是他们最明智的选择。林肯对奴隶主们的谬论大为不解。没有黑人的艰辛劳作，美利坚合众国怎么能有今天的繁荣景象？就拿棉花的生产来说，黑人种植、收获了棉花，而后这些丰收品被当做原材料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英国的工厂。没有黑人的劳作，那些道貌岸然的大爷们在英国如何保持“体面”的生活？谁能想像那些满嘴仁义道德的奴隶主们，愿意起早贪黑地在毒太阳底下种植麦子？强壮的黑人奴隶在白人奴隶主的役使下艰苦劳作，然而可笑的是，他们的劳动换来的是比白人小姐、太太佩戴的项链更为“精致”的锁链，也许这些黑人的父辈们是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此情此景的。相比之下，白人奴隶主们却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一切：在炉火旁品味着威士忌，在教堂享受神圣的洗礼，憧憬着自己死后进入极乐天堂。
带着这诸多疑问，林肯决定到现实生活中看看黑人的生活。平原上，低矮破旧的黏土茅舍一间挨着一间，屋内空空如也。门前的小火炉旁，上了年纪的女奴们正在用破旧的锅煮着玉米糊糊，偶尔还会看到有的锅里零星地点缀着几粒豆子，林肯觉得这和奴隶主们吹嘘中的供给奴隶的“美食佳肴”显然有着天壤之别。他听说，也有极少的黑人奴隶在加班加点地劳作之后，会得到极为有限的几美元作为奖励，然后买些自己渴望已久的烈性酒。但是很明显，这种情况实在罕见，只有指望某一天高贵的奴隶主突然心情极佳，甚至是头脑一热，才能有这样的仁义之举。走到田间去观察这些黑奴的劳作状况。在夏天炽热阳光的无情照射下，这些大多用锁链拴着的黑奴赤裸着上身，每天必须干足14个小时。即便是在风雪交加、寒冷刺骨的冬天，他们每天最少也得干10个小时，才能满足奴隶主们剥削的欲望。每一天，他们都是拖着沉重的步伐忙碌着。
即便如此，他们的劳动强度仍然不能满足奴隶主的胃口，为了得到更多的“剩余价值”，代表奴隶主们行使权力的监工们可谓“尽职尽责”。在黑奴和马匹之间站着手持长鞭的监工，不时地大声吆喝着什么。一旦哪个黑奴稍有松懈，就会招致他们的毒打。长长的皮鞭子在空中飞舞着，继而落在黑奴的身上，这个奴隶顿时就会大声地惨叫，痛苦地蜷缩起来。黑奴们艰难地熬过白天的劳作时间，在日暮时分，他们会带着沉重的锁链，一个接一个地排着队伍，疲惫不堪地收工了。然而，奴隶主仍然不忘在此时巩固自己的权威。在回住地前，黑奴们必须先跟着监工到一处空地，接受肉体的再次洗礼。黑奴们站成一个半圆，冷酷的魔鬼监工便阴森森地喊出几个黑奴的名字，命令他到体罚场上来。被叫出来的黑奴一定是在白天劳作的时候触犯了奴隶主立下的诸多规矩。
就连监工的鞭打技术也是经过了训练的。监工的职责就是既要把奴隶打得皮开肉绽，疼痛难忍，又不会伤及他们的骨头，确保他们在明天早晨还可以照常劳作。经过在黑奴身上长期的训练，这些监工能够很好地把握鞭打的“技巧”，他们就像保护艺术品那样躲避着奴隶们的脑袋，却用皮鞭疯狂地抽打他们裸露的脊梁。
经过这场暴风骤雨之后，黑奴们才被允许回到各自的茅屋，他们个个神情沮丧、表情呆滞，如果说，还有什么是他们生活中的期待，似乎也只有那盛在破锅中的有限的玉米糊糊了。对于黑奴们来说，感情是个奢侈品。即便是彼此情投意合的青年男女黑奴偷偷见面，被奴隶主或他们的爪牙们发现了，也难逃残酷的惩罚。奴隶们的一切都由奴隶主支配，包括生与死，就更不必说感情了。倘若有不甘忍受折磨的奴隶想要逃离苦海，这会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奴隶主们豢养着专门追捕奴隶的爪牙。他们会像围捕野兽那样把逃跑的黑奴围起来，把他逼到无路可退的地方，让他饱受痛苦之后再把他杀掉。在阅读过一本哲学论著后，就有关逻辑学写下了他那著名的推理，并将奴隶问题引入了这种思路：
既然甲确证他有权奴役乙，那么乙就不能抓住同一论据证明他也可以奴役甲吗？你说因为甲是白人而乙是黑人，那么也就是根据肤色了。难道肤色浅的人就有权去奴役肤色深的人吗？那你可要当心。
因为按照这个逻辑，你就要成为你所碰到的第一个肤色比你更白的人的奴隶。你说你的意思不完全是指肤色吗？那么你指的是白人在智力上比黑人优异，所以有权去奴役他人吗？这你可又要当心。因为按照这个逻辑，你就要成为你所碰到的第一个智力上比你更优异的人的奴隶。你说这是个利益问题，只要你能谋取你的利益，你就有权去奴役他人。那么好吧，如果别人也能谋取他的利益，他也就有权奴役你了。因此，林肯对拍卖奴隶更是厉声诅咒。当年，曾在“林肯—贝里”小店中做过伙计的年轻人比尔·格林，也是林肯的好朋友，他们曾合睡过同一张床铺。他回忆林肯时说道：
在他驾驶平底船去了一趟新奥尔良后，只要有人提起黑人的事，他就变得表情十分严肃，随后便给你描述在新奥尔良见到奴隶主拍卖黑人的情景，以及奴隶主们怎样拍卖一户黑人之家的。他们把丈夫卖给种植场主，把妻子卖给另一个种植场主。孩子们则分别被卖给出价最高的买主。他觉得可恶至极，他的脸色变得苍白无血。一谈起这宗拍卖，他就恶心，像要呕吐似的，一个劲地厉声诅咒，深恶痛绝。我听他说过，他宁可一辈子照管锯木房，也不愿去拍卖奴隶；他宁可一个人独自经营整个农场，也不去买黑人孩子，把他们从妈妈身边抢夺过来。除了谈起那次拍卖黑奴的事，我还从未听过他诅咒骂人呢！
林肯霍地从椅子里站了起来，信誓旦旦地说道：“州长先生，也许您真的没有权利为这个可怜的男孩子签发释放令，也许你真的无能为力。但是，我以上帝的名义起誓，我要让这个国家的土地变成热土，让那些奴隶主们无以立足。”
密苏里妥协案
1850年，林肯身处斯普林菲尔德，却十分关注首都一年来所出现的政治动乱和险恶局势。为此，他大量阅读《国会环球报》和其他报刊读物，感受着时代的弦音，他知道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每个人都将自己身上可当做武器的东西亮了出来。
亨利·克莱是美国辉格党创始人之一，曾任国会议员、国务卿，一贯倡导鼓吹南北调和妥协，被林肯誉为“我理想中最完美的政治家”。克莱在1850年1月提出了一项“综合法案”，又称“大妥协案”，稍经修改即于1850年9月由美国国会以一系列单个法案的形式通过。
法案规定：准许加利福尼亚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让新墨西哥和犹他两地成为准州，即成为美国联邦政府统治下的具有有限自治权力、但尚未取得州一级资格的属地，有关奴隶制是否禁止由这两个准州自行决定；德克萨斯如放弃对新墨西哥边界领土的要求，并将它的其他边界也固定下来，则拨款予以补偿；哥伦比亚特区的奴隶买卖应予取缔，但鉴于哥伦比亚特区的土地是由马里兰州划归联邦政府的，所以只要马里兰州坚持，特区的奴隶制就应继续保留。
此外，还通过了新的逃亡奴隶法，即奴隶主有权到北方各州追捕逃亡奴隶，认领奴隶的所有权不由陪审团裁定，而由一名经过授权的联邦官员判决，如判决有利于黑人，该官员可得5美元报酬，如判决有利于奴隶主，则可收取10美元报酬。凡协助黑人外逃的人都要处以罚款和监禁。
亨利·克莱认为，南北双方只有通过妥协，互相迁就让步，联邦才能得救。但是历史证明，1850年美国通过的“大妥协案”并没有消除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1854年，南北斗争终于在堪萨斯准州发展成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当时堪萨斯准州正式组成，一些骑马的武装分子从蓄奴的密苏里州越境冲进堪萨斯准州，与来自新英格兰的废奴主义者相互战斗，以争夺对堪萨斯准州的政治控制权。第十四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1853～1857）不许联邦进行干预，于是堪萨斯准州通过居民投票成为蓄奴州，政治冲突逐渐演变成“流血的堪萨斯”的内部冲突，成为美国内战的序幕。
在国会就亨利·克莱提出的“大妥协案”进行最激烈的争论时，南方领导人恐吓说，他们要将驻扎在有争议的新墨西哥领土上的联邦军队赶走。这种威胁性挑战激怒了扎卡里·泰勒总统。泰勒对“大妥协案”嗤之以鼻，如果他不在7月9日病逝，就极有可能否决这个法案，所以丹尼尔·韦伯斯特认为，泰勒的死阻止了1850年内战的爆发。参议员道格拉斯对这种立即脱离联邦的露骨威胁进行了反击，他鼓吹建立一个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共和国。道格拉斯与五天之后继任的辉格党人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1850～1853）交往密切。菲尔莫尔为“大妥协案”尽了最大的努力。该案在其中的某几项议案稍经修改后，以超过反对票的绝对多数优势获得通过而成为法律。“大妥协案”通过时，华盛顿的礼炮轰鸣，群众举行大游行，欢庆该案的通过。因为脱离联邦和随之可能发生的国内战争已被制止，人们认为可以高枕无忧、安心睡觉了。两年之后，林肯谈到这次新的和平时曾经说过：“国家安然渡过了种种险境，它现在是自由、繁荣、强大的。”
1854年初，道路拉斯在国会提出了著名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使之获得通过并成为法律。根据该法案，各准州政府可决定在其辖区范围内允许或禁止蓄奴。这一政策被称为“人民主权论”。通过该法案就等于彻底废除《密苏里妥协案》，北部反法案派在道格拉斯提出法案的第二天（1854年1月24日）发表了《致独立民主派的呼吁书》。他们称该法案为奴隶主的阴谋，而且违反《密苏里妥协案》和《1852年妥协案》，因为这两个拟议中的准州均位于北纬36°30′以北。他们认为，由于《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在国会的通过，实际上也就废除了《密苏里妥协案》，这必然会使奴隶制蔓延到北方诸州。
为什么道格拉斯要干出这样的事呢？似乎无人知道。至今从事研究的历史学家们还在争论这件事。不过，我们还是很清楚地知道一点：道格拉斯希望在1856年当选总统。他晓得这一番废除妥协的举动，在南方对他的帮助很大。
然而北方如何呢？道格拉斯早就预言过它会引起一场疾风暴雨般的大混乱。果然，在那边掀起了一阵大风暴，把两大政党吹打得粉碎，最后还将整个国家卷入内战的漩涡里。
成千上万的乡村城镇掀起了浪潮，新英格兰和西北地区的牧师也愤怒地抗议。道格拉斯被称为叛徒，因为他出卖了人民、出卖了国家、出卖了自由。一路上有人送他13块金币以象征他是犹太人，还有人送他绳子希望他系上脖子。激烈而愤怒的社会舆论更加激发起群众的公愤。
此时，连教会也加入了反对道格拉斯的行列中。新英格兰有近四千名神职人员以“万能的上帝的名义”给议院写了一封抗议信。报纸杂志的愤怒声讨更是对公众的舆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就连芝加哥的民主党报也把矛头指向了道格拉斯。总之，愤怒声、讨伐声交织在了一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抗洪流。
国会于8月休会了，道格拉斯只得带着狼狈像起程回家。沿途所见到的景象足以使他昏厥。在波士顿通往伊利诺斯州的路上到处都是他那被人们烧着了的断头肖像。事后他说但愿从没有从此路经过。
但是，向来狂妄、喜欢挑衅的道格拉斯为了争回面子，他准备在芝加哥做一次讲演。在那里，一切愤怒都是因他而起，家乡人民可不光是盲从这么简单。报纸不停地攻击他；教区的牧师们表示永远不要这个人“肮脏的呼吸玷污了伊利诺斯上空纯净的空气”。男人们纷纷涌进出售枪支的商店，太阳落山时，全市的商店里所有的转轮枪都销售一空了。
道格拉斯来到市区时，只见港口上的船只都把旗子降到了桅杆半截处；阵阵钟声从附近几处教堂传进耳鼓，这看起来好像是为他的到来敲起了丧钟。
在芝加哥他是不受欢迎的。他演讲的当夜简直是芝加哥人所遇到过的最为闷热的夜晚。男人们懒洋洋地坐在椅子里，汗水也会顺着面颊哗哗地往下淌；女人们无精打采地来到湖边，只有躺在沙滩上才能入睡。就连马匹也瘫软在地，好像被热死了一样。
尽管酷署难耐，可还是有上千名男子怀揣着手枪狂奔至此来听道格拉斯演讲。在芝加哥能容纳这么多人的大厅还没有，因此许多人就聚集到露天广场上，有的人站在凉台上，还有的人干脆爬上就近的房顶。
道格拉斯讲演的开场白很简单，只是唏嘘了几声，然后才开始正式演讲，他讲得很不轻松，因为群众的尖叫声夹杂着歌唱声不绝于耳，有时人们还大声呼喊他的名字，别以为是在为他的演讲喝彩，而是在骂他。
他的党羽们再也无法忍受了，说着就要和那些捣乱的人干仗。道格拉斯故作深沉，要他们保持安静，说自己能控制住会场。但是，他努力了半天却丝毫不见效。当他对“芝加哥论坛报”进行谴责的时候，台下一伙人却不停地高呼“芝加哥论坛万岁”。当他威胁说如果不让他把话讲完，那他就会一直站在这里。可是，他的话谁还会在意呢？他话音刚落，八千人齐声高唱：“早上没到，我们都不回家！早上没到，我们都不回家！”
那天正好是周末。在这极不和谐的四个小时里，他不但没有达到任何目的，反而还受尽了羞辱。最后，道格拉斯掏出怀表看看时间，自我解嘲地怒吼一声：“现在就快到礼拜天的早晨了，我要去教堂，那你们这些人统统滚进地狱里见鬼去吧！”
他疲惫不堪地离开了演讲台，这是道格拉斯有生以来第一次蒙受这样的奇耻大辱。
次日一早，各大报纸就对演讲事件进行了报道。而此时在斯普林菲尔德正有一位傲慢、奶油色皮肤的丰满女人带着一种异样的满足感读着报上的内容。她就是林肯的夫人，早在15年前她还梦想过要做道格拉斯夫人；后来，她又看到对方在仕途上平步青云直至位高权重的国家领导，而自己的丈夫却每每惨败，难见起色，怨恨和恼怒在她胸中积郁了很久。
现在，不可一世的道格拉斯终于垮台了，所有的人都在骂他，而这一切都要感谢上帝。眼下离总统大选已越来越近，机会终于降临了。玛丽认为这正是林肯挽回1848年失去的民心，重回政治舞台的好时机。如果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就能获选进入众议院。尽管道格拉斯还能任职四年，但是他的同僚再过几个月极有可能就要在选举中下台了。
说起他这位同僚，那可是个爱吹牛且又勇武好斗的家伙，名叫施密德。玛丽·林肯和此人还有过一段过结。那是在1842年，玛丽给他写过一封侮辱性很强的信，故致使施密德向林肯发出了决斗的挑战。林肯自然不会屈服，于是两个人各自腰间别着马刀在朋友的陪同下来到密西西比河畔的沙滩上，摩拳擦掌地要杀死对方。就在将要动手的一刻，两边的朋友们及时进行了调解，才避免了一场流血悲剧。之后，施密德在仕途上就春风得意，而林肯却总也顺不起来。
但是，现在林肯可要时来运转了。正如他自己所说：被密苏里妥协议案的撤销彻底地激活了。他无法再保持安静，他决心要调动自身的能量和智慧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于是，他开始为演讲做着积极的努力。他在国家图书馆里一连泡了几个星期，翻阅历史书籍。围绕这个议案的签发，并根据参议院内部所引发的一系列狂风暴雨般的争议，他都做了细致的分类整理。
1854年10月3日，在斯普林菲尔德召开一年一度的全州集会。成千上万的农夫源源而来，男人带着他们得意的猪、马、牛及玉米，女人则捧着她们的果酱、松饼或蜜饯。但是这些展览，却因为另有引人注目的事件，而几乎被人遗忘了。几周以来有广告到处宣传着，道格拉斯要在集会开幕的当天演讲，而国内各地方的政治领袖们都要群集此地听讲。当天下午他讲了三个多钟头，把自己的记录详加说明，用来辩护自己、攻击别人。他矢口否认他立法制定某个地域可以蓄奴，或某个地域不可蓄奴等事，并强调应该由当地的人们按他们的意愿来决定有关蓄奴的任何问题。
“当然了，”他喊道，“如果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的人民有办法治理自己，他们也必能管理少数黑奴。”林肯坐在前排附近，仔细听每个字，并斟酌每一个议论。当道格拉斯演讲完毕，林肯便宣布“我明天要剥下他的皮并挂在篱笆上面”。
次日一早，大大小小的传单便遍布了全城的各个地方。传单上声言林肯必定将反驳道格拉斯的论点。公众的兴趣沸腾，还不到两点钟，演讲大厅里就已经做满了人。过了一会儿，道格拉斯也来到了会场，坐到了讲台上。他像以往一样穿得很是绅士。
玛丽·林肯此时也坐在听众席里。一早起来她就开始兴致勃勃地为林肯今天的着装做准备。她非常希望林肯能在公众面前取得先声夺人的效果。可是，天不做美，天气实在是太热了，林肯估摸大厅里面一定会很憋闷。因此，他既没穿西装打领结，也没戴新衣领就大步流星地上了讲台。那件衬衫套在他略嫌单薄的身架外面显得有些松垮，而他那褐色的细长脖子就直直地探在衬衫外面。他的头发也不够整齐，而皮靴上似乎还有没擦掉的泥点。那条半短不够长的裤子上面系着单根吊带。即使这“独一无二”的吊带也是歪歪斜斜地和衬衫粘在一起。
这令玛丽感到很失望，顿时脸蛋红的像火烫过一样。她被气得直想哭。
可是就在今天这个炎热的下午，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是，这位让妻子都觉得没面子的老土男子正在揭开他日后光辉伟业的第一章，这个男子将成为流芳百世的伟大人物。
就在这个炎热下午，他做了他一生中第一篇伟大的演说。他所讲的内容基本上都是他这段时间所搜集整理的资料中的精华部分，但是他并不是生搬硬套，而是赋予这些字面上的文章以鲜活动人的崭新魅力。这许许多多的锦词妙句竟然能从同一人口中说出来，简直让人不可思议。这天演说的林肯是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林肯，他的演讲当中有对领袖们犯下的历史性的错误所作的深人的剖析；又有为底层被压迫者们所做的呐喊。每一位在坐的听众都被他的深情睿智所深深震撼，大家通过聆听他的演讲获得了思想认识上的飞跃与道德情操上的升华。
他将蓄奴的历史检讨了一番，并慷慨激昂地举出五点理由来反对这种制度。“当南方的人民向我们声明，他们正如我们一样，对于奴隶制度的建立是不应负责的，我只能承认这个事实。若说这制度现今的存在，实在是不知该如何圆满地废除它，我也能够明了并赞同这个说法。我决不会因他们做不了一件连我本身都不知如何去做的事来非难他们。即使这世上所有的权力都属于我，我还是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种制度呢。”林肯的机会来了，因为接下来就是选举，道格拉斯的民主党正在不得人心之际，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如果能选入国会参议院，那就太好了。这么多年，即使是那个与自己决斗的谢尔兹如今也已超越自己。林肯已45岁了，年纪也不小了，每当想起这点他常常会出神。现在谢尔兹是道格拉斯的忠诚追随者，取胜的希望并不大。他不用着急，他也真的并不怎么在意，他甚至说他不想参与竞争，当然他也不反对提名。当他的名字一提出时，便立即通过了，他现在是参议员候选人。他的对手是谢尔兹和特伦布尔。特伦布尔从康涅狄格至伊利诺斯州开办律师业务已有所成就，他是一个民主党人，但现在因内布拉斯加问题而反对道格拉斯。
不久之后，林肯也开始活动了，他要争取广泛的支持，尤其是如果能够赢得那些所谓的反内布拉斯加民主党人，那他就稳操胜算了。
他感到他的胜算颇高，因而满怀信心。
当年的参议员是由州议会选出来的，而1855年2月8日伊利诺斯州议会就专为这个目的在斯普林菲尔德开会。林肯夫人特意购买了新衣服和新帽子，并且和姐夫尼尼安·爱德华斯一起忙活布置了一番，准备为“敬爱的林肯大人”接风。
第一轮投票结果表明，林肯是有希望的，他以44票对谢尔兹的52票和特伦布尔的5票，只差6票便可获胜。这个结果表明了他的实力。之后，形势急转直下，林肯一轮不如一轮，到第十轮投票揭晓后，特伦布尔当选了。林肯再次沉浸在忧郁之中，甚至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忧郁。他回到律师事务所，坐在黄昏的阴暗中，低着头，沉思默想，直到黑暗将他重重包围。
一星期后他又驾起那匹老白马，再一次走过一望无垠的草原后，从一个乡间法庭赶向另一个法庭。但他的心再也不注重在法律上了。如今除了政治和奴隶制度外，他不再谈别的事了。
他说过，每逢想起有几百万人沦为奴隶，他就一直心痛。于是他的忧郁症比以前更加频繁地复发，而且总是时间那么长，而又那么厉害。有一天，他和另外一个律师在一家乡间旅馆共榻。他的同伴黎明醒来，便看到林肯穿着睡衣坐在床边沉思着，他闷闷不乐的，不是自言自语，就是心不在焉地发呆。终于等他开口时，第一句话便是：
“我告诉你，这个国家不能长久地容忍一半自由、一半奴隶的状态。”
不久，斯普林菲尔德有一位黑人妇女前来请求林肯帮助。她说她的儿子在圣路易斯密西西比河上的一条船上做工。因为随船去了新奥尔良，在那里他被抓起来并关进了监狱，因为他没有证明文件证明他的自由之身。被囚禁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被登广告出售，以偿付他坐监的费用。林肯听后便义不容辞地去拜访伊利诺斯州长，请求帮助，但州长说他也爱莫能助。林肯又给路易斯安那州长写信，州长回信说他也无能为力。林肯为此再次去见州长，希望州长能采取积极的行动，但州长摇头拒绝了。
林肯霍地从椅子里站了起来，信誓旦旦地说道：“州长先生，也许您真的没有权利为这个可怜的男孩子签发释放令，也许你真的无能为力。但是，我以上帝的名义起誓，我要让这个国家的土地变成热土，让那些奴隶主们无以立足。”
转眼已是新的一年，林肯也已46岁了。他向好友惠特尼承认是该戴老花镜的时候了。于是，在回去的路上，他走进了一家眼镜店，花了不到38美分买了生平第一副老花镜。
当他得知自己落选了，才无精打采地站了起来，准备回家。外面细雨纷飞，漆黑一片，通往他家的路面像被抹了一层猪油，滑腻腻的。忽然，他一不小心来了个踉跄，但是他马上就站稳了。“哦，这路太滑了，”他自语道，“还好，我没有跌倒。”
舌战道格拉斯
1856年6月，第一届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费城召开，大会推举加利福尼亚自由州的国会参议员约翰·查尔斯·弗里蒙特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伊利诺斯州代表团曾提出林肯为副总统候选人，在副总统提名的第一轮投票中，林肯没有参加这次代表大会。当他得知自己的名字列入国家最高副职的候选人名单时，不胜惊讶。他大声说道：
“不，这不可能是我。这一定是马萨诸塞州的那位大名鼎鼎的老林肯！”林肯在这里指的是那个担任马萨诸塞州州长的利维·林肯。
1856年7月23日，林肯去加利纳州进行竞选活动，为共和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争取选票。在演讲中，他越来越突出奴隶制争议，但不涉及将来可能出现的暴力问题。
大选结果揭晓，詹姆斯·布坎南出任美国第15任总统。
布坎南的就职演说提到惨痛的堪萨斯争端，他要求全国人民把这个问题看成是司法问题而交由最高法院去裁决。
他说：“凡是最高法院的决定，无论是什么样的决定，我和所有善良的公民们一样都愿意愉快地遵从。”
1857年3月6日，在联邦最高法院审判室里，全场鸦雀无声，人们正全神贯注地倾听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罗杰·布鲁克·坦尼代表该院宣布对德雷特·司各脱案件的判决。坦尼是马里兰州人，在杰克逊总统任期内当过总检察长和财政部长，以后担任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长达28年（1836～1864）。他是南方奴隶主的代理人，联邦最高法院实际上也就变成了南方奴隶主的工具。
这个判决书实际上就是使奴隶制在全国合法化，从而遭到美国广大人民的激烈反对。
在此后若干年里，林肯针对坦尼对《独立宣言》所做的歪曲，反复阐述该宣言的真实含义。他说道：“如果那些起草并通过宪法的先辈们相信奴隶制是件好事的话，那他们为什么在宪法中还要写上‘在1807年禁止奴隶交易’这一条款呢？”按照1787年的美国宪法规定：在1808年以前，即宪法通过时起的20年内，国会不得禁止奴隶入境。1807年3月2日国会通过法律禁止从非洲或其他国家向美国输入奴隶，并规定该项法律从1808年1月1日起生效。但林肯在这里也仅是据理驳斥坦尼罢了，因为实际上这一法律常常遭到破坏，私贩奴隶的事件层出不穷。
1857年6月，道格拉斯也为最高法院的判决书进行了辩护。他煞有介事地断言，《独立宣言》的签署者“在宣称一切人生来平等时，指的只是白种人，没有指非洲人。他们说的是美国大陆上的英国移民，同生在英国并住在英国本土的英国居民是平等的”。
针对道格拉斯的谬论，林肯也予以严厉驳斥。他指出当初组成联邦的十三个州中有五个州的自由黑人曾经是选民。还就道格拉斯津津乐道的什么“一切人生来平等”是仅指“美洲大陆上的英国移民”
林肯尖锐地嘲笑说，要是这样，那就不仅黑人，而且还有“法国人、德国人和世界上其他白种人都将被划归所谓的劣等人之列了”。林肯并对道格拉斯所说的“一想到白种人和黑种人的血液搅合在一起，我就会不寒而栗”的话抨击说：“1850年美国有405523个混血儿，几乎全都是黑人奴隶和白人主子生的孩子，只有极少数是白人和自由黑人的后代。1850年自由州有56649个混血儿，但他们大都不是出生在那里，而是来自蓄奴州，生在蓄奴州。同一年，蓄奴州有348874个混血儿，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
1855年11月5日至1856年12月1日，堪萨斯准州发生了暴力流血事件，大约有200人惨遭杀害，受枪伤和刀伤的人就更多了。惨案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
1854年至1855年，北方的许多自由州先后成立了支援堪萨斯移民协会。这个协会于1856年7月召开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支援堪萨斯全国委员会。协会创建的宗旨是协助自由农民移居堪萨斯，同时为他们提供粮食和武器，以抵抗南方种植场主用武力向堪萨斯扩展奴隶制。堪萨斯居民中的自由农民（即那些反对奴隶制的垦殖者）占绝大多数，他们拥有支援移民协会捐赠的大量基金，又有各种武器，所以反对奴隶制的行动也就坚决有力，而州议会也是强烈反对奴隶制的。但蓄奴党人在选民登记时弄虚作假，使得只有几十个居民的县里竟投下了几千张选票。因此，数以千计的反对奴隶制的选民如果拒绝在特定的选区参加投票，不仅受威胁，而且投的票不算数。最后蓄奴党人在联邦军队的保护下，在利康普顿召开了制宪会议，并“选出了”制宪会议的代表，起草了拥护奴隶制的利康普顿宪法，送交华盛顿国会批准。
当华盛顿国会讨论利康普顿宪法时，吵吵嚷嚷、拖拖拉拉地竟进行了好几个月。这时布坎南派了好几个州长去该地维持秩序，结果是徒劳无功。
到1857年12月，骚乱和暴行总算平息了下去，但利康普顿宪法却导致了华盛顿民主党的大分裂。原因是当时交付表决的不是整个宪法，而是要求该州公众对采取“有奴隶制”的宪法或“无奴隶制”的宪法表态。自由土地派拒绝参加投票，布坎南总统却仍然支持这样的公决，认为《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只负有处理奴隶制问题的任务，而没有处理整个宪法问题的任务，这就激起道格拉斯的反对。他既不同意总统的武断说法，又反对在1857年12月在堪萨斯通过的保存奴隶制度的宪法，认为那样的选举只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在刺刀保护下的路易·拿破仑式选择机会，即投赞成票的受到保护，投反对票的则横遭镇压；赞成这种选举的人可以投票，反对它的人则被拒之门外，不让投票。
意见分歧终于演变成为实际上的决裂。三个月之后，布坎南总统把道格拉斯安插进来的官员一一撵走。道格拉斯毫不屈服，他联合国会中拥护他的民主党人和一些共和党人进行掣肘，使布坎南在堪萨斯推行奴隶制的一些努力归于失败。由于美国人民坚持反奴隶制的活动日益高涨，以及民主党内部的分裂，终于导致了1861年堪萨斯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道格拉斯也最终从主张向奴隶主妥协发展到1861年6月去世前支持林肯政府，主张镇压南方叛乱。
在此之前的1858年，道格拉斯还与林肯进行了七次大辩论。
1858年6月16日，伊利诺斯州共和党代表大会在斯普林菲尔德举行。许多共和党人都说：“我们了解道格拉斯，我们同他斗了好多年。现在我们打算在这次竞选中打败他。”大会一致通过一项决议：
“亚伯拉罕·林肯是伊利诺斯州共和党人为国会参议院选出的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参议员竞选人，他将接替斯蒂文·道格拉斯的参议员席位。”当天晚上，林肯来到州众议院大厅，发表了他一生中最为出色的演讲之一。他说道：
假如我们能首先了解我们的处境和趋势，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判断我们该做什么，以及应该怎样去做。自从开始执行一项目标明确和诺言具体的政策以来，迄今已是第五个年头了。这项政策旨在结束因奴隶制问题而引起的动荡不安，但在贯彻这项政策的过程中，动荡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在我看来，不到危机迫近和过去之后，动荡是不会终止的。“一个分崩离析的家庭维系不了多久。”我相信这个政府不会永远保持这种半奴隶、半自由的状态。我不希望联邦解体，我也不希望这个家庭崩溃。我只希望这种分崩离析的局面不再延续下去。要么全面实施奴隶制，要么全面自由化，非此即彼。或者让那些反对奴隶制的人制止这种制度继续蔓延下去，并使广大民众坚信奴隶制终将消亡下去；或者让那些鼓吹奴隶制的人全面得势，使奴隶制在全联邦确立合法地位，不管新州旧州，也不分地域南北。
在这方面，林肯较之共和党的保守派表现出了更鲜明的观点和更坚定的立场，使得那些支持他的朋友们大为不安。
国内的多家报纸都全文刊登了林肯的演说中最震憾人心的一句话——“一个分崩离析的家庭维系不了多久”。
以这篇演说稿为契机，著名的林肯与道格拉斯大辩论拉开了帷幕。尽管道格拉斯明知不可小觑这位深受众望的政治新秀，但为了竞选国会参议员的需要，也只好硬着头皮，接受挑战了。在华盛顿，道格拉斯曾对一批共和党人说道：
“你们推选出了一个非常能干而又厚道的人。”他还对国会秘书、《费城报》编辑约翰·福尼说道：“林肯是他那个党内的强硬人士，也是西部最佳的政治演说家，这次竞选将会够我忙的了。”
此后，林肯即向道格拉斯提出挑战，要求双方开展辩论。道格拉斯只得接受这一公开的挑战，同意展开论战。于是他们便在全州七个不同地区的城市讲台上对垒，就各种各样的问题进行较量。全州民众都密切注视着这几场政治大辩论，全国人民也都竖起双耳耐心地倾听着。在8月21日，奥塔瓦揭开了林肯与道格拉斯大辩论的序幕。那天艳阳高照，四方农民闻讯赶来洗耳恭听他们极欲知道的辩论者对司各脱判决、堪萨斯问题、奴隶制等的看法。道路上车马喧腾，尘土飞扬。不一会，一辆专车来了，林肯从家中走出来，在热情的欢呼声中，他被送进这辆装饰豪华的车内，前面乐队高奏乐曲，后面跟着高喊着的人群，他被送进市长的官邸。
道格拉斯的信徒几百人骑马到奥塔瓦城四英里外，在那里迎接他们的明星，他正坐着一辆用六匹马拉的车子，不慌不忙地前来。不一会拥护者聚拢在他周围，他们高举着标语，挥舞着旗帜，一同驰向奥塔瓦，他们一行人进城时，枪炮齐鸣。他们的支持者，为表示他们对这种铺张和夸饰的轻视，就用一个老旧的饲草架子让一对白骡拖着，请他们的候选人坐上去驶过街道。并在他后面摆上另一个饲草架子，上面坐满了32个女孩，她们每人手里捧着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州名，而32块牌子代表着合众国目前的32个州。
演说者、委员们及记者们在密密的人丛中挤来挤去，约半个小时后才到达讲台。
道格拉斯有一种吸引群众的个人魅力，但林肯的面孔上却充满着忧郁，他的外表完全没有动人的地方。
道格拉斯的穿着恰似一个富有的南方地主，穿的是带皱边的衬衫、深蓝色的上衣和白裤子，又戴着白色的宽边帽；而林肯的仪表则是丑陋怪异的，他那粗陋的黑上衣的袖子太短，且他那不成形的裤子又太短，他那高帽子也是破旧的。
道格拉斯丝毫没有幽默感，但林肯却是个擅长讲故事的人。道格拉斯总是在重复背诵。而林肯却能不断地仔细思考他的题材，他每天讲说一篇新讲词，比背一篇旧讲词来得容易。道格拉斯爱好虚荣，喜欢夸耀并虚张声势。他坐着一部装满旗帜的专车周游四方。当他走近市镇时，他的炮声不时地鸣响，仿佛是向当地人宣称有一位名人要来似的。在这些辩论会中道格拉斯主张，任何一州，不论在何处，在何时，只要大多数的公民投票赞成，就有权利蓄奴。而他根本不管到底他们是投同意票或反对票。他著名的口号就是：“让每一个州各管各的事而不要干涉它的邻居。”
而林肯则完全站在相反的立场。
“道格拉斯法官认为蓄奴是合理的，”他解释道，“而我认为是错误的。”这是一个很明确的事实，整个争辩都基于这一点上。他主张任何人或任何团体只要需要奴隶就有权力占有奴隶。如果奴隶制度没有错，那他这样说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但是，如果承认奴隶制度是错的，然后再说任何人都有权做错误的事，那就不合逻辑了。
他根本毫不关心一个州究竟要蓄奴或自由，正如他毫不介意他的邻居究竟应该在他的农庄上种植烟草或饲养有角的牲口一样。但是大多数的人和道格拉斯并不相同：他们认为蓄奴制度是道德上的一个大错误。
道格拉斯周游全州，频频叫喊着说，林肯赞成给予黑奴以社会平等。
“不是这样，”林肯反驳道：“我想给与黑人的是，如果你不喜欢他们，那不去理会就罢了；如果上帝只把一小部分权利赋予他们，那就让他们去享有那一小部分。而真正的情况是，在许多方面他们和我们拥有的却是天壤之别。难道这是天经地义的吗？他们也应该有权力去拥有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他们有权力享受自己用双手挣来的面包。他们和我一样，他们和道格拉斯法官一样，他们和所有活着的人一样，都是人啊！”
在辩论中，道格拉斯还曾指责林肯想要白人们“去拥抱黑人并且和黑人结婚”。林肯对此给予严厉的回击：
我根本无法接受这种要么让黑人妇女做奴隶，要么让她做妻子的说法。我都快50岁了，可是我不曾拥有过一名女黑奴，也没有娶黑人作自己的老婆。白人尽管和白人结婚、黑人只管和黑人结婚，让他们各自选择自己喜欢的配偶，这不是很好吗？
其实，道格拉斯对于许多议题都采取了避重就轻、混淆视听的做法。林肯说对方这是有意把问题引向空泛和乏味，他经常试图要我去解释“究竟是先有鸡蛋还是先有母鸡”这种毫无实质意义的问题。林肯接着说：
有些时候我已经觉得这简直就是愚不可及的事了。他所提出的很多论题本身就没有论点，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道格拉斯说过的一些事情纯属是造谣，其实连他自己也明白那些只不过是无稽之谈。林肯自然不会不晓得了。
不管怎样，我还是要站起来做推论，然后再重复我的推论，重复来重复去实际上都是围绕着同一件事。怎样才能让他停止提出那些毫无辩论意义的事情呢？我还真的不知道。我可不想把辩论降低成无休止的插科打浑，但是我总不能过去把他的嘴堵住吧。我真不想把道格拉斯法官说成个骗子，可是我真得不知道，还有比这更合适的称谓吗？
林肯和道格拉斯就这样连续激战了好几周。一方面是来自林肯的猛烈进攻，另外一方面是来自外界的力量。雷曼小怖尔直言道格拉斯是个十足的大骗子，他还声称连自己都为“那个不知廉耻的家伙”憾到羞耻。著名的黑人演说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也来到了伊利诺斯并且加入到攻击阵营里。布坎南一派的民主党人在指责道格拉斯时更是用词极为刻毒。德意志血统的改革家卡尔·施奴兹在有外籍血统的投票人面前可没少诋毁道格拉斯。再加上他所在的党派的内部分裂，道格拉斯现在简直是四面楚歌，完全处于了众多对手的夹击之下。绝望之余，他致电自己的好友艾舍尔·林德：“林德，看在上帝的分上，快来帮帮我。一批地狱里的卑鄙小人正在找我的麻烦。”
发报员把这份电报的复本卖给了共和党人，顷刻间电文就上了几家报纸的头条。
道格拉斯所有的敌人都兴奋地跳了起来。从这以后直到他去世，电报的收件人就被戏称为“看在上帝分上的林德”。
竞选期间的一天晚上，林肯独自一人在电报局等待结果。当他得知自己落选了，才无精打采地站了起来，准备回家。外面细雨纷飞，漆黑一片，通往他家的路面像被抹了一层猪油，滑腻腻的。忽然，他一不小心来了个踉跄，但是他马上就站稳了。“哦，这路太滑了，”他自语道，“还好，我没有跌倒。”
时隔不久，伊利诺斯的地方报纸上刊登了一条关于林肯的评论，文章写道：
可以说，亚伯拉罕·林肯是试图从伊利诺斯崛起的运气最差的政治家。他所经历过的，现单就政治方面来说，失败已是无法躲避的了。他现在已被那些善搞阴谋手段的人折磨得焦头烂额了，那些恶毒的、残忍的手段足以毁掉一个常人的一生。
他和道格拉斯之间激烈的辩论吸引的公众成千上万，这使得他以为做几场演讲也许能赚不少钱。因此，他准备了一场名为“发现与发明”的演讲，并且在布鲁朋顿租了一间会议厅，雇用一名女青年在门口售票。但是，演讲那天竟没有一个人到场。
因此，他不得不再次回到了那间墙上留有墨痕、书柜上长满杂草的办公室。他离开律师事务所已有半年时间了，这期间他没有任何收入，眼下已是囊中羞涩，手头的那点钱连欠商店的帐也还不了。于是，他又套上马车为了生活而四处奔波去了。
此时正是寒冬12月天，北风呼啸，头顶的雁群掠过灰色的天空向南方飞去；一只野兔正急速地越过马路；几声狼嚎从远处的林子里传过来。但是，坐在马车上的男子对周围的事物和声响却毫无反应，他在低头沉思，在落寂中黯然伤神，也在思索着明天的路该如何去走。
在经过了长达19年的孤军奋战之后，他所蹿升到的高度足以令人眩晕。
竞选总统
重新组建的共和党于1860年春天为总统的候选进行了提名，有的人说亚伯拉罕·林肯也许能被提名。就在前不久，林肯曾给报社编辑写信说：“坦率地说，我认为自己来坐总统的宝座是不适合的。”
当时，来自纽约的英俊的威廉姆·H·西沃德获得提名殊荣是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这倒也无可厚非。因为在把代表团成员运往芝加哥的列车上，大家已经做了投票预演，结果是西沃德的得票数竟有其他候选人得票总和的两倍之多。在许多车次上，林肯甚至连一票也没得。然而这倒也并不奇怪，能有多少人知道林肯这个人的存在呢？
而更凑巧的是，投票的第一天正好是西沃德的59岁生日。他极有可能获得总统提名这一份最好的生日礼物。他踌躇满志地和参议院的同事们挥手道别，然后把几位最亲密的友人请到纽约的家里，摆上了隆重的宴席，准备庆贺一番。他还特意弄来一门礼炮，这门炮就放在前院里，炮口直指天空，就等着炮响以示庆贺了。
如果投票大会就在星期四晚上正式开始了，那么大炮就会被点燃，这个国家的历史也就改折更章了。可实际情况是，在印刷工没有把记票的专用纸带来之前，投票就不能开始。而那位印刷工在赴会场的路上也许是多喝了几杯酒，不管什么原因吧，总之他是迟到了。其结果就是在星期四晚上，大会无法进行投票，大家就坐在那里等那个人的到来。
大厅里既闷又热，蚊子乱舞。代表们又饿又渴，早就有人按捺不住在大厅里转来转去了。于是，大会临时休会，并决定于次日上午10点召开。休会的动议是符合大会规程的。这不仅为大家所接受而且比其他动议更受欢迎。于是，代表们在没有任何反对声中就仓促休会了。
第二天上午10点，代表们被重新召集起来。这段时间虽然不算很长，但是足以击毁西沃德的政治生命而同时把林肯推上了舞台。
真正毁掉西沃德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而是一个叫霍瑞斯·格瑞利的人。这个人长的很怪异，他那圆鼓鼓的脑袋活像个西瓜；一头弯曲的白发看上去简直像是白化病人。他的领结总是歪歪拧拧的，有时候领结扣都贴到了左耳朵边。总之，他也是一个不修边副的人。
格瑞利并不是真心要支持林肯，但是一想到他和威廉姆·H·西沃德以及西沃德的经理瑟洛·维德之间的恩怨，他马上就下了狠心。
原来，14年来，格瑞利一直都和这两个人是合作伙伴。他先后帮助西沃德当上了纽约州州长和参议院议员。维德也是因为有他的资助才有了今天的荣光。那为什么后来格瑞利退出了政界的斗争呢？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他曾想掌管本州的出版业，维德帮他如愿以偿了。而后来他又想做纽约的邮政局长，而维德却没有为他做保荐。到最后，他提出要做州长，哪怕是副手也行，可是这回维德竟毫不犹豫地回绝了他，而且口气也相当地不逊。这使得格瑞利感到既伤心又气愤。
最后，格瑞利做出了让步，但维德却坐下来给西沃德写了一封极长的信件，且用词也极为尖酸刻薄。
那封信写于1854年11月11日，至今已有六个年头了。格瑞利整整等待了六年，现在复仇的机会终于来到了，他怎么能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呢？就在这个决定命运的星期四晚上，他没有像往常一样上床去休息。从晚间休会开始一直到次日黎明，他跑遍了所有的代表团并用心良苦地进行游说和辩论。他所拥有的《纽约论坛》是一份在北方深具影响力的报纸，还有他那平和深厚的嗓音，都使他成了受人尊敬的名人。代表团的成员们对他所说得话都深信不疑。
他带着极度愤慨的语气对西沃德进行了致命的抨击。他指出西沃德曾多次诋毁共济会的纲领，而西沃德于1830年当选为参议员就是凭借着反共济会分子的选票。很快，西沃德就遭到了与会代表们的唾弃和怨声。
再后来，他说，西沃德坐上了纽约州长的位子后又公开支持去除普通院校基金，转而倡导天主院校和外籍学校分体制，这下更是捅了马蜂窝，激怒了众人。
格瑞利还指出那个强大的却不管事的党派的首领也强烈反对西沃德当选，此人宁可选一只猎犬也不会选西沃德。
这还不够，格瑞利还强调这个“善于煽动的家伙”是个激进分子，他所倡导的“血腥的政策”是有违宪章的，他提出的计划对于边疆地区的各州人民是危险的，是恐怖的，更是残酷的。
“我会把那些地区的地方长官们带来。”格瑞利保证道，“他们会向诸位证明我所说的是真实而可信的。”
他果真做到了，代表们的想法被进一步地撼动了。来自宾夕法尼亚和印第安纳的地方官员声色俱厉地表示，为了不使他们所在地区遭受大灾大难，他们坚决反对西沃德获得提名。
共和党人此时敏锐地意识到，要想取胜，就必须和这几个州协同作战。
就这样，原本涌向西沃德的热浪骤然间退潮了。而林肯的朋友们马上就借机开始游说各个代表团，怂恿那些排斥西沃德的代表把注意力转向林肯。他们声称道格拉斯无疑会得到民主党的提名，而能和道格拉斯相抗衡的恐怕就只有林肯一人了。因为，这对于林肯来说已经是轻车熟路了。另外，林肯的原籍是肯塔基州，他肯定能赢得摇摆不定的边疆地区的选票。还有一点，在美国，人们已逐渐熟悉了这位朴实、高大的平民政治家，对他的印象是：在简陋的小木屋中出生的乡巴佬，当过平底船的船工，劈过栅栏木条，做过商店伙计，最后才当上农村的邮递员和不知名的律师助手。但经过不懈地努力和顽强地拼搏，这个人却斩露头角。他的言语和思想在全美几乎家喻户晓，甚至一鸣惊人，成为19世纪中叶美国的传奇式人物。。
当这类说法丝毫不见成效时，他们及时地变换了方式。他们通过许诺让卡里布·施密斯进人内阁而拉拢了印第安纳州的代表；他们通过担保将来让西蒙·卡迈隆辅佐林肯又赢得了宾夕法尼亚代表们56张选票。
星期五上午投票正式开始。四万民众涌进芝加哥来关注这件激动人心的政治活动。由于会堂太小，只有一万人挤了进去，另外三万人把外面的几道街区都堵了个严严实实。
西沃德在第一轮投票中领先，而在第二轮里，宾夕法尼亚的代表投了52张票给林肯，使得局势发生了逆转。到了第三轮，林肯的得票数超过了西沃德。
在大厅里，万名观众欢呼着、尖叫着、挥舞着手中的帽子，显得尤为兴奋。大厅屋顶上的礼炮发出了轰然巨响。大街上的三万民众随之欢呼雀跃了。男人们相互拥抱在一起，笑声、叫声和激动的哭声混成了一片。这些对林肯祝福的音符在会堂的上空飘荡。
一百多名士兵在泰蒙特大厦门前列队向空中鸣枪致意；教堂的钟声、火车的鸣笛声、蒸汽船的汽笛顷刻间都加入到了声浪之中。全市整天都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芝加哥论坛》报道：“自从耶利哥城墙倒塌之后，地球上就再没有过如此的喧闹。”
在狂乱的人群中霍瑞斯·格瑞利发现了维德，这位“总统的缔造者”流下了痛苦的眼泪。格瑞利终于为自己出了这口恶气。同时，也使林肯成为了19世纪中叶美国的传奇式人物。
那么，这时斯普林菲尔德又是什么样的呢？这个上午，林肯像往常一样来到那间办公室。他本来想处理一件案子，但是，他发现自己根本无法集中精力去做了。于是，他把案宗推到一边，起身跑到楼下的商店后屋扔了几下棒球，又打了几杆桌球，最后跑到斯普林菲尔德杂志社去听消息。电报收发室在屋子的上一层，而他正坐在扶手椅子里和别人谈论第二轮投票会如何如何……
忽然，发报员冲到了楼梯口，大声喊道：“林肯先生，您获得提名了！您获得提名了！”
林肯的呼吸仿佛在一瞬间停止了，他的脸红了起来，下嘴唇不断地抽动着。
在经过了长达19年的孤军奋战之后，他所蹿升到的高度足以令人眩晕。
人们也纷纷走上街头，个个神采飞扬，奔走相告。市长命令百枪齐放，庆贺林肯获胜。
林肯的老朋旧识将他簇拥在中央，大家笑着、哭着，相互握手、拥抱，欢呼着把帽子抛向半空。
“亲爱的朋友们，请让一下路。”他恳求道，“在第八大街有一名小女子也非常想听到这个喜讯。”说着，他冲出人群，直奔第八大街。
晚上一到，斯普林菲尔德的每一条街道都沸腾了。人们把柏油桶和篱笆放到地上点起了一堆堆的簧火，所有的店铺、酒店整夜地灯火通明，共同为他庆贺。
没过多久，全国有一半的地方都在高唱：“老亚伯拉罕·林肯来自蛮荒之地，来自蛮荒之地，来自蛮荒之地。老亚伯拉罕就住在伊利诺斯，就住在伊利诺斯。”
现在，我必须要离开这里，还不知道何时能否再回来，因为在华盛顿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我去做。失去神圣力量的支撑，我便不会成功；有了它，我就不会失败。愿这神圣伟大的力量与我并肩同行，同时让它保佑你们大家一生平安。让我们大家满怀信心地去期望明天会更加美好。
离乡就职
在此次总统竟选中，斯蒂文·道格拉斯无意之中所做的工作比任何人都多，从而把林肯推进了白宫的大门。是他分裂了民主党，是他让和林肯并驾齐驱的三位候选人落了选。
其实，竟选刚刚开始时，林肯就看到反对派正在土崩瓦解，这时，他就已经有了胜利的预感。即使如此，他依然担心自己究竟能否在家乡地区获得普遍支持。现在，成立了一个民意测验委员会，专门负责挨家挨户地进行调查。当林肯看到测验结果时，他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在全部的23位教堂主持当中仅有3位表示支持他，而神学院的院士们也没有一个人支持他，而那些所谓的追随者们就更不用说了。对此，林肯有过一番痛苦的感慨：“他们对圣经的笃信和上帝的信仰都是伪装出来的。而这次测验足以显示出他们对奴隶制的存亡毫不关心，而我知道上帝是不会不在乎的。有人性的人都会在乎。如果这些人不在乎，那只能说明他们根本没有领悟圣经的精髓。”
现在，大多数的父老乡亲站到了林肯的对立面，而只有少数人支持他，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很清楚，因为他们都从属于民主党。
林肯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很少的选票，而他的竟争者们的得票数是非常多的。由此看来，林肯只是获得了局部的胜利，因为在他那两百万得票当中只有两万四千张是来自南部地区。在南方九个州没有一个人投票给共和党。在阿拉巴马、阿肯色、佛罗里达、乔治亚、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北卡莱罗纳、田纳西以及德克萨斯竟无一人投票给亚伯拉罕·林肯。谁都知道，这对林肯及为不利。
就在林肯当选以前，在北方还掀起过一场狂风巨浪。在那里有一个狂热分子团伙，这个团伙已存在了30多年，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摧毁奴隶制和把国家推入战争。很长一段时期里，他们接二连三地出版一些富于煽动性的宣传册和书籍到北方各个城市和乡村发表演说；举着奴隶们穿过的破烂的衣衫、戴过的手铐脚镣以及血迹斑斑的皮鞭和各式各样的刑具昭示于世人。他们还用那些逃跑出来的奴隶做当众说教和巡回展示，控诉奴隶主对他们所施行的非人道的摧残和折磨。
1839年，美国反奴隶制协会印制了一本名为《且看美国的奴隶制度——千名目击证人的证词》的画册。在这本册子里，目击者讲述了他们亲眼目睹到的各种暴行的实例：奴隶们的双手被强行放进滚烫的沸水里；他们被烧红的铁具打上红红的烙印；他们的牙齿被打落到地上；他们的皮肉在遭受猎犬的撕咬；他们被鞭打致死或者被捆到木桩子上活活烧死；黑人妇女在悲嚎，因为她的孩子永远地离开了自己，被带到拍卖所或者奴隶市场像牲畜一样去卖；黑人女子在哭泣，因为她无法生育更多的孩子，而膘肥体壮的白人男子只要花上25美元就能和黑人女子睡觉。这样一来，有色孩子的卖价便提高了很多，尤其是女孩。
废奴主义者们最常用的也是最具煽动性的指责就是黑白两色间的混血儿。他们指责南方的男人们之所以把奴隶制视为传家宝，那是因为这样可以使他们无限度地发泄性欲。
文德尔·菲利普大声疾呼：“在南方有50万名妇女在皮鞭下沦为了妓女，那里就是一座最大的妓院。”
那些色情和皮肉交易的内容要是在这里描画一番的话，一定会令你大倒胃口的。你要想目睹的话，就到废奴主义者的宣传册里面找吧。奴隶主们被指责和他自己的黑白混血女儿乱伦，并且还转让给别的男人以发泄他们的性欲。
斯蒂芬·福斯特说，在南方的卫理教教堂里面有5万黑人女性教徒在皮鞭下过着淫乱的生活。他还声言卫理教的牧师们之所以要支持奴隶制，其原因，而且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们想占有更多的情妇。
林肯本人在他和道格拉斯的唇枪舌战中也曾谈到，在1850年的美国共有近五万名混血儿，其中大多数出自女黑奴和她们的主人之手。
奴隶主们的权益是受宪法保护的。所以废奴主义者要把宪法咒骂成“死亡的契约、地狱的条例”。
不仅于此，废奴文学在艺术方面也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一位穷困的神学教师的妻子坐在饭厅的桌子跟前写成了一本名为《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书。这本书是她流着眼泪写成的，字字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句句惊心动魄，令人感慨万分。
后来，她说是遵照上帝的旨意写成了这本书，书中对奴隶们悲惨命运的刻画感人至深，这本书给千百万读者的情感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强烈冲击，它的影响力之大是以前任何一部小说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当林肯见到小说的作者哈瑞特·斯托的时候，他说是这个小女子引发了一场惊天动地、规模空前的战争。
不可否认，废奴主义者们发动这场运动的本意是好的，但这似乎被夸大了的运动究竟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呢？它把南方人说服了？让他们低头认错了吗？其结果并非如此，刚才所设想的结果也只是人们的一种想象罢了。废奴主义者所点燃的怒火只能给对方的仇恨火上浇油而根本无法达到预期设定的目标。来自北方的傲慢的批评指责助长了南方的敌对情绪，在梅森狄克森南北分界线的两端正在由对对方的不满升级到长期的流血报复。
当1860年林肯上台时，南方人就意识到奴隶制是很难再继续实行下去了。他们必须得在废奴和脱离联盟之间做出选择，那他们会选择退出吗？他们有权力那样做吗？
这个问题成了半个世纪以来见仁见智的热点话题。有很多的州都曾威胁过要脱离联盟。例如：在1812年战争期间，新英格兰地区就郑重其事地组建了独立国。还有康涅狄格的立法委曾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声明：康涅狄格是一个自由、自主和独立的州。
而林肯自己也曾相信个州有权脱离联邦。在国会的讲话中，他曾这样讲过：
任何地区的任何人都有权拥护或者试图瓦解现政府，其目的无非是要建立一个更符合他们利益的新政府。这项权利是珍贵而神圣的，这项权利能让全世界获得自由。
不受现存政府的制约是人们的权利，任何地区的人都可以起来革命，去做他们祖祖辈辈生存过的土地上的主人。
上面的话是他在1848年所说，然而时过境迁，现在已是1860年，难道林肯还相信这些话吗？但是，南方人民对此依然深信不疑。在林肯参加大选的一个半月之后，南卡罗莱纳州通过了脱离条例。查尔斯顿还为“宣布独立”举行了庆典仪式。其他六个州也相继效仿。在林肯离开斯普林菲尔德赶往华盛顿的两天前，杰斐逊·戴维斯就当上了新国家的总统。这个新国家是打着“奴隶制符合黑人天性和世间常理”的旗帜而建立的。
即将倒戈的布坎南政府现在正是怒火中烧，充满着不忠和叛逆，但除了坐观还能做些什么呢？林肯在斯普林菲尔德整整坐了三个月，眼睁睁地看着联邦在土崩瓦解，共和政体随时都有被摧毁的可能。他又看到联盟州正在购买枪支弹药、修筑堡垒、操练士兵。因此，他意识到他将带领着这个国家的人民进入一场战争。
他心神不宁，夜不能寐。忧虑令他的整个身体消瘦了许多。
林肯是很迷信的一个人，他相信即将发生的事情总会通过梦境或者某种预兆给他一些宝贵的讯息。1860年的一天下午，他刚回到家里就一头倒进沙发里，在他的对面是一个双开门的大衣柜。他抬眼望着镜子中的自己，里面的人竟是一个身子两张脸，其中一张脸格外憔悴。他被吓了一跳，不由得坐了起来，镜子里的影像随之消失了。他再躺下来，那张“鬼脸”又出现了，而且比刚才显得更加憔悴。这个影像总是在他的眼前浮现，于是，他把这件事告诉了玛丽。玛丽说这是他能连任的好兆头，但那张苍白的鬼脸却分明预示着他不会活着挨过第二个任期的。林肯没有告诉其他任何人，只是对赫尔顿说：“比尔，我担心，我不会有好的结果。”。
很快地，林肯也越发地感到自己会真的被杀死在华盛顿。他先后接到几封信，信里面都画着绞架和匕首，每封信都在向他示威，不要自寻死路。
当选以后，林肯对一位朋友说：“我真不知道如何处置我的住所才好。我当然不能把房子卖掉而使自己无家可归。可是，如果把它租出去吧，等我回来住时，估计里面的东西就全都不能用了。”
不过最终他还是找到了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他认为这个人是绝对能照管好他的房子的。于是，林肯以每年90美元的价格把房子租给了此人。然后，他又在《斯普林菲尔德特刊》上登了一条消息：位于第八大街拐角处的杰克逊街道的住所现有包括：地毯、沙发、椅子、衣柜、床架、火炉、瓷器、女王陶器、玻璃器皿家私变卖等，具体细节和价格来之后面谈。
左右四邻得到消息之后，纷纷来此看货。有人询问椅子或灶台的价钱，有人询问床的价钱，就像是在集市一样，很是热闹。
“想要的话，就拿走吧，”林肯大概是这样回答的，“不要问我价格，你们觉得它能值多少，就付给我多少好了。”
于是，大伙也毫不客气，只给了他一点点钱就把东西搬回家了。其中的大部分家具被铁路管理员提尔顿先生买走了。后来，他把这些东西带到了芝加哥，据说在1871年的火灾中全部化为了灰烬。
不过，还是有几件东西留在了斯普林菲尔德，几年之后，就有一位出版商花钱把那几件物品买到手并把它们带到了华盛顿的公寓里。这所公寓就在福特剧院的对面街上。现在，这里既是博物馆又是人们凭吊古人的圣地。
当年林肯的邻居们只要花上1美元就能买到的旧椅子，现在的价值已经超过和椅子等重的黄金。这是他们当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林肯用过的所有物品现在都成了极其贵重的文物。举例来说：林肯遇刺时坐着的那把黑桃木椅子，1929年被人以2500美金的价格买走了。林肯给霍克将军写过一封亲笔信，信中任命他为波托马克部队的总指挥，后来这封信以1万美元的高价被拍卖。布朗大学收藏着林肯在战争期间发出的485封电报，全套收藏现拍卖价高达10万美元。一部未经署名的也并不重要的讲话手稿近期的成交价已高达2万美元。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说复稿拍卖价也超过10万美元。
1861年以前的斯普林菲尔德居民还没有意识到林肯能有多少过人之处，更不会想到这个人会成为19世纪中叶美国的传奇式人物。
未来伟大的总统先生许多年来的生活都很清贫，他总是一大早就提着菜篮子、围着围巾溜达到商店和肉铺去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又不知有多少个夕阳西下时，他跑到城外的牧场上赶牛儿回家、为马儿梳毛或洗澡。
在赶往华盛顿任职的前三个星期，林肯正努力为他的就职演说做着准备。这时最需要安静了，于是他把自己锁在了百货商店的二楼埋头苦读起来。他自己拥有的书虽然不多，但是他的朋友们藏书可是多的很。于是，林肯从赫尔顿那里借来《联邦宪法》；从安德鲁·杰克逊那里借来《废除宣言》以及亨利·克莱于1850年所做的伟大演说和韦伯斯特答海恩的讲话。就在这阴暗、简陋的房间里，林肯凭着借来的书籍和资料，挥笔写就了令人敬羡的华章——对南部各州人民的请求：
在文章结尾之时我要说，我们彼此之间应该是朋友而不是敌人。而且我们永远都应该做朋友，尽管有时彼此都难以控制各自的情绪，但我们感情的纽带是不会被扯断的。让那些神秘而美好的记忆的音旋环绕在每一块战场上、爱国者的墓碑上、每一名生者的心田、每一个家庭的火炉前。我相信，我们的天性是善良的，这必将会带领全国人民共同奏响生命的和弦。
赴任之前，林肯离开斯普林菲尔德专程赶到查尔斯顿去和他的继母辞行。他一如常日地喊对方“妈妈”。这位妈妈紧紧地抱着他，硬咽着说：“亚伯拉罕，我真不想叫你去竞选什么总统，因为，我的直觉告诉我，一定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到时候只怕我们只能在天堂再相见了。”
在斯普林菲尔德最后的日子里，他经常会回忆过去和安娜·拉特利奇在纽萨勒姆一起走过的美好的时光。这段时间，他做过的梦也都是些遥远而脱离现实生活的事情。就在临行的前两天，有一个朋友专门从纽萨勒姆赶来为他送行。当互道珍重时，林肯无限感慨地说道：“我深深地爱着她，一直不曾忘怀，最近我经常在梦中见到她。”
林肯就要永远地离开斯普林菲尔德了。离开此地之前，他最后一次过去看了看那间简陋的办公室，并且还最后处理了几个细节问题。
赫尔顿这样说道：
做完手头的几件工作后，他便走到屋子的另一头，并顺势躺在了沙发上。这个老旧沙发也不曾被修理过，所以被移到了靠墙的位置以便获得支撑。他的脸朝着天花板静静地躺了一会儿，我们两人谁都没有讲话。忽然，他开口问道：“比利，我们认识有多少年了？”
“哦，再过几个月就十七年了。”我回答。
“这期间我们从没吵过嘴，对吧？”
“是的，从未有过。”我非常激动地回答到。
然后，他就开始回忆早年职业生涯中的有趣经历，他还时不时地表演一下他在外奔波办案时的滑稽场面。接着，他整理了几本有用的书和文件准备带去华盛顿。出门前，他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请求，要我把楼梯口那个锈迹斑斑的链锁吊着的招牌照原样留好。“就让它挂在那里吧，不要去碰它。”他意味深长地低声说道，“我想让咱们的客户知道林肯和赫尔顿事务所并没有因为总统选举而有改变。如果我还活着，没准我还会回来。到时候我们还一起合作干咱们的老本行，就跟根本没有这回事一样。”
他恋恋不舍地瞅了最后一眼。随后转身走向并不宽的走廊。我和他一起走下楼梯，下楼时，他很是不快地说：“总统办公室的周围环境会令我感觉不舒服。处理办公室里的事务是最令我头痛的。”他带着几分怨气说，一想到还有好多未完成的工作我就头疼得厉害。
大概估计一下，林肯当时的年薪在1万美金左右，但是，他好像手头的现金并不多，就连去华盛顿赴任的路费也是向朋友借的。
林肯在肯纳瑞饭店里度过了他在斯普林菲尔德的最后一周。临行的前夜，他们的行李和箱子被拉到大厅里，林肯亲自动手去捆箱子。他向前台服务员要了几张饭店的卡片，在卡片背面写上“A·林肯，高级行政大楼，华盛顿D·C·”，然后交由服务员负责把这些卡片系在行李上。
第二天早晨七点半，林肯一家登上了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一路颠簸地来到瓦贝施火车站，然后他们将乘坐专列赶往华盛顿。
那天，天空飘洒着小雨，但是，车站的站台上还是集满了前来送行的老邻居们。他们自觉得排成一列长队，逐个和林肯那只瘦骨磷峋的大手相握。最后，列车的汽笛响起，仿佛是在摧促即将上任的林肯总统上车。林肯登上了私人车厢的台阶，但没过多久，他又出现在了站台后面。
他原本不想做临别讲话。他还特意告诉报社记者们不必到车站来，因为他始终觉得没有特别的话要讲。然而，当他最后望见邻居们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时，他觉得非常有必要说几句临别的话。
那天早晨，站在即将离去的列车前他所说过的话当然无法和他在葛底斯堡所做的精彩演说或者和他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的慷慨陈词相提并论。然而，此番临别感言就像戴维德圣歌一样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而且可以说这里面所包含的个人情感比林肯其他任何一次演说都要丰富而强烈。
在林肯一生无数次精彩演说中，只有两次流下过眼泪，而今天早晨便是其中的一次：
我亲爱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很沉痛，是没有人能够理解的。父老乡亲的深情厚谊使我终生难以忘怀。我在这片热情地土地上生活了20多年，由青年步入了老年。我的孩子们也是在这片土地上出生的，尽管已经有一个入土了。现在，我必须要离开这里，还不知道何时能否再回来，因为在华盛顿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我去做。失去神圣力量的支撑，我便不会成功；有了它，我就不会失败。愿这神圣伟大的力量与我并肩同行，同时让它保佑你们大家一生平安。让我们大家满怀信心地去期望明天会更加美好。在这即将离别的时刻，就让我把最美好的祝福献给大家。
林肯收到过不止一封恐吓信，信上说他根本连白宫的门也进不了就会死于非命。部队总司令温菲尔德·斯考特将军担心林肯会在就职演说大会上遇刺。为此，他下令严密布防，以确保林肯的安全。
乔装改扮
当林肯离开斯普菲尔德前往华盛顿去做就职演说的时候，美利坚合众国的安全部门和私家侦探都通过侦察已经警觉到有人要在他经过巴尔的摩的时候实施阴谋暗杀。
由于有了警觉，林肯身边的友人就恳请他放弃已经对外公开了的行程安排，让他乘夜间化名潜入华盛顿。
起初，林肯极力反对这样的建议，这种做法将使他显得过于胆怯，林肯明白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会招来大家的耻笑。但后来，在朋友苦口婆心地劝说下，他才勉强表示愿意相信朋友的话，并开始对后面的行程做了极其严密的安排。
当林肯夫人得知行程已经改变时，她当即表示要和丈夫在一起。但当她被特别告知需要改乘下一列火车时，她那“火山口”又爆发了，大声呼喊着以示抗议，她好像根本不管什么新计划或新安排。
对外早已公布说林肯将于2月22日在宾夕法尼亚的哈里斯堡做演讲，之后在当地过夜，次日早晨再上路赶往巴尔的摩和华盛顿。
按原定计划，他在哈里斯堡做了演讲，但他并没有在那里过夜，而是在傍晚6点钟左右从饭店的后门溜了出来。他乔装改扮，穿了一件破旧的外衣，戴了一顶大众化的便帽，登上了一辆连灯都没开的铁路运输车，就风驰电掣地奔向了费城。与此同时，哈里斯堡的电报线全部被切断，这样搞阴谋暗杀人就无法及时得到消息了。
在费城，他的党派人士还要多等一个小时的时间以便改换车次。这样做的目的完全是为了防止别人认出他们的行踪。而此时，林肯和著名的侦探艾伦·宾科尔顿正坐在一辆不起眼儿的出租车里，在大街上逛来逛去。
10点55分的时候，林肯靠在宾科尔顿身体的一侧，尽量放低自己高大的身躯，从后门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了车站。他把头深深地埋在胸前，并用一条厚实的围巾将自己的脸整个裹住了。他穿过候车室走进列车后部的最后一段卧铺。这里早有宾科尔顿的得力女助手等在那里。一面厚厚的帘子把这段卧铺和别的地方隔开了。不用说，这段卧铺是这位女助手特意为“多坎坷的兄弟”预备的。
林肯收到过不止一封恐吓信，信上说他根本连白宫的门也进不了就会死于非命。部队总司令温菲尔德·斯考特将军担心林肯会在就职演说大会上遇刺。为此，他下令严密布防，以确保林肯的安全。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式，华盛顿的许多人都不敢参加这个仪式。
就在那天，斯考特将军派了60名士兵在国会大厦的东边立柱附近做护卫，林肯将站在这边发表就职演说。另外，还有一队士兵站在林肯和观众之间排成了一道人墙，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林肯的安全。
仪式结束后，新总统在穿着绿色军装的护卫队的保护下走进车子，驱车驶向宾夕法尼亚大街，道路两旁是刺刀出鞘的步兵团士兵。
当他十分安全地到达了白宫之后，有不少人感到惊奇，更让某些险阻狡诈之徒感到失望。
1861年到来之前的几年中，国家经济逐渐衰退。经济如此萧条而民心必定不稳，签于此，政府被迫加派士兵到纽约市以防备穷凶饿急的暴徒去抢劫国库。
当林肯举行就职仪式的时候，市内正有数以千计的失业男子在找工作。他们知道由于这是共和党第一次当政，而所有民主党的办公人员将被解除公职，这些人将可能会沦为周薪不足10美元的小职员。
由于职位少而人多，所以每个职位都会招来大批申请者的争抢。林肯刚进白宫才坐了一个多小时，就被这些求职者弄得一头雾水了。他们冲进大厅，挤满走廊，把东厢房的物品掠夺一空，要不是有专人阻止，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闯进私人会客室。
乞丐们也不请自来，伸手向他要一顿午餐费。还有一个男人说就把你那条旧裤子送给我吧。
一个寡妇来找林肯，说是给那个答应过娶她的男人找工作，她说只要那个男人能在这里上班，那她一家人就不再为吃饭发愁了。
还有许多人来这里并不是工作的，而是来索要他的手稿。一名靠出租寄宿所为生的爱尔兰妇女跑到白宫来央求林肯帮自己从政府办公人员那里收集住宿单据。
但凡有一位办公室的文员病倒了，就立刻会有几十个荐工者一窝峰似的找过来，口口声声说“万一那个人一病不起，去上帝那里报道去了呢？”
每名来访者都理直气壮地带着介绍信来到这里，然而林肯哪有时间顾及这些。一天，又有两名在“同一家邮局”工作的荐工者手里各拿着一堆信来找他。林肯把两摞信原封未动地往天平的两端一放，便问这两个人谁带来的信更有份量。
向林肯要工作的人来了一拨又一拨，白宫似乎成了热闹的集市，当他们听到对方的拒绝就叫骂不休。这些人当中大部分都是一无所长的流浪汉。曾有一名妇女想为丈夫谋份差事，连她自己也承认丈夫之所以不亲自来找，是因为他喝得太多而无法亲来此地。
这些自私和贪婪的家伙令林肯感到震惊和愤怒。他去吃午饭时，这些人会把他截在半道；或者当他的车子行驶在大街上时，这些人会直冲到车前向他乞求工作。甚至在林肯入住白宫一年以后，南北战争也打响了将近一年时，这些家伙还总是死缠着林肯不放。
卡扎里·泰勒总统被疯狂的求职者搞得焦头烂额，仅任职一年半就命归黄泉了；而哈里森由于焦虑过度，四周之后便失去了生命。然而现在的总统是林肯，他不仅要忍受求职者的疯狂纠缠，还要同时操持战争事宜。他所要面对和要解决的问题比任何一位总统都要多得多。最后，连他那钢铁般坚硬的身躯也禁受不住了，染上了天花病。他说：“让那些找工作的人全部来这里集合，我马上给他们安排事情做。”
一有重大问题需要他作决策时，林肯就不可能整天都呆在白宫里了。位于南卡罗莱纳的查尔斯顿的军事要塞萨姆特堡垒眼下已经断了食品供给。林肯面临着一个事关重大的抉择，是送粮接济，还是撤离呢？
海陆军的参谋一致认为：“不要有送粮食的想法，如果你这样做了，那战争马上就会爆发。”
内阁七名成员中有六人持相同看法。但是林肯明白，他不能在未获得实质性的脱离以前就从要塞撤兵，那样岂不就是在鼓励联邦解体吗？
在就职演说中，他曾庄重地宣誓，要“保留、保护、保卫”合众国。他不想也不能违背这一誓言。
于是，他坚持己见，下令派出“波瓦坦”号向萨姆特要塞输送咸肉、豆饼和面包，但不得增派兵力和运送弹药。
当杰斐逊·戴维斯得知这个消息后便马上致电博勒加德将军，说如果在你认为有必要时就可以立刻向萨姆特要塞发起进攻。
要塞的指挥官安德逊上校也给博勒加德将军发了一封电报，说如果对方可以再往后拖四天，那么，驻防士兵就会因为饥饿而被迫撤离，他们现在仅有的腌猪肉也快用完了。
但是，博勒加德将军并没有选择等待，这又是为何呢？
或许在某些谋士看来，不让鲜血溅到人们的脸上，那些犹豫不定的州还会回到合众国的怀抱。只要先开枪打死一个美国佬，就能激起联邦的怒火。于是，博勒加德将军最终下达了悲剧性的指令。4月12日的凌晨四点半，一颗炮弹带着刺耳的尖叫落到了要塞墙外的海面上。
随后的34个小时里炮声持续不断。据统计，在这段时间里总共发射了三千多发炮弹。轰炸结束后，上述事件便成为了联盟州人们的一项即兴娱乐活动。勇敢的青年男子们穿上了崭新的军装点燃大炮，而时髦漂亮的女人们纷纷走上码头为他们欢呼喝彩。
星期天的下午，合众国的士兵交出了要塞和来不及要吃的四桶腌猪肉，并正式宣布投降。星条旗在空中飘扬，降兵降将坐船驶往纽约。此后的一周里，查尔斯顿一片欢歌笑语。教堂里的人们高唱圣歌；人们纷纷走上街头共同为胜利狂饮高歌。
此次炮击虽然没有给萨姆特带来什么损失，双方军队也没有在战斗中直接交锋，但这一事件从此使得铁路运输线紧张了起来。战争才刚刚开始，更为残酷的战争还在后面，这次对垒仅仅是南北战争血腥纪录的一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