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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百姓，如果有人不如此做，那么，就不是包家子孙，死了之后也不得葬在包家祖坟．这一著名的家训，体现了包拯不谋一家 一族之利的高尚情操。
这种情操，并不是包拯故意做出来，以示自己清高，而是他一生的行动准则．早在庐州家乡做官时，包拯就以无私而远近闻名．包拯作了父母官，他的亲戚乡里都很高兴，认为从此有了靠山．然而，铁面无私的包拯秉公办事，即使是自己的亲戚犯了法，他也是执法如山．这样，包青天的名声大震，包拯死后，其威名 传播四方，有一个官员，是少数民族，归顾了宋朝。这个官员对宋神宗说，我听说包拯是忠臣，我没有别的要求，请准许我改姓包．宋神宗同意了，将他改姓名为包顺，传说边境士兵抢了一位 妇女．那位妇女急了，说自己是包拯的孙女。那妇女病了，有一个巫女听说之后，装模作样地折腾一番，便大骂是谁欺侮了我的孙女，并且要限十天之内将那妇女放了。人们认为那巫女真的是包拯的化身，叩头跪拜之后，立即将那妇女放了。
维护法制
尽管宋初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但是，一个被欺压的普通百姓，要想告状还是难于上青天。不但手续很多，而且根本见不到官员的面．这样，官吏豪强狼狈为奸，既可以敲榨勒索，又可以将法律作儿戏．包拯在开封府任职时，作出了新的规定：大开正门，凡是告状的，都可以进去直接见官，直接面陈案情，任何人不得阻拦刁难．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小事．无论从有助于百姓申冤上讲，还是从有助于审理案件上讲，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改革．这改革，在我国法律史上，既有一定地位和作用，又有进步意义。
包拯办案，有两个特点，一是不怕权势，二是为民申冤。两者结合起来，便是包公。不怕权势，敢于顶风办事，在宋代不是容易的事。那错综复杂的关系，早巳用一根既得利益即特权的绳索，把官僚、贵族、豪绅、恶霸们联系在一起。要冲破这个已经编织好的、保护地主贵族利益的网络，谈何容易．但是，包拯迎难而上，以不怕身败名裂的勇气，使得“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
这里举一个例子。开封城里有一条惠民河，河的两岸，既有平民住着，也有达官贵人的住宅。包拯任开封府尹时，天下 大雨，河水泛滥，淹没街道，使许多平民无家可归．是什么原因 造成了泛滥成灾呢？包拯经过调查，了解到河塞不通，不能排水的原因，在于大官僚和贵族们在河上筑起了堤坝，将坝内的水面据为已有，种花养鱼，并且同自己的住宅连在了一块，成了水上花园．因此，要为民造福，要疏通惠民河，只有将这些堤坝挖掉，挖掉堤坝，冲走水上花园，贵族们能答应吗包拯画了地图，拿了有关证据，下令将所有堤坝与花园拆毁．有人自恃权大位显，告到宋仁宗那里。包拯拿出证据，证明他们非法建造水上花园。这 样，惠民河疏通了。宋仁宗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能为 皇亲贵戚们说话了。
包拯不畏权势，反对以权代法，客观上维护了人民的利益．也还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社会上的一批无赖，偷盗者，这些人虽无权势，却同样危害人民。包拯对他们也毫不留情。有一次，开封的一条小街上发生火灾。有些无赖竟然戏弄起包拯来。他们追到包拯面前，问包拯：救火是到甜水巷取水，还是到苦水巷取水？包拯一看是些地痞流氓，现在要来破坏救火工作，下令把他们统统杀了。
清官为民
范仲淹的新政失败以后，北宋的朝政越来越腐败，特别是在京城开封府，权贵大臣贪污受贿的风气十分严重；一些皇亲国戚更是肆无忌惮，不把国法放在眼里。后来，开封府来了个新任知府包拯，这种情况才有了点改变。
包拯早年做过天长县（今安徽天长）的县令。有一次，县里发生一个案件，有个农民夜里把耕牛拴在牛棚里，早上起来，发现牛躺倒在地上，嘴里淌着血，掰开牛嘴一看，原来牛的舌头被人割掉了。这个农民又气又心痛，就赶到县衙门告状，要求包拯为他查究割牛舌的人。这个无头案该往哪里去查呢？包拯想了一下，就跟告状的农民说：“你先别声张，回去把你家的牛宰了再说。”农民本来舍不得宰耕牛，按当时的法律，耕牛是不能私自屠宰的。但是一来，割掉了舌头的牛也活不了多少天；二来，县官叫他宰牛，也用不到怕犯法。那农民回家后，果真把耕牛杀掉了。第二天，天长县衙门里就有人来告发那农民私宰耕牛。包拯问明情况，立刻沉下脸，吆喝一声说：“好大胆的家伙，你把人家的牛割了舌头，反倒来告人私宰耕牛？”那个家伙一听就呆了，伏在地上直磕头，老老实实供认是他干的。原来，割牛舌的人跟那个农民有冤仇，所以先割了牛舌，又去告发牛主人宰牛。打那以后，包拯审案的名声就传开了。
包拯执法之刚正不阿在其出知庐州时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庐州是包拯的家乡，任知州时，他的亲朋故旧多以为可得其庇护，干了不少仗势欺人，甚至扰乱官府的不法之事。包拯决心大义灭亲，以示警戒。时恰有一从舅犯法，包拯不以近亲为忌，在公堂上将其依法责挞一顿，自此以后，亲旧皆屏息收敛，再不敢胡作非为。权知开封府时，包拯也做了两件深得民心的事。一是整顿吏风，改革诉讼制度。开封府旧制，凡往告状者，必须先将状纸交给守门的府吏，再由府吏转呈，是否审理，何时审理，则由府吏通知。由于诉讼者不能面见长官，府吏往往借此敲诈勒索，营私舞弊，而有冤屈者常因送不起钱财而告状无门。包拯革除此弊，大开正门，使告状者可直接至公堂见官纳状，自陈冤屈，于是审案也更能公正合理。二是疏浚惠民河。惠民河也称蔡河，原自东京至通许（今属河南），直达淮河。后为了水运之便，又自新郑引闵水汇入，使之流量大增。时惠民河常涨水为患，大水时“门关折，坏官私庐舍数万区，城中系栰渡人”。包拯查知河水泛滥的原因乃“中官势族筑园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遂毅然下令，将所有跨河修建的楼台、花园、水榭全部拆毁，使河水得以畅通。有些权贵持伪增步数的地券与包拯相争，包拯皆通过实地测量、验证，揭示其伪，并上朝劾奏，要求严惩。东京多皇亲国戚、达官显贵，素以难以治理著称，而包拯“立朝刚毅”，凡以私人关系请托者，一概拒绝，因而将东京治理得“令行禁止”。也正因他执法严峻，不徇私情，“威名震动都下”，在他以天章阁待制职名任知谏院时，弹劾权贵，“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包拯的严于律己，廉洁著称也是十分突出的。23岁时包拯受到出知庐州的刘筠嘉许，声名大盛，家乡有一豪富之家曾邀请他赴宴叙谈，一位李姓同学欣然欲往，而包拯却严肃地说：“彼富人也，吾徒异日或守乡郡，今妄与之交，岂不为他日累乎。”可见他为官前即确立了从政不徇私情的志向。端州以产砚著名，端砚历来是文人士大夫寻觅的珍品，包拯出知端州时不仅革除了诸前任在“贡砚”数额之外，加征数十倍，以饱私囊和贿赂权贵的流弊，而且任满离去时“不持一砚归”。1973 年，合肥清理包拯墓时，在包拯及其子孙墓中仅发现一方普通砚台而无端砚，也足证史载之确。包拯曾力申“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他不仅如此说，而且还躬身力行并教之于后代。为使子孙永志其教诲，包拯订立了一则《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他还将《家训》镌刻于石碑，竖立于堂屋东壁，以昭示后人。包拯长子包绶、次子包绶、孙包永年，皆居官清廉，颇获世人好评，实与包拯的以身作则是分不开的。由此可见，包拯的为人已清正刚直得近乎执拗，甚至还有些不近人情，然而，这也正是他与一些庸吏的根本不同。包拯以其政绩和品行为人爱戴，因而包拯去世的噩耗传出时，朝野震惊，全城尽悼，“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闻于衢路”。同以强直敢言著称的吴奎在所作《包公墓志铭》中称：“宋有劲正之臣，曰‘包公’。……其声烈表爆天下人之耳目，虽外夷亦服其重名。朝廷士大夫达于远方学者，皆不以其官称，呼之为‘公’。”并盛赞包拯“竭力于亲，尽瘁于君。峻节高志，凌乎青云。人或曲随，我直其为。人或善容，我抗其辞。自始及终，言行必一，……惟令名之皎洁，与淮水而悠长。”现藏开封博物馆的北宋《开封府题名记》碑，上刻 183 位开封知府的姓名和上任年月，而包拯的名字却已磨去，据说这是因为人们在观赏碑记时，由于敬仰包拯而经常用手抚摸指点其名，天长日久，竟将碑字磨去。
包拯这个人很会审理案件，而且执法如山，铁面无私。他在庐州府做官的时候，有个亲戚犯了法，被人告到官府。包拯依法处理，照样打他一顿板子。有些亲友本来想利用包拯做靠山，胡作非为。这一来，他们再也不敢为非作歹了。后来，包拯调到京城里做官。京城里有许多皇亲国戚，权贵大臣，这些人更是无法无天。有个张尧佐，他的侄女在宫内当贵妃。凭这点关系，他竟同时担任了三司使等好几个重要官职。三司使是主管全国财政赋税的官员，包拯认为按照张尧佐的才能，不适宜担任三司使，更不适宜同时担任几个重要官职。于是，他一连写了五道奏疏，弹劾这个既有后台、又有权势的大人物。为了这件事，有一次，包拯在朝堂上竟和宋仁宗当面争吵起来。在包拯的再三反对下，宋仁宗终于免去了张尧佐的两个官职。当时，还有一个大官僚，叫王逵。他担任荆湖南路转运使的时候，非常残暴凶狠，拼命剥削和压迫人民，逼得人民逃亡山中，联合起来进行反抗。后来，他调任江南西路转运使，还是继续残害百姓。包拯访问到这些情况，气愤极了，立刻上了两道奏疏，弹劾说：“王逵残害百姓，逼得他们逃入山洞，造成大害，至今未息。朝廷决不能任用这样的坏人，危害国家。”这两道奏疏上去了，朝廷并没有罢王逵的官，又调他做了淮南转运使。包拯坚决反对朝廷这种做法，又上第三道奏疏，进行弹劾。过了一些时候，包拯又了解到王逵的另一项重大罪行。原来，王逵担任江南西路转运使的时候，疑心地方官卞咸告发他的罪行，就打击报复，暗中指使人诬告卞咸，一下子关押了五六百人，制造了一个大冤案。包拯又接连上了四道奏疏弹劾王逵。他义正辞严地责问朝廷说：“难道朝廷竟忍心让一个地区的百姓，听任王逵去残害吗？”在包拯的七次弹劾下，最后，宋仁宗不得不免去了王逵的官职。
因为包拯铁面无私，任何皇亲国戚、权贵大臣，都没有办法在包拯那里走门路，通关节，所以，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人们已经把他和传说中阴间的阎罗相提并论了。包拯自己处处奉公守法。他曾在端州府（今广东肇庆）做过官。那里出产一种石砚，名叫端砚。端砚石质坚实细润，雕刻精美，是名贵的工艺品。以前端州的地方官，借着向皇帝进贡的名义，乘机搜括端砚，奉承权贵大臣。他们搜括去的端砚，要比进贡的数量多几十倍。包拯到了端州，只收缴向皇帝进贡的数量，自己一块不拿。端州人民看到包拯这样清廉自守，敬佩极了。包拯做了大官，但家里的生活仍旧非常俭朴，跟平常百姓一样。他平生最痛恨贪官污吏，在一篇《家训》里说：后代子孙做官贪污的，不许回老家；死了以后，也不许葬在包家的祖坟中。包拯的清廉刚直，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赞扬和敬仰。包拯办案，不徇私，不舞弊，所以当时的天下百姓，男女老少都知道包公。首都的群众更把包公传为救世主。他们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关节就是打通关节，如果你找不到打通关节的路，也不要着急，因为有包拯替我们做主。不过，包拯是人而不是神。尽管他办案注重调查研究，重证据，但他也有失误的时候。在开封府时，有一个囚犯买通了执法吏人。吏人欺骗了包拯，让囚犯从轻发落了。这说明包拯也可能犯错误，并且勇于改正错误。
历史上的包拯，不愧为值得肯定与歌颂的政治家、改革家与律专家。他为民请命的一生，将永远使人怀念。包拯在社会享有盛誉，因而人们广泛传诵他的事迹，并加以理想化和艺术化，衍生出许多轶闻传说。南宋时有以包拯为主题的故事和戏曲，元杂剧中更有大量的包公戏如《陈州粜米》。包拯是以龙图阁直学士（后世讹为大学士）职名任权知开封府，包拯世称包龙图。有小说《包公案》（《龙图公案》）流行，遂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
负百姓，如果有人不如此做，那么，就不是包家子孙，死了之后也不得葬在包家祖坟．这一著名的家训，体现了包拯不谋一家 一族之利的高尚情操。
这种情操，并不是包拯故意做出来，以示自己清高，而是他一生的行动准则．早在庐州家乡做官时，包拯就以无私而远近闻名．包拯作了父母官，他的亲戚乡里都很高兴，认为从此有了靠山．然而，铁面无私的包拯秉公办事，即使是自己的亲戚犯了法，他也是执法如山．这样，包青天的名声大震，包拯死后，其威名 传播四方，有一个官员，是少数民族，归顾了宋朝。这个官员对宋神宗说，我听说包拯是忠臣，我没有别的要求，请准许我改姓包．宋神宗同意了，将他改姓名为包顺，传说边境士兵抢了一位 妇女．那位妇女急了，说自己是包拯的孙女。那妇女病了，有一个巫女听说之后，装模作样地折腾一番，便大骂是谁欺侮了我的孙女，并且要限十天之内将那妇女放了。人们认为那巫女真的是包拯的化身，叩头跪拜之后，立即将那妇女放了。
维护法制
尽管宋初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但是，一个被欺压的普通百姓，要想告状还是难于上青天。不但手续很多，而且根本见不到官员的面．这样，官吏豪强狼狈为奸，既可以敲榨勒索，又可以将法律作儿戏．包拯在开封府任职时，作出了新的规定：大开正门，凡是告状的，都可以进去直接见官，直接面陈案情，任何人不得阻拦刁难．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小事．无论从有助于百姓申冤上讲，还是从有助于审理案件上讲，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改革．这改革，在我国法律史上，既有一定地位和作用，又有进步意义。
包拯办案，有两个特点，一是不怕权势，二是为民申冤。两者结合起来，便是包公。不怕权势，敢于顶风办事，在宋代不是容易的事。那错综复杂的关系，早巳用一根既得利益即特权的绳索，把官僚、贵族、豪绅、恶霸们联系在一起。要冲破这个已经编织好的、保护地主贵族利益的网络，谈何容易．但是，包拯迎难而上，以不怕身败名裂的勇气，使得“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
这里举一个例子。开封城里有一条惠民河，河的两岸，既有平民住着，也有达官贵人的住宅。包拯任开封府尹时，天下 大雨，河水泛滥，淹没街道，使许多平民无家可归．是什么原因 造成了泛滥成灾呢？包拯经过调查，了解到河塞不通，不能排水的原因，在于大官僚和贵族们在河上筑起了堤坝，将坝内的水面据为已有，种花养鱼，并且同自己的住宅连在了一块，成了水上花园．因此，要为民造福，要疏通惠民河，只有将这些堤坝挖掉，挖掉堤坝，冲走水上花园，贵族们能答应吗包拯画了地图，拿了有关证据，下令将所有堤坝与花园拆毁．有人自恃权大位显，告到宋仁宗那里。包拯拿出证据，证明他们非法建造水上花园。这 样，惠民河疏通了。宋仁宗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能为 皇亲贵戚们说话了。
包拯不畏权势，反对以权代法，客观上维护了人民的利益．也还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社会上的一批无赖，偷盗者，这些人虽无权势，却同样危害人民。包拯对他们也毫不留情。有一次，开封的一条小街上发生火灾。有些无赖竟然戏弄起包拯来。他们追到包拯面前，问包拯：救火是到甜水巷取水，还是到苦水巷取水？包拯一看是些地痞流氓，现在要来破坏救火工作，下令把他们统统杀了。
清官为民
范仲淹的新政失败以后，北宋的朝政越来越腐败，特别是在京城开封府，权贵大臣贪污受贿的风气十分严重；一些皇亲国戚更是肆无忌惮，不把国法放在眼里。后来，开封府来了个新任知府包拯，这种情况才有了点改变。
包拯早年做过天长县（今安徽天长）的县令。有一次，县里发生一个案件，有个农民夜里把耕牛拴在牛棚里，早上起来，发现牛躺倒在地上，嘴里淌着血，掰开牛嘴一看，原来牛的舌头被人割掉了。这个农民又气又心痛，就赶到县衙门告状，要求包拯为他查究割牛舌的人。这个无头案该往哪里去查呢？包拯想了一下，就跟告状的农民说：“你先别声张，回去把你家的牛宰了再说。”农民本来舍不得宰耕牛，按当时的法律，耕牛是不能私自屠宰的。但是一来，割掉了舌头的牛也活不了多少天；二来，县官叫他宰牛，也用不到怕犯法。那农民回家后，果真把耕牛杀掉了。第二天，天长县衙门里就有人来告发那农民私宰耕牛。包拯问明情况，立刻沉下脸，吆喝一声说：“好大胆的家伙，你把人家的牛割了舌头，反倒来告人私宰耕牛？”那个家伙一听就呆了，伏在地上直磕头，老老实实供认是他干的。原来，割牛舌的人跟那个农民有冤仇，所以先割了牛舌，又去告发牛主人宰牛。打那以后，包拯审案的名声就传开了。
包拯执法之刚正不阿在其出知庐州时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庐州是包拯的家乡，任知州时，他的亲朋故旧多以为可得其庇护，干了不少仗势欺人，甚至扰乱官府的不法之事。包拯决心大义灭亲，以示警戒。时恰有一从舅犯法，包拯不以近亲为忌，在公堂上将其依法责挞一顿，自此以后，亲旧皆屏息收敛，再不敢胡作非为。权知开封府时，包拯也做了两件深得民心的事。一是整顿吏风，改革诉讼制度。开封府旧制，凡往告状者，必须先将状纸交给守门的府吏，再由府吏转呈，是否审理，何时审理，则由府吏通知。由于诉讼者不能面见长官，府吏往往借此敲诈勒索，营私舞弊，而有冤屈者常因送不起钱财而告状无门。包拯革除此弊，大开正门，使告状者可直接至公堂见官纳状，自陈冤屈，于是审案也更能公正合理。二是疏浚惠民河。惠民河也称蔡河，原自东京至通许（今属河南），直达淮河。后为了水运之便，又自新郑引闵水汇入，使之流量大增。时惠民河常涨水为患，大水时“门关折，坏官私庐舍数万区，城中系栰渡人”。包拯查知河水泛滥的原因乃“中官势族筑园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遂毅然下令，将所有跨河修建的楼台、花园、水榭全部拆毁，使河水得以畅通。有些权贵持伪增步数的地券与包拯相争，包拯皆通过实地测量、验证，揭示其伪，并上朝劾奏，要求严惩。东京多皇亲国戚、达官显贵，素以难以治理著称，而包拯“立朝刚毅”，凡以私人关系请托者，一概拒绝，因而将东京治理得“令行禁止”。也正因他执法严峻，不徇私情，“威名震动都下”，在他以天章阁待制职名任知谏院时，弹劾权贵，“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包拯的严于律己，廉洁著称也是十分突出的。23岁时包拯受到出知庐州的刘筠嘉许，声名大盛，家乡有一豪富之家曾邀请他赴宴叙谈，一位李姓同学欣然欲往，而包拯却严肃地说：“彼富人也，吾徒异日或守乡郡，今妄与之交，岂不为他日累乎。”可见他为官前即确立了从政不徇私情的志向。端州以产砚著名，端砚历来是文人士大夫寻觅的珍品，包拯出知端州时不仅革除了诸前任在“贡砚”数额之外，加征数十倍，以饱私囊和贿赂权贵的流弊，而且任满离去时“不持一砚归”。1973 年，合肥清理包拯墓时，在包拯及其子孙墓中仅发现一方普通砚台而无端砚，也足证史载之确。包拯曾力申“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他不仅如此说，而且还躬身力行并教之于后代。为使子孙永志其教诲，包拯订立了一则《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他还将《家训》镌刻于石碑，竖立于堂屋东壁，以昭示后人。包拯长子包绶、次子包绶、孙包永年，皆居官清廉，颇获世人好评，实与包拯的以身作则是分不开的。由此可见，包拯的为人已清正刚直得近乎执拗，甚至还有些不近人情，然而，这也正是他与一些庸吏的根本不同。包拯以其政绩和品行为人爱戴，因而包拯去世的噩耗传出时，朝野震惊，全城尽悼，“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闻于衢路”。同以强直敢言著称的吴奎在所作《包公墓志铭》中称：“宋有劲正之臣，曰‘包公’。……其声烈表爆天下人之耳目，虽外夷亦服其重名。朝廷士大夫达于远方学者，皆不以其官称，呼之为‘公’。”并盛赞包拯“竭力于亲，尽瘁于君。峻节高志，凌乎青云。人或曲随，我直其为。人或善容，我抗其辞。自始及终，言行必一，……惟令名之皎洁，与淮水而悠长。”现藏开封博物馆的北宋《开封府题名记》碑，上刻 183 位开封知府的姓名和上任年月，而包拯的名字却已磨去，据说这是因为人们在观赏碑记时，由于敬仰包拯而经常用手抚摸指点其名，天长日久，竟将碑字磨去。
包拯这个人很会审理案件，而且执法如山，铁面无私。他在庐州府做官的时候，有个亲戚犯了法，被人告到官府。包拯依法处理，照样打他一顿板子。有些亲友本来想利用包拯做靠山，胡作非为。这一来，他们再也不敢为非作歹了。后来，包拯调到京城里做官。京城里有许多皇亲国戚，权贵大臣，这些人更是无法无天。有个张尧佐，他的侄女在宫内当贵妃。凭这点关系，他竟同时担任了三司使等好几个重要官职。三司使是主管全国财政赋税的官员，包拯认为按照张尧佐的才能，不适宜担任三司使，更不适宜同时担任几个重要官职。于是，他一连写了五道奏疏，弹劾这个既有后台、又有权势的大人物。为了这件事，有一次，包拯在朝堂上竟和宋仁宗当面争吵起来。在包拯的再三反对下，宋仁宗终于免去了张尧佐的两个官职。当时，还有一个大官僚，叫王逵。他担任荆湖南路转运使的时候，非常残暴凶狠，拼命剥削和压迫人民，逼得人民逃亡山中，联合起来进行反抗。后来，他调任江南西路转运使，还是继续残害百姓。包拯访问到这些情况，气愤极了，立刻上了两道奏疏，弹劾说：“王逵残害百姓，逼得他们逃入山洞，造成大害，至今未息。朝廷决不能任用这样的坏人，危害国家。”这两道奏疏上去了，朝廷并没有罢王逵的官，又调他做了淮南转运使。包拯坚决反对朝廷这种做法，又上第三道奏疏，进行弹劾。过了一些时候，包拯又了解到王逵的另一项重大罪行。原来，王逵担任江南西路转运使的时候，疑心地方官卞咸告发他的罪行，就打击报复，暗中指使人诬告卞咸，一下子关押了五六百人，制造了一个大冤案。包拯又接连上了四道奏疏弹劾王逵。他义正辞严地责问朝廷说：“难道朝廷竟忍心让一个地区的百姓，听任王逵去残害吗？”在包拯的七次弹劾下，最后，宋仁宗不得不免去了王逵的官职。
因为包拯铁面无私，任何皇亲国戚、权贵大臣，都没有办法在包拯那里走门路，通关节，所以，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人们已经把他和传说中阴间的阎罗相提并论了。包拯自己处处奉公守法。他曾在端州府（今广东肇庆）做过官。那里出产一种石砚，名叫端砚。端砚石质坚实细润，雕刻精美，是名贵的工艺品。以前端州的地方官，借着向皇帝进贡的名义，乘机搜括端砚，奉承权贵大臣。他们搜括去的端砚，要比进贡的数量多几十倍。包拯到了端州，只收缴向皇帝进贡的数量，自己一块不拿。端州人民看到包拯这样清廉自守，敬佩极了。包拯做了大官，但家里的生活仍旧非常俭朴，跟平常百姓一样。他平生最痛恨贪官污吏，在一篇《家训》里说：后代子孙做官贪污的，不许回老家；死了以后，也不许葬在包家的祖坟中。包拯的清廉刚直，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赞扬和敬仰。包拯办案，不徇私，不舞弊，所以当时的天下百姓，男女老少都知道包公。首都的群众更把包公传为救世主。他们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关节就是打通关节，如果你找不到打通关节的路，也不要着急，因为有包拯替我们做主。不过，包拯是人而不是神。尽管他办案注重调查研究，重证据，但他也有失误的时候。在开封府时，有一个囚犯买通了执法吏人。吏人欺骗了包拯，让囚犯从轻发落了。这说明包拯也可能犯错误，并且勇于改正错误。
历史上的包拯，不愧为值得肯定与歌颂的政治家、改革家与律专家。他为民请命的一生，将永远使人怀念。包拯在社会享有盛誉，因而人们广泛传诵他的事迹，并加以理想化和艺术化，衍生出许多轶闻传说。南宋时有以包拯为主题的故事和戏曲，元杂剧中更有大量的包公戏如《陈州粜米》。包拯是以龙图阁直学士（后世讹为大学士）职名任权知开封府，包拯世称包龙图。有小说《包公案》（《龙图公案》）流行，遂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