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祥小说网 www.jitxt.com,道德经讲义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今日学道之人,自己的道德尚未养就,便去分辨善恶;自己的身心尚未清静,便去拣择别人。或妒贤嫉能,或争名竞利,抬手动脚,便掉入尘埃之境。举心运念,不知大道之本,不知若稍有人我分别之心,便不是道;稍有不同之形迹,便不是德。修真之人,当于此处打点心身,放下人心,扫除四相,修到忘人、忘我、忘物的境地,方可谓真知大道之人。望同道共勉之!
“是谓玄同”。此句是总结上文之言。上文所言之“塞兑”、“闭门”、“挫锐”、“解纷”、“和光”、“同尘”,皆是与世玄同之义。“玄同”者,玄即是道,也就是“无名”之同。是说圣人与天地万物大同,而无迹可见,非同俗之同。圣人之同,妙应不测,浑然无迹,离分别心,忘名忘相,以道同于天下,以德同于世人。世人虽有贵有贱不一,虽有智有愚不同,圣人皆以道观之。人人皆道所生,人人皆有道性,其道未有不同者。以德观人,其德未有不一者。道德既同,其余的表象不同之内,亦有玄同之处,故曰“是谓玄同”。
观今世之人,或有同于事而不同于心者,或同于谋而不同于德者。少有乖违,便起分别之见。见物,则利欲心即动;见权贵名誉,便孜孜追求,此皆是世俗之“尘同”,而非“玄同”。果能塞其兑,内无泄漏,光炁充盈。果能闭其门,外无所入,拒贼于外。果能挫其锐,治之于内,蓄养德性。果能解其纷,理之于外,平和外道场。果能和其光,养之于己,而明之于人。果能同其尘,随物付物,出污泥而不染。若能心修到此等境界,无往而不玄,无往而不同,既玄又同,真可谓知天、知地、知大道之妙的人了。
【故不可得而亲,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亦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
此七句是说,既已修到与道玄同的境地,妙无妙有,妙动妙静,心德之微不可测,玄同之妙不可知,心与太极同体用,与自然规律同变化。一切都是随心所应,自然而然,不生分别之心。
“故不可得而亲,亦不可得而疏”。有道之人,不以得到什么而心生欢喜,而亲其所得;也不因未得到什么而心起怨尤,而疏远于人。不计较个人得失,无有亲疏之别,得与不得,都是一心。
“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即不可因得利而动心,利中未尝不藏害,得利而骄奢,就是害心。也不可因未得利而以为是害,不与人争利,不与强争气,害中未必不是利。害里能生恩,由害中舍去的是业障,得到的是真利。
“不可得而贵,亦不可得而贱”,不可因得贵而自以为贵,生高人一等之心,不可乘权自骄,以万民为贱,成为昏君。亦不可因不得贵而失志丧德,心不贪富贵,视贵与贱为一,守贱以为德。
“故为天下贵”一句,是总结亲疏、利害、贵贱之义。世间任何事物,都是一个整体的两面,无一可加,无一可损。若能明此理,执中对待,便是天下之至贵者。天下最至贵者,即是道德。道之体为一,道生阴阳之后,事物才分为二,才有亲与疏、利与害、贵与贱之两端。执其亲而远其疏,得其利而忘其害,以其贵而贱于人,以及攀高厌下等等,皆是离开道“一”之整体,而失之偏颇。皆是不道的表现。贵处上位,不有自贵之心;贵而无位,心不知其贵;贵在天下,人不可见;贵在万物,人不可知。此“贵”乃大道厚德之贵,所以强名曰“故为天下贵。”
修道之人,若能明此至贵之理,修此至贵之德,可与天地同其体,可与造化同其变,此即是“玄同”之境。
【本章说解】
此章经旨,是在示教修道之人,身处凡尘,尘中脱尘,处己不自炫露,处世外圆内方。以不同之妙,修之于己;以大同之妙,处之于世。以平等之心,混迹于世。以道德之明,明之于尘。如此,世间顺逆之理,得失之情,皆不可得可得之也。
修心养性之道,必当和光同尘,因物付物,而不迷街物。与道玄同是谓至德,故河上公名之为“玄德”。徐灵胎在《道德经注》中说:“塞其多言之口,则不以议论招尤;闭其出入之门,则不以奔逐劳形;挫折锐气,则柔弱自安;解除其纷乱,则清静自守。和其光华,同其尘浊,不欲异物。此则与玄妙之道合为一体,无入而不得矣。”圣人行不言之道,无分别,忘名相,浑同于天地之间,而天地不知;妙用于万物之中,而万物不觉。无象无状,体万物而不遗,化万物而不有。虽欲言之,无非强名而已。修道之人,果能从不言之中言此妙道,是谓无言之“大言”,而无所不言。果能从不闻之中闻此妙道,是谓无闻之“真闻”,而无所不闻。如此,方为妙知、妙言、妙见、妙解之人。若能到此等天地,贵贱亲疏,非我所有;荣辱得失,非我所属。文中所谓“不言”之妙,正是此义。
“玄同”就是“抱一”、“得一”。人与万物处于无差别的“同一”大道之中。经过塞兑、闭门、挫锐、解纷、和光、同尘,消除人心的固蔽,泯灭彼此的分别,超越世俗偏狭的识见,以一中贯两端。正如庄子所云:“是以彼也,彼以是也。”故圣人以道心体物,不分人我,不陷是非,皆是以“一”观天下万物,故能与百姓“玄同”。
学道之人,“塞兑闭门”,在于养气存性;“挫锐解纷”,在于定其神;“和光同尘”,在于处世应物,随时俯仰,如愚如醉,若讷若痴。众人昏昏,我亦昏昏,不标新,不立异;忘物我,混内外,与道玄同。未能玄同者,便生彼此分别之心。遂己愿者,便亲之、利之、贵之;不遂己愿者,便疏之、害之、贱之。
“玄同”者,就是与道相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无极大道本是浑然一气,本无内外之分,岂有亲疏之别?本是无心无欲,哪有利害之别?本无高下之等,怎有贵贱之殊?所以为天下之最尊贵者。
世人只知得利,而不知害与利同体;只知“光贵”而“尘贱”,而不知“光尘同和”之理。太上教人塞兑以谨其出,闭门以闲其入,挫锐以制其内,解纷以理其外,和光以抑其己,同尘以随其物。如此则无出无入,无内无外,无我无物,心地空明,与道合同,是谓“玄同”。既得其同,则以亲为远,以疏为近;见利而不喜,见害而不惧;得贵不为高,贱而不为低。
以正治国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以正治国”,“正”者,不偏不倚,居于中心之义。亦是指道德仁义,爱民亲贤,持守正道之谓。古之治国,执政者皆以道德为本,遵循天道自然规律。故君臣父子,无不行之以伦理常情之正。民心之天德,由正而复;社会之风俗,由正而纯,此皆是道德行于天下的必然。天下为公,仁义自然化于民,人人无私,端方正直,民风自纯。此即“以正治国”之义。
“以奇用兵”,奇”者,诈也,诈在人即为巧智心,唯以兵战而用。故有“兵不厌诈”之论。“奇”者,就是不以常道之规,而行变化莫测之术,以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用兵与治国不同。兵之用,原为征伐侵略或平息叛乱,皆是不得已而用之,不得已而应之。两军相敌,兵戈对阵,必有虚实之变化,声东击西之策略,出奇制胜之战术。即使正义之师,亦免不了施用奇诈之术。譬如汤武讨伐之兵,亦是奇而用之,用奇则不使敌尽知我之所为。但是,此“奇”只可用兵,而不能用于治国、处世之道。此即“治国”与“用兵”之相反也。对修道者来说,狡诈心一毫也用不得,一点也不敢有,否则将是损心害性,是丧失道德的“刀兵自伐”!
“以无事取天下”,是说治理天下,当以无欲无为,任道任德,不可以法施治,也不能用私恩以致,而是以道治化于天下,百姓自归;以德感之于天下,天下自治。实非有心、有为而能取之治之。要取得天下太平,执政者必须知足安分,不妄生事端,不扰乱百姓。故太上在“知足章”中指出:“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故以正治国,天下必无事;以奇而用兵,必能制胜;以道德化治天下,人心必自来归。此即“以无事取天下”之意。
天下尚可以无事取得,修道之人,又岂可不以无事无为涵养天德,而去自作多为呢?治世之道,犹如治身。视听言动,合乎无为。而逆修丹法,又如用兵,临炉进火,务须因时而进,相机而行,采聚有时,烹炼有方。知治世之道,即知治身之法。取天下在于无为,守天下亦不可多事。否则识心乱动,势必使阴神作弊,身中之民必废,民必日贫。世上物宝极多,若贪心一起,欲壑难平,焉有不神昏气浊之理。由此可知治国治身皆是一理。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此句是总结上三句之义。上文所言,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皆是无为之正,非有事之作为也。“此”,即今也。太上言:我今何以知此治天下之道哉?盖以今日之所见所知也。观此言,深知太上圣祖对当时社会的担忧,有切切叮咛后世引以为戒之意。
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天下之道,只是一道,万事万物,无不是此道的贯彻流行。所谓一本散为万殊,万殊(shu)仍归一本。治身治世,都是大事。治世之道,莫过于国泰民安,天下太平。仁义礼智信,各循其天良本性。这些看起来都是体现在日用常行中之事,但又是天下之大经,万古之大法。此即所谓常道、正道也。做人当尽的本分,就是人人固有的天良。为民之主者,就是人民的榜样,若能躬行节俭,力尽孝慈,为天下表率,天下自会无不正。孟子曰:“一正君而国定也。”一治一乱,循环相因。自古及今,同是此理。虽然治则用道德,乱则用兵戈,一旦两军对阵,大敌交锋,国家安危,人民生死,全系于用兵之时。虽权谋之术,智巧之变,并非君子所贵。然而为了国家人民的安危,又不得不用之,此即是“道者反之动”之义。当天下太平之时,虽然万事纷繁,为君者从容镇静,无欲无为,自然上与天通,下为民拥,天下悉归道也。
【天下多忌讳(hui),而民弥贫;】
太上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人君已失道。各国君主兼并战争四起,强欺弱,大并小,烽火连年,死尸遍野。劳役赋税,农事荒废,人民苦难不堪,此皆是国君的私欲妄为之过。百姓最忌讳的就是日子不得安宁,天下愈乱,百姓愈不安,万物皆不宁。这是百姓贫困的根本原因。
“忌讳”,又指禁忌,即法律政令所不允许之事。“天下多忌讳”,是说为政者劳役赋税等法令繁多。令烦则奸生,禁多则诈起,此乃自然之理。如以强令禁止人民一切福利之事,强迫百姓做不愿做之事,违背民心,这是百姓最不愿意、最忌讳之事。明君在位,毫无私欲,以道施于天下,以德化于民心,以无为自然治国,此乃取天下、守天下之首要。
所谓“而民弥贫”,“弥”者,愈之意。上句是说为君者不搜刮民财,慈心养育民生,则国未有不富,民未有不足,何须以繁琐的政令去禁民呢?禁民之事愈多,扰乱民之心愈烦,使民失去自然天性,为应酬为官者的禁令而烦恼。政令愈多,犹如捆住民之手脚的绳索愈多,使民陷入困惑,不能心安理得,不能尽心尽性,难以自富自足,民岂有不贫不怨者。赋税愈增,妨害民利之事愈多,则民必然愈贫;人民贫穷,盗贼必起,必然形成社会的恶性循环。故曰“而民弥贫”。
【民多利器,国家滋昏;】
“民多利器”,“利器”者,权柄也。人若有权,犹如手握利器一般。握有利器者,若以利器造福人民,则是造善积德;若是以权利谋私,则是祸国殃民,犯罪造业。
圣人以厚德循天道之自然,顺人伦之常情,默默然以道德利国益民,浑浑然以公心造福天下。故圣人是大道之利器。正如庄子所言:“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以明示天下。”此意是说,圣人的德行智慧行于天下,不是利器,胜似利器,可使民心潜移默化,而非昭昭炫露。
国之权柄利器,若是被不仁不义者窃取,必会兴风作浪,使上下颠倒,是非混淆,横施天下,害国祸民。倘若以手中的权利谋私妄为,则国家的尊严必被扭曲,下之权必僭(jin超越本分,古代指地位在下的冒用在上的名义或礼仪、器物)之于上,上下相欺,纲纪法度,刑赏律令,皆可滥用妄为。这就是今人常言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社会现象。故手中执国家权柄“利器”的人,必须心诚持正,以利器造福于民,才是正途。假若以权谋私,欺上瞒下,人心必乱,国之道自此而不明,国之政未有不乱者。故曰“人多利器,国家滋昏。”
观今之世,贪权谋私者不少,权钱交易,以权谋私,滋生出许多腐败之徒,害国害民,为百姓所怨恨。可见权利这个“利器”,如果不用道德制驭,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心,此“利器”不仅误国害民,而且必然祸害自己的身心,有百害而无一利。故太上在十九章中提出“绝巧弃利”之诫,意即在此。
【人多技巧,奇物滋起;】
“人多技巧”,“技”者,技能、巧智之意。人都爱慕技巧,而且互相效尤,于是千奇百怪之物,使人生贪有之心。春秋时期,铜器、玉器等制造技巧兴起,人多追求,亦为上层君主所提倡,所贪爱,故成为当时百姓追求的奢华风尚。由于人君失道而有欲,追求新奇,故导致了天下百姓奢靡,欲心遂起。此罪在人君之无道。
上古之人,其性浑全,其情朴厚,凡物付之于自然,不用技巧去攫(ju)取贪占。世人好小技,小技再高明,岂能比拟于天地造物之神妙。今世之人,人心不古,机巧之心强盛,人皆仰慕奇巧,聪明人愈逞技巧之能,社会求巧之心愈兴。能为象牙之箸者,必至于为玉杯,技巧愈妙,奇物愈多,追求虚华之心愈强,离道德之厚朴愈远。故曰“人多技巧,奇物滋起。”
观今之世,科技昌盛,人的聪明技巧数倍于古人。奇异之物滋盛,人心攀奇,工艺玉雕,金器珠宝,奇发异装,日用百货,无不机巧。虽则为人类生活增添了异彩,带来了方便。但社会上离奇的事物,愈成为人们追奇的时尚。于是便出现了什么“追星族”,“拜物圈”、“崇洋群”等等之类的怪异现象。外来的奇物比自己的好,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甚至把老祖宗视为“老土”,将民族传统的瑰宝视为陈旧。
在科技昌盛,物质丰富,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奇物更是繁纷无穷,电脑等现代电器已进入千家万户,人类在享受着现代物质文明的同时,人性本有的厚朴之德却愈来愈散。人类大脑潜意识中储存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智慧,却被深深地压抑和埋藏着。人类在追求奇智虚华,享受短暂幸福的同时,却丢失了最宝贵的淳朴道德,损害着先天本性,实在可叹可惜!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法令滋彰”,是说法律的繁多与普遍的应用。“法令”者,即治国之法,度律之令。圣人以道德仁义施于国家天下,并非专恃政令法律。后世设法以治民,行令以禁民,正是不得已之治。
“盗贼多有”,偷物曰“盗”,害人曰“贼”。“盗贼”的概念,在古时是比喻一切不正当的行为,并非只是偷物之贼。太上所处的时代,人君渐昏,民心渐乱,世风日下,盗贼日多。不得不设法以治民,行令以禁民。为了约束民之行为,君主法令繁多。法令愈严,而盗贼却愈多。何以法不能治盗贼?皆因治人不治心,治表不治本之故。大利行之天下,必有大盗出。盗贼只见大利,不见法令,其根本原因,是人君带头“贵难得之货”。只讲物质享受,不讲道德精神,从而诱使民贪欲之心膨胀。所以,以法治国是不得已之事。治国重在教民心。
以法治世,其要仍在人心。法若用之不善,或出之不当,必会产生负面影响。法太过,则民心离;令太急,则民不堪。故流为盗者,乱为贼者,皆在所难免。况且法在实行中,亦难免偏差走样,造成新的恶果。此皆是“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原因。
圣人治世,教民内修道德,外行仁义,晓人伦以常规,使民心自觉地符合天理人情。故《论语·为政》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民若修道德于内,行仁义于外,就不会违法乱纪。民若无道德仁义,没有羞耻之心,必沦为亡命之徒,不怕犯法治罪。此即七十四章所讲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法令愈严,盗贼却愈多,其根本原因,就是治国之策的本末倒置所致。
社会学家将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分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现今人类社会的治世,被统称为“民主法制社会”。按马克思预言,人类最终必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亦即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社会要求人人具有高度的思想觉悟,社会物质极大丰富,天下太平,人民幸福。这是人类社会的自然回归,从纯朴原始的三皇道德治世,复返到道德更文明、物质更先进的共产主义大公社会,也就是道治社会。这是历史的必然。
人类... -->>
今日学道之人,自己的道德尚未养就,便去分辨善恶;自己的身心尚未清静,便去拣择别人。或妒贤嫉能,或争名竞利,抬手动脚,便掉入尘埃之境。举心运念,不知大道之本,不知若稍有人我分别之心,便不是道;稍有不同之形迹,便不是德。修真之人,当于此处打点心身,放下人心,扫除四相,修到忘人、忘我、忘物的境地,方可谓真知大道之人。望同道共勉之!
“是谓玄同”。此句是总结上文之言。上文所言之“塞兑”、“闭门”、“挫锐”、“解纷”、“和光”、“同尘”,皆是与世玄同之义。“玄同”者,玄即是道,也就是“无名”之同。是说圣人与天地万物大同,而无迹可见,非同俗之同。圣人之同,妙应不测,浑然无迹,离分别心,忘名忘相,以道同于天下,以德同于世人。世人虽有贵有贱不一,虽有智有愚不同,圣人皆以道观之。人人皆道所生,人人皆有道性,其道未有不同者。以德观人,其德未有不一者。道德既同,其余的表象不同之内,亦有玄同之处,故曰“是谓玄同”。
观今世之人,或有同于事而不同于心者,或同于谋而不同于德者。少有乖违,便起分别之见。见物,则利欲心即动;见权贵名誉,便孜孜追求,此皆是世俗之“尘同”,而非“玄同”。果能塞其兑,内无泄漏,光炁充盈。果能闭其门,外无所入,拒贼于外。果能挫其锐,治之于内,蓄养德性。果能解其纷,理之于外,平和外道场。果能和其光,养之于己,而明之于人。果能同其尘,随物付物,出污泥而不染。若能心修到此等境界,无往而不玄,无往而不同,既玄又同,真可谓知天、知地、知大道之妙的人了。
【故不可得而亲,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亦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
此七句是说,既已修到与道玄同的境地,妙无妙有,妙动妙静,心德之微不可测,玄同之妙不可知,心与太极同体用,与自然规律同变化。一切都是随心所应,自然而然,不生分别之心。
“故不可得而亲,亦不可得而疏”。有道之人,不以得到什么而心生欢喜,而亲其所得;也不因未得到什么而心起怨尤,而疏远于人。不计较个人得失,无有亲疏之别,得与不得,都是一心。
“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即不可因得利而动心,利中未尝不藏害,得利而骄奢,就是害心。也不可因未得利而以为是害,不与人争利,不与强争气,害中未必不是利。害里能生恩,由害中舍去的是业障,得到的是真利。
“不可得而贵,亦不可得而贱”,不可因得贵而自以为贵,生高人一等之心,不可乘权自骄,以万民为贱,成为昏君。亦不可因不得贵而失志丧德,心不贪富贵,视贵与贱为一,守贱以为德。
“故为天下贵”一句,是总结亲疏、利害、贵贱之义。世间任何事物,都是一个整体的两面,无一可加,无一可损。若能明此理,执中对待,便是天下之至贵者。天下最至贵者,即是道德。道之体为一,道生阴阳之后,事物才分为二,才有亲与疏、利与害、贵与贱之两端。执其亲而远其疏,得其利而忘其害,以其贵而贱于人,以及攀高厌下等等,皆是离开道“一”之整体,而失之偏颇。皆是不道的表现。贵处上位,不有自贵之心;贵而无位,心不知其贵;贵在天下,人不可见;贵在万物,人不可知。此“贵”乃大道厚德之贵,所以强名曰“故为天下贵。”
修道之人,若能明此至贵之理,修此至贵之德,可与天地同其体,可与造化同其变,此即是“玄同”之境。
【本章说解】
此章经旨,是在示教修道之人,身处凡尘,尘中脱尘,处己不自炫露,处世外圆内方。以不同之妙,修之于己;以大同之妙,处之于世。以平等之心,混迹于世。以道德之明,明之于尘。如此,世间顺逆之理,得失之情,皆不可得可得之也。
修心养性之道,必当和光同尘,因物付物,而不迷街物。与道玄同是谓至德,故河上公名之为“玄德”。徐灵胎在《道德经注》中说:“塞其多言之口,则不以议论招尤;闭其出入之门,则不以奔逐劳形;挫折锐气,则柔弱自安;解除其纷乱,则清静自守。和其光华,同其尘浊,不欲异物。此则与玄妙之道合为一体,无入而不得矣。”圣人行不言之道,无分别,忘名相,浑同于天地之间,而天地不知;妙用于万物之中,而万物不觉。无象无状,体万物而不遗,化万物而不有。虽欲言之,无非强名而已。修道之人,果能从不言之中言此妙道,是谓无言之“大言”,而无所不言。果能从不闻之中闻此妙道,是谓无闻之“真闻”,而无所不闻。如此,方为妙知、妙言、妙见、妙解之人。若能到此等天地,贵贱亲疏,非我所有;荣辱得失,非我所属。文中所谓“不言”之妙,正是此义。
“玄同”就是“抱一”、“得一”。人与万物处于无差别的“同一”大道之中。经过塞兑、闭门、挫锐、解纷、和光、同尘,消除人心的固蔽,泯灭彼此的分别,超越世俗偏狭的识见,以一中贯两端。正如庄子所云:“是以彼也,彼以是也。”故圣人以道心体物,不分人我,不陷是非,皆是以“一”观天下万物,故能与百姓“玄同”。
学道之人,“塞兑闭门”,在于养气存性;“挫锐解纷”,在于定其神;“和光同尘”,在于处世应物,随时俯仰,如愚如醉,若讷若痴。众人昏昏,我亦昏昏,不标新,不立异;忘物我,混内外,与道玄同。未能玄同者,便生彼此分别之心。遂己愿者,便亲之、利之、贵之;不遂己愿者,便疏之、害之、贱之。
“玄同”者,就是与道相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无极大道本是浑然一气,本无内外之分,岂有亲疏之别?本是无心无欲,哪有利害之别?本无高下之等,怎有贵贱之殊?所以为天下之最尊贵者。
世人只知得利,而不知害与利同体;只知“光贵”而“尘贱”,而不知“光尘同和”之理。太上教人塞兑以谨其出,闭门以闲其入,挫锐以制其内,解纷以理其外,和光以抑其己,同尘以随其物。如此则无出无入,无内无外,无我无物,心地空明,与道合同,是谓“玄同”。既得其同,则以亲为远,以疏为近;见利而不喜,见害而不惧;得贵不为高,贱而不为低。
以正治国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以正治国”,“正”者,不偏不倚,居于中心之义。亦是指道德仁义,爱民亲贤,持守正道之谓。古之治国,执政者皆以道德为本,遵循天道自然规律。故君臣父子,无不行之以伦理常情之正。民心之天德,由正而复;社会之风俗,由正而纯,此皆是道德行于天下的必然。天下为公,仁义自然化于民,人人无私,端方正直,民风自纯。此即“以正治国”之义。
“以奇用兵”,奇”者,诈也,诈在人即为巧智心,唯以兵战而用。故有“兵不厌诈”之论。“奇”者,就是不以常道之规,而行变化莫测之术,以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用兵与治国不同。兵之用,原为征伐侵略或平息叛乱,皆是不得已而用之,不得已而应之。两军相敌,兵戈对阵,必有虚实之变化,声东击西之策略,出奇制胜之战术。即使正义之师,亦免不了施用奇诈之术。譬如汤武讨伐之兵,亦是奇而用之,用奇则不使敌尽知我之所为。但是,此“奇”只可用兵,而不能用于治国、处世之道。此即“治国”与“用兵”之相反也。对修道者来说,狡诈心一毫也用不得,一点也不敢有,否则将是损心害性,是丧失道德的“刀兵自伐”!
“以无事取天下”,是说治理天下,当以无欲无为,任道任德,不可以法施治,也不能用私恩以致,而是以道治化于天下,百姓自归;以德感之于天下,天下自治。实非有心、有为而能取之治之。要取得天下太平,执政者必须知足安分,不妄生事端,不扰乱百姓。故太上在“知足章”中指出:“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故以正治国,天下必无事;以奇而用兵,必能制胜;以道德化治天下,人心必自来归。此即“以无事取天下”之意。
天下尚可以无事取得,修道之人,又岂可不以无事无为涵养天德,而去自作多为呢?治世之道,犹如治身。视听言动,合乎无为。而逆修丹法,又如用兵,临炉进火,务须因时而进,相机而行,采聚有时,烹炼有方。知治世之道,即知治身之法。取天下在于无为,守天下亦不可多事。否则识心乱动,势必使阴神作弊,身中之民必废,民必日贫。世上物宝极多,若贪心一起,欲壑难平,焉有不神昏气浊之理。由此可知治国治身皆是一理。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此句是总结上三句之义。上文所言,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皆是无为之正,非有事之作为也。“此”,即今也。太上言:我今何以知此治天下之道哉?盖以今日之所见所知也。观此言,深知太上圣祖对当时社会的担忧,有切切叮咛后世引以为戒之意。
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天下之道,只是一道,万事万物,无不是此道的贯彻流行。所谓一本散为万殊,万殊(shu)仍归一本。治身治世,都是大事。治世之道,莫过于国泰民安,天下太平。仁义礼智信,各循其天良本性。这些看起来都是体现在日用常行中之事,但又是天下之大经,万古之大法。此即所谓常道、正道也。做人当尽的本分,就是人人固有的天良。为民之主者,就是人民的榜样,若能躬行节俭,力尽孝慈,为天下表率,天下自会无不正。孟子曰:“一正君而国定也。”一治一乱,循环相因。自古及今,同是此理。虽然治则用道德,乱则用兵戈,一旦两军对阵,大敌交锋,国家安危,人民生死,全系于用兵之时。虽权谋之术,智巧之变,并非君子所贵。然而为了国家人民的安危,又不得不用之,此即是“道者反之动”之义。当天下太平之时,虽然万事纷繁,为君者从容镇静,无欲无为,自然上与天通,下为民拥,天下悉归道也。
【天下多忌讳(hui),而民弥贫;】
太上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人君已失道。各国君主兼并战争四起,强欺弱,大并小,烽火连年,死尸遍野。劳役赋税,农事荒废,人民苦难不堪,此皆是国君的私欲妄为之过。百姓最忌讳的就是日子不得安宁,天下愈乱,百姓愈不安,万物皆不宁。这是百姓贫困的根本原因。
“忌讳”,又指禁忌,即法律政令所不允许之事。“天下多忌讳”,是说为政者劳役赋税等法令繁多。令烦则奸生,禁多则诈起,此乃自然之理。如以强令禁止人民一切福利之事,强迫百姓做不愿做之事,违背民心,这是百姓最不愿意、最忌讳之事。明君在位,毫无私欲,以道施于天下,以德化于民心,以无为自然治国,此乃取天下、守天下之首要。
所谓“而民弥贫”,“弥”者,愈之意。上句是说为君者不搜刮民财,慈心养育民生,则国未有不富,民未有不足,何须以繁琐的政令去禁民呢?禁民之事愈多,扰乱民之心愈烦,使民失去自然天性,为应酬为官者的禁令而烦恼。政令愈多,犹如捆住民之手脚的绳索愈多,使民陷入困惑,不能心安理得,不能尽心尽性,难以自富自足,民岂有不贫不怨者。赋税愈增,妨害民利之事愈多,则民必然愈贫;人民贫穷,盗贼必起,必然形成社会的恶性循环。故曰“而民弥贫”。
【民多利器,国家滋昏;】
“民多利器”,“利器”者,权柄也。人若有权,犹如手握利器一般。握有利器者,若以利器造福人民,则是造善积德;若是以权利谋私,则是祸国殃民,犯罪造业。
圣人以厚德循天道之自然,顺人伦之常情,默默然以道德利国益民,浑浑然以公心造福天下。故圣人是大道之利器。正如庄子所言:“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以明示天下。”此意是说,圣人的德行智慧行于天下,不是利器,胜似利器,可使民心潜移默化,而非昭昭炫露。
国之权柄利器,若是被不仁不义者窃取,必会兴风作浪,使上下颠倒,是非混淆,横施天下,害国祸民。倘若以手中的权利谋私妄为,则国家的尊严必被扭曲,下之权必僭(jin超越本分,古代指地位在下的冒用在上的名义或礼仪、器物)之于上,上下相欺,纲纪法度,刑赏律令,皆可滥用妄为。这就是今人常言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社会现象。故手中执国家权柄“利器”的人,必须心诚持正,以利器造福于民,才是正途。假若以权谋私,欺上瞒下,人心必乱,国之道自此而不明,国之政未有不乱者。故曰“人多利器,国家滋昏。”
观今之世,贪权谋私者不少,权钱交易,以权谋私,滋生出许多腐败之徒,害国害民,为百姓所怨恨。可见权利这个“利器”,如果不用道德制驭,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心,此“利器”不仅误国害民,而且必然祸害自己的身心,有百害而无一利。故太上在十九章中提出“绝巧弃利”之诫,意即在此。
【人多技巧,奇物滋起;】
“人多技巧”,“技”者,技能、巧智之意。人都爱慕技巧,而且互相效尤,于是千奇百怪之物,使人生贪有之心。春秋时期,铜器、玉器等制造技巧兴起,人多追求,亦为上层君主所提倡,所贪爱,故成为当时百姓追求的奢华风尚。由于人君失道而有欲,追求新奇,故导致了天下百姓奢靡,欲心遂起。此罪在人君之无道。
上古之人,其性浑全,其情朴厚,凡物付之于自然,不用技巧去攫(ju)取贪占。世人好小技,小技再高明,岂能比拟于天地造物之神妙。今世之人,人心不古,机巧之心强盛,人皆仰慕奇巧,聪明人愈逞技巧之能,社会求巧之心愈兴。能为象牙之箸者,必至于为玉杯,技巧愈妙,奇物愈多,追求虚华之心愈强,离道德之厚朴愈远。故曰“人多技巧,奇物滋起。”
观今之世,科技昌盛,人的聪明技巧数倍于古人。奇异之物滋盛,人心攀奇,工艺玉雕,金器珠宝,奇发异装,日用百货,无不机巧。虽则为人类生活增添了异彩,带来了方便。但社会上离奇的事物,愈成为人们追奇的时尚。于是便出现了什么“追星族”,“拜物圈”、“崇洋群”等等之类的怪异现象。外来的奇物比自己的好,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甚至把老祖宗视为“老土”,将民族传统的瑰宝视为陈旧。
在科技昌盛,物质丰富,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奇物更是繁纷无穷,电脑等现代电器已进入千家万户,人类在享受着现代物质文明的同时,人性本有的厚朴之德却愈来愈散。人类大脑潜意识中储存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智慧,却被深深地压抑和埋藏着。人类在追求奇智虚华,享受短暂幸福的同时,却丢失了最宝贵的淳朴道德,损害着先天本性,实在可叹可惜!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法令滋彰”,是说法律的繁多与普遍的应用。“法令”者,即治国之法,度律之令。圣人以道德仁义施于国家天下,并非专恃政令法律。后世设法以治民,行令以禁民,正是不得已之治。
“盗贼多有”,偷物曰“盗”,害人曰“贼”。“盗贼”的概念,在古时是比喻一切不正当的行为,并非只是偷物之贼。太上所处的时代,人君渐昏,民心渐乱,世风日下,盗贼日多。不得不设法以治民,行令以禁民。为了约束民之行为,君主法令繁多。法令愈严,而盗贼却愈多。何以法不能治盗贼?皆因治人不治心,治表不治本之故。大利行之天下,必有大盗出。盗贼只见大利,不见法令,其根本原因,是人君带头“贵难得之货”。只讲物质享受,不讲道德精神,从而诱使民贪欲之心膨胀。所以,以法治国是不得已之事。治国重在教民心。
以法治世,其要仍在人心。法若用之不善,或出之不当,必会产生负面影响。法太过,则民心离;令太急,则民不堪。故流为盗者,乱为贼者,皆在所难免。况且法在实行中,亦难免偏差走样,造成新的恶果。此皆是“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原因。
圣人治世,教民内修道德,外行仁义,晓人伦以常规,使民心自觉地符合天理人情。故《论语·为政》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民若修道德于内,行仁义于外,就不会违法乱纪。民若无道德仁义,没有羞耻之心,必沦为亡命之徒,不怕犯法治罪。此即七十四章所讲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法令愈严,盗贼却愈多,其根本原因,就是治国之策的本末倒置所致。
社会学家将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分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现今人类社会的治世,被统称为“民主法制社会”。按马克思预言,人类最终必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亦即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社会要求人人具有高度的思想觉悟,社会物质极大丰富,天下太平,人民幸福。这是人类社会的自然回归,从纯朴原始的三皇道德治世,复返到道德更文明、物质更先进的共产主义大公社会,也就是道治社会。这是历史的必然。
人类...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