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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祁钰立自己儿子的决心已下,但生怕众大臣反对,便先试探司礼监大宦官金英的态度,问金英道:“太子的生日是七月初二吧?”
七月初二其实是景帝儿子朱见济的生日。金英也不是不明白朱祁钰的意思,他曾在危急关头力主立朱祁钰为帝,但在立储这件事上,却是心向太子朱见深,答道:“太子生日是十一月初二。”
朱祁钰下面的话就不便说了,只好默然不答。
既然金英不开窍,朱祁钰便明白地去问心腹宦官王诚、舒良等人的意见。王诚竟然建议朱祁钰去贿赂大臣,朱祁钰欣然采纳。
景泰三年(1452年)正月初十,景帝朱祁钰派宦官兴安到内阁传旨,赐给内阁大学士陈循、高穀、江渊、王一宁、萧镃、商辂等人银百两,金五十两。这是从所未有的事,明眼人已经看出这是朱祁钰在为易储做准备。
然而,朱祁钰登基之时,曾许诺将来传帝位于英宗长子朱见深,并立其为太子,当时诏告天下,人所共知。如今朱祁钰为了私心要改立太子,事关国本,即便是收了皇帝贿赂,明白景帝心意的大臣,也不愿意主动迎合上意。兴安跑前跑后地忙活,满朝文武依然无人上奏提出易储。
这下,朱祁钰着急了。而千里之外的广西,此刻正发生一件灭门血案,谁也想不到,这一起杀人案,竟然由此成为改立太子的契机。
广西思明府的土知府,一直由土官黄家世袭。景泰三年(1452年)正月,土知府黄年老,奏请自己的儿子黄钧袭位。黄同父异母的庶弟黄任都指挥使,谋夺兄长的世职之位,率领儿子黄震及骁悍数千人,化装成贼人模样,半夜杀入土知府,见人就杀,将黄和黄钧都杀死并肢解。碎尸装入两个大缸,埋在后花园。第二天,黄假装才知道惨案,一面悬赏捕凶,一面上书,请以黄震袭位土知府。
但黄的仆人福童发现了奥秘,跑去向巡抚李棠和总兵武毅告状。总兵武毅经过查访,证据确凿,上奏请求将黄革职查办。黄惊慌失措,急忙派千户袁洪到京师行贿,企图保命。
袁洪经过“高人”指点后,急忙赶回广西,向黄面授机宜。于是,黄于千里外给景帝上书,要求易储。疏称:“往年上皇轻身御敌,驾陷北塞,敌人进犯都门,几乎危及社稷,不有皇上,臣民将何归?今已过二年,皇储未建。臣以为,人心易摇,多言难定,争夺之态一萌,则祸乱不息。皇上即循逊让之美,欲全天叙之伦,恐怕事机叵测,反复无常。万一羽翼养成,权势转移,委爱子于他人,寄空名于大宝,阶除之下,变为寇仇,肘腋之间,自相残杀,那时则悔之晚矣。乞皇上与亲信文武大臣密定大计,以统一中外臣民之心,绝觊觎之望。”
景帝朱祁钰正愁没人出头,看到黄的奏书后大喜,说:“万里以外,不料有此忠臣。”不但下旨免除了黄的杀兄之罪,还加官都督同知。随即将黄原书发给礼部,由礼部尚书胡濙主持廷议。
群臣“王直、于谦以下,各相顾眙愕”。户科都给事中李侃、吏科都给事中林聪,及御史朱英三人率先反对。但于谦、王直、胡濙等重臣都不表态。
宦官兴安厉声喝道:“此事今天一定要决定下来。同意的,请署上名字;不同意的,不必署名,但不可以首鼠两端。”掏出一张纸,让群臣署名。
群臣见兴安早有准备,事已至此,大都表示赞同,称“父有天下必传于子,此三代所以享国长久也”。签名首先从内阁开始,内阁大学士陈循、高穀等人事先收过景帝的贿赂,内心有愧,签得都比较干脆。
下面轮到吏部尚书王直,他面有难色,不肯署名。内阁大学士陈循将笔塞到他手里,王直最终还是签了。
下一个便轮到于谦。于谦提起笔的时候,犹豫很久,迟迟不肯下笔,显见他内心的迟疑和波澜,但他最终还是缓缓写上了自己的名字[22]。后面的大臣见素有刚直之名的于谦都签了,自然也都跟着签了。
满朝文武,无论是愿意的,还是不愿意的,都署上了名字。这次早有预谋的投票表决几乎是全票通过,只缺一个人的票,吏科都给事中林聪拒绝署名。但林聪也因而付出了代价,他随后被调为春坊司直郎,虽然春坊司直郎是从六品,比他原来的吏科都给事中还高了一品,但却是个闲职,典型的明升暗降。
离开大殿时,群臣表情不一,心中更是各有滋味。林聪深深叹息,不看别人,唯独望着于谦的背影,无限惋惜。
事后,老臣王直顿足长叹:“此何等事,吾辈愧死矣。”显然为在同意改立太子的书上署名懊悔不已。
于谦却没有更多的表示,这与他辅佐景帝即位及力抗瓦剌时的坚决果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事后,于谦也只是用写诗来表达无可奈何的心态:“鬓花斑白带围宽,窃禄无功久旷官。岸帻耻为寒士语,调羹不用腐儒酸。逢人只说还家好,垂老方知济世难。恋恋西湖旧风月,六桥三塔梦中看。”复杂矛盾的心态一览无遗。
不久后,景帝朱祁钰正式下诏,立皇子朱见济为皇太子,改封故太子朱见深为沂王[23],有诏特赦,宫廷宴贺。群臣也因景帝改立太子成功被加官晋级,拿双份俸禄。对此,群臣按惯例推辞,唯于谦再三辞让,显然不以新立太子为荣耀,这多少引起了朱祁钰的不满,他因此逐渐疏远了于谦,始终未让于谦进入内阁。
而唯一一个当廷反对的大臣林聪,也遭到了景帝朱祁钰的报复。林聪字季聪,号见庵,宁德人,正统五年(1440年)进士,史称“直声闻天下”,朝野“莫不望其风采”。朱祁钰改立太子后不久,林聪被诬“专擅选法”,廷议大辟,打入死牢等候处死。
礼部尚书胡濙敬佩林聪的正直,决定救林聪一命,故意称病在家不出。胡濙是礼部尚书,许多公文都需要他的签字。景帝朱祁钰见公务堆积,便派宦官兴安问疾。胡濙道:“老臣本无疾,闻欲杀林聪,殊惊悸耳。”
朱祁钰心愿已经达成,不愿意与胡濙这等老臣结怨,遂诏释林聪,但将他贬为国子学正。
除林聪之外,还有一人因为立太子一事而受到景帝报复。朱祁钰下诏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时,皇后汪氏再三谏阻,义正词严地说:“陛下由监国登基,已算幸遇,千秋万岁后,应把帝统交还皇侄。何况储位已定,诏告天下,如何可以轻易更改呢?”
朱祁钰大怒道:“皇子非你所生,所以你怀妒得很,不令正位青宫。你不闻宣德故例,胡后无出,甘心让位,前车具在,未知取法,反且多来饶舌。”于是废除汪氏皇后位,幽禁于冷宫中,另立太子朱见济生母杭妃为皇后。
被软禁在南内的太上皇朱祁镇听到消息后,心中百般滋味。他在漠北一年,尚能得到瓦剌上下的礼遇,这其中虽然有也先的政治企图,但还算是以礼相待。而他的亲弟弟不但夺了自己的皇位,将他像罪犯一样囚禁在南内,还废了自己儿子的太子位,彻底绝了他的后望。
此时朱祁镇的处境,不见得比身为瓦剌俘虏时强多少。面对戒备森严的高墙禁卫,他常常陷入苦闷的沉思中,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敌人?是瓦剌,还是自己的亲兄弟?
***
[1]明成祖朱棣生母是谁的争论,一直到朱棣夺取皇位后才开始敏感起来,因为明朝实行嫡长子皇位继承制,朱棣生母的问题即关系到嫡庶问题,进而关系到皇位合法性的问题。按照《太祖实录》《太宗(即成祖)实录》以及《明史》等正史的说法,朱棣为明太祖皇后马氏所生,也就是所谓的嫡子。当时马皇后所生的长子朱标、次子朱樉、三子朱棡均已经病死,朱棣已经拥有嫡长子的身份,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因此,生母是马皇后无疑可以最大加强朱棣的正统形象,掩饰他从侄子手中夺取皇位的篡权行为,于是朱棣反复宣称自己“乃父皇太祖高皇帝亲子,母后孝慈高皇后亲生,皇太子亲弟,黍居众王之上”。明朝有本《太常寺志》的书,对孝陵(即明太祖朱元璋陵墓)神位的记载如下:“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朱标)、秦愍王(朱樉)、晋恭王(朱棡)。右一位碽妃,生成祖文皇帝(朱棣)。”太常寺是皇家机构,负责管理祭祀礼乐,因此它的记载绝对有权威性。这种说法实际上就表明马皇后根本就没有儿子,她的三个养子朱标、朱樉、朱棡实际上是淑妃李氏的儿子,而朱棣的生母实为碽妃。而在享殿中,太祖朱元璋与马皇后的座位南向,左边淑妃李氏等坐东向西,只有右边的碽妃坐西向东。明人尚左,这说明除马皇后外,碽妃地位高于其他妃嫔,除了因为碽妃是朱棣生母的原因外,实在没有别的解释——朱棣为了皇位考虑,在生母问题上大做文章,称自己是马皇后嫡出,不敢公开承认地位偏低的生母碽妃,只好把硕妃偷偷地供奉在享殿。这原本是个不可张扬的秘密,《太常寺志》后来也没有流传下来,以致明朝文人对这种说法将信将疑,明末清初时,担任南明弘光朝礼部尚书的钱谦益(事迹详见同系列小说《柳如是》)和担任大理寺左丞的李清(著有《三垣笔记》)利用职务之便,在祭祀孝陵的时候悄悄进入孝陵寝殿,发现神位排列果然如此,朱棣并非马皇后嫡出已经一目了然。而朱棣为了掩饰出身而欲盖弥彰的行为也更加证实这点,他曾经两次改修《太祖实录》,删减篡改之处甚多,显然是要将不利于他的证据消除,明人因此有诗写道:“成祖重所生,嫔德莫敢齐。一见异千闻,《实录》安可稽?”朱棣能利用权势删改一切不利于他夺位的史料,但他左右不了国外的史籍。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高丽末期使臣权近一行曾在北平拜谒朱棣,权近著有《奉使录》一书,记录十分详细,其中说:“到燕台驿,进见燕府。先诣典仪所。所官入启,以是日先太后忌日,不受礼。命奉嗣叶鸿伴接到馆。七月十五日也。”先太后显然是指朱棣生母,诗题中明言太后忌日在七月十五日,而马皇后的忌日在八月初十,二者不合,显然不是同一个人。这个时候,明太祖朱元璋和太子朱标均在世,因此朱棣没有必要掩饰,绝对是可信的。
[2]明代军户是世袭制,一旦列入军籍,世代为军。军丁一旦逃亡、病故、老疾或被虏,就要按军籍所造之册,到该军丁原籍追捕本身或其亲属,以补足原数。除非皇帝特许,否则不可除去兵籍。卫军实行屯田制度,边地军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军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个兵丁授田一份,由官府供应耕牛、农具和种子,并按份征粮。而土木堡之变后,京军全军覆没。为保卫京师,明朝廷不得不派人四出募兵以应急,由此,明政府开始大规模推行募兵制,募兵渐成为军队主力。著名的募兵有抗倭名将戚继光的“戚家军”,俞大猷的“俞家军”等。不过募兵需要养兵,耗费极大,募兵愈众,国库日绌。而到了明末,募兵训练废弛,战斗力转弱,并不断发生大面积逃亡事件,终至无法挽救明朝的灭亡。
[3]郭子兴后人郭老舍宣德年间入朝自表身份为历史真事,明宣宗朱瞻基承认其郭氏后人身份,赐钞遣还,并授予冠带奉祀滁阳王。但郭氏一系的出现触犯了原滁阳王守墓人宥氏的利益(免除赋税徭役)。明孝宗弘治年间,宥氏上书揭发郭氏并非郭子兴后人,并引用太祖皇帝朱元璋关于滁阳王无后的话。明廷遂剥夺郭氏奉祀的资格。
[4]张士诚:原名张九四。元末位于江浙一带的义军领袖与地方割据势力之一。出身贫苦,少有膂力,负气任侠,靠贩卖私盐起家。后因受不了盐警欺压,与其弟张士义、张士德、张士信及李伯升等十八人率盐丁起兵反元,史称“十八条扁担起义”。袭据高邮(今江苏高邮)后,张士诚自称诚王,僭号大周,建元天祐。他占据东南富庶之地,又深得人心,实力雄厚,时有“(陈)友谅最桀,(张)士诚最富”之说。但其人懦弱,野心谋略远远不及朱元璋,后被朱元璋俘虏。押解至南京后,张士诚道:“天日照尔,不照我而已。”朱元璋怒而将其斩首,时年四十七岁。朱元璋生平恨及张士诚,当上皇帝后,诸多举措都是直接针对张士诚,如将十四万户江南富民迁徙凤阳安置(即前面提过的“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故事);如取民间首富沈万三(其人事迹详见同系列小说《柳如是》)家租簿定额,对江南一带格外加赋,每亩完粮七斗五升,仅苏州便承担了全国12%的税赋;又如将张士诚心腹幕僚高启腰斩(事详见同系列小说《柳如是》)等,均是恨张士诚在江南极得富豪士人之心。又,朱元璋当皇帝后,为了治国,开始重用文人。有武臣心怀嫉妒,告诉皇帝说,文人好挖苦毁谤,不能相信,还举了个例子,说是张士诚原名叫张九四,后来当了王爷,请文人给他重新取个好名字,文人就取了士诚,孟子书上说:士,诚小人也。其实那文人暗骂张士诚是小人,张士诚哪里懂得,给人叫了半辈子小人,到死都不知道,真是可怜。朱元璋听了后,立即去查了《孟子》,果然发现有这句话。以后皇帝疑心变得很重,对文人分外提防,大兴文字狱。
[5]明代盐、茶均是官方垄断商品,行销、征税由户部统一管理。私犯盐、茶是严重罪行。明初安庆公主(马皇后所生)驸马欧阳伦即因私贩茶叶被明太祖朱元璋处死。但由于利润丰厚,民间有不少铤而走险者。
[6]有诸多学者认为,被誉为“黔中第一奇迹”的“红崖天书”即是建文帝朱允炆手迹。红崖天书原名红崖碑,是位于今贵州安顺的一处神秘景观,具体在今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县城东约十五公里晒甲山半山。山上红崖北面的一隅数十平方米的峭壁上,有若干形如钟鼎古籀的符号,似画如字,大者如斗,小者如升,非雕非凿,如篆如隶,布局蹊跷,风格古拙。明代嘉靖年间,贵州人邵元善游览晒甲山后,写下《红崖诗》:“红崖削立一千丈,刻画盘旋非一状。参差时作钟鼎形,腾掷或成走飞象。诸葛曾为此驻兵,至今铜鼓有遗声。即看壁上纷奇诡,图谱浑领尚且盟。”邵元善是当时知名文人,与其兄邵元吉皆文誉一时,红崖天书由此知名于世。此后,学者纷至沓来,专门对红崖天书进行考察研究,掀起一次又一次的破译热潮。清光绪年间,日本领事得丸作藏及旅行家鸟居龙臧不远万里,专程来到晒甲山观摩。二人后将红崖天书摹本带回日本展出,引发强烈震撼,参观者摩肩接踵,络绎不绝,“洪都观经,可云盛也”。法国学者雷相如与费南海尔等也慕名来到晒甲山,由此成为名噪中外的“红崖文化”现象。红崖天书迄今仍是历史未解之谜,1995年3月18日,贵州安顺地区行署悬赏百万破译红崖碑,但并无结果。晒甲山当地自古有许多关于天书的神秘民谣,传闻解开天书,即可获取巨额宝藏。有兴趣的读者,可自去贵州观摩。
[7]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不只是为儿子们取了名字,还制定了后世子孙取名的《二十字定名》规则:“以子孙蕃众,命名虑有重复,乃于东宫诸王世系,各拟二十字为一世。以某字为命名之首,其下一字,则临时定议,以为二名,编入玉牒。至二十世后,复拟续增。”即每个儿子都作为一支,每一支拟定二十字辈分,作为一世,以后则周而复始地循环,意为传之永久。如太子朱标一系为:允、文、遵、祖、训,钦、武、大、君、胜,顺、道、宜、逢、吉,师、良、善、用、晟。又如成祖朱棣一系二十字为:高、瞻、祁、见、祐、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静、迪、先、猷。名字中的另一个字则临时确定,但也不能随便取,而是要按五行相转。例如,朱棣这个辈分的都属木德,他的儿子朱高炽属火德,孙子朱瞻基属土德,曾孙朱祁镇属金德,玄孙朱见深属水德。可惜的是,朱元璋为子孙们拟定的二十字只用了一半,刚用到“... -->>
朱祁钰立自己儿子的决心已下,但生怕众大臣反对,便先试探司礼监大宦官金英的态度,问金英道:“太子的生日是七月初二吧?”
七月初二其实是景帝儿子朱见济的生日。金英也不是不明白朱祁钰的意思,他曾在危急关头力主立朱祁钰为帝,但在立储这件事上,却是心向太子朱见深,答道:“太子生日是十一月初二。”
朱祁钰下面的话就不便说了,只好默然不答。
既然金英不开窍,朱祁钰便明白地去问心腹宦官王诚、舒良等人的意见。王诚竟然建议朱祁钰去贿赂大臣,朱祁钰欣然采纳。
景泰三年(1452年)正月初十,景帝朱祁钰派宦官兴安到内阁传旨,赐给内阁大学士陈循、高穀、江渊、王一宁、萧镃、商辂等人银百两,金五十两。这是从所未有的事,明眼人已经看出这是朱祁钰在为易储做准备。
然而,朱祁钰登基之时,曾许诺将来传帝位于英宗长子朱见深,并立其为太子,当时诏告天下,人所共知。如今朱祁钰为了私心要改立太子,事关国本,即便是收了皇帝贿赂,明白景帝心意的大臣,也不愿意主动迎合上意。兴安跑前跑后地忙活,满朝文武依然无人上奏提出易储。
这下,朱祁钰着急了。而千里之外的广西,此刻正发生一件灭门血案,谁也想不到,这一起杀人案,竟然由此成为改立太子的契机。
广西思明府的土知府,一直由土官黄家世袭。景泰三年(1452年)正月,土知府黄年老,奏请自己的儿子黄钧袭位。黄同父异母的庶弟黄任都指挥使,谋夺兄长的世职之位,率领儿子黄震及骁悍数千人,化装成贼人模样,半夜杀入土知府,见人就杀,将黄和黄钧都杀死并肢解。碎尸装入两个大缸,埋在后花园。第二天,黄假装才知道惨案,一面悬赏捕凶,一面上书,请以黄震袭位土知府。
但黄的仆人福童发现了奥秘,跑去向巡抚李棠和总兵武毅告状。总兵武毅经过查访,证据确凿,上奏请求将黄革职查办。黄惊慌失措,急忙派千户袁洪到京师行贿,企图保命。
袁洪经过“高人”指点后,急忙赶回广西,向黄面授机宜。于是,黄于千里外给景帝上书,要求易储。疏称:“往年上皇轻身御敌,驾陷北塞,敌人进犯都门,几乎危及社稷,不有皇上,臣民将何归?今已过二年,皇储未建。臣以为,人心易摇,多言难定,争夺之态一萌,则祸乱不息。皇上即循逊让之美,欲全天叙之伦,恐怕事机叵测,反复无常。万一羽翼养成,权势转移,委爱子于他人,寄空名于大宝,阶除之下,变为寇仇,肘腋之间,自相残杀,那时则悔之晚矣。乞皇上与亲信文武大臣密定大计,以统一中外臣民之心,绝觊觎之望。”
景帝朱祁钰正愁没人出头,看到黄的奏书后大喜,说:“万里以外,不料有此忠臣。”不但下旨免除了黄的杀兄之罪,还加官都督同知。随即将黄原书发给礼部,由礼部尚书胡濙主持廷议。
群臣“王直、于谦以下,各相顾眙愕”。户科都给事中李侃、吏科都给事中林聪,及御史朱英三人率先反对。但于谦、王直、胡濙等重臣都不表态。
宦官兴安厉声喝道:“此事今天一定要决定下来。同意的,请署上名字;不同意的,不必署名,但不可以首鼠两端。”掏出一张纸,让群臣署名。
群臣见兴安早有准备,事已至此,大都表示赞同,称“父有天下必传于子,此三代所以享国长久也”。签名首先从内阁开始,内阁大学士陈循、高穀等人事先收过景帝的贿赂,内心有愧,签得都比较干脆。
下面轮到吏部尚书王直,他面有难色,不肯署名。内阁大学士陈循将笔塞到他手里,王直最终还是签了。
下一个便轮到于谦。于谦提起笔的时候,犹豫很久,迟迟不肯下笔,显见他内心的迟疑和波澜,但他最终还是缓缓写上了自己的名字[22]。后面的大臣见素有刚直之名的于谦都签了,自然也都跟着签了。
满朝文武,无论是愿意的,还是不愿意的,都署上了名字。这次早有预谋的投票表决几乎是全票通过,只缺一个人的票,吏科都给事中林聪拒绝署名。但林聪也因而付出了代价,他随后被调为春坊司直郎,虽然春坊司直郎是从六品,比他原来的吏科都给事中还高了一品,但却是个闲职,典型的明升暗降。
离开大殿时,群臣表情不一,心中更是各有滋味。林聪深深叹息,不看别人,唯独望着于谦的背影,无限惋惜。
事后,老臣王直顿足长叹:“此何等事,吾辈愧死矣。”显然为在同意改立太子的书上署名懊悔不已。
于谦却没有更多的表示,这与他辅佐景帝即位及力抗瓦剌时的坚决果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事后,于谦也只是用写诗来表达无可奈何的心态:“鬓花斑白带围宽,窃禄无功久旷官。岸帻耻为寒士语,调羹不用腐儒酸。逢人只说还家好,垂老方知济世难。恋恋西湖旧风月,六桥三塔梦中看。”复杂矛盾的心态一览无遗。
不久后,景帝朱祁钰正式下诏,立皇子朱见济为皇太子,改封故太子朱见深为沂王[23],有诏特赦,宫廷宴贺。群臣也因景帝改立太子成功被加官晋级,拿双份俸禄。对此,群臣按惯例推辞,唯于谦再三辞让,显然不以新立太子为荣耀,这多少引起了朱祁钰的不满,他因此逐渐疏远了于谦,始终未让于谦进入内阁。
而唯一一个当廷反对的大臣林聪,也遭到了景帝朱祁钰的报复。林聪字季聪,号见庵,宁德人,正统五年(1440年)进士,史称“直声闻天下”,朝野“莫不望其风采”。朱祁钰改立太子后不久,林聪被诬“专擅选法”,廷议大辟,打入死牢等候处死。
礼部尚书胡濙敬佩林聪的正直,决定救林聪一命,故意称病在家不出。胡濙是礼部尚书,许多公文都需要他的签字。景帝朱祁钰见公务堆积,便派宦官兴安问疾。胡濙道:“老臣本无疾,闻欲杀林聪,殊惊悸耳。”
朱祁钰心愿已经达成,不愿意与胡濙这等老臣结怨,遂诏释林聪,但将他贬为国子学正。
除林聪之外,还有一人因为立太子一事而受到景帝报复。朱祁钰下诏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时,皇后汪氏再三谏阻,义正词严地说:“陛下由监国登基,已算幸遇,千秋万岁后,应把帝统交还皇侄。何况储位已定,诏告天下,如何可以轻易更改呢?”
朱祁钰大怒道:“皇子非你所生,所以你怀妒得很,不令正位青宫。你不闻宣德故例,胡后无出,甘心让位,前车具在,未知取法,反且多来饶舌。”于是废除汪氏皇后位,幽禁于冷宫中,另立太子朱见济生母杭妃为皇后。
被软禁在南内的太上皇朱祁镇听到消息后,心中百般滋味。他在漠北一年,尚能得到瓦剌上下的礼遇,这其中虽然有也先的政治企图,但还算是以礼相待。而他的亲弟弟不但夺了自己的皇位,将他像罪犯一样囚禁在南内,还废了自己儿子的太子位,彻底绝了他的后望。
此时朱祁镇的处境,不见得比身为瓦剌俘虏时强多少。面对戒备森严的高墙禁卫,他常常陷入苦闷的沉思中,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敌人?是瓦剌,还是自己的亲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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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成祖朱棣生母是谁的争论,一直到朱棣夺取皇位后才开始敏感起来,因为明朝实行嫡长子皇位继承制,朱棣生母的问题即关系到嫡庶问题,进而关系到皇位合法性的问题。按照《太祖实录》《太宗(即成祖)实录》以及《明史》等正史的说法,朱棣为明太祖皇后马氏所生,也就是所谓的嫡子。当时马皇后所生的长子朱标、次子朱樉、三子朱棡均已经病死,朱棣已经拥有嫡长子的身份,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因此,生母是马皇后无疑可以最大加强朱棣的正统形象,掩饰他从侄子手中夺取皇位的篡权行为,于是朱棣反复宣称自己“乃父皇太祖高皇帝亲子,母后孝慈高皇后亲生,皇太子亲弟,黍居众王之上”。明朝有本《太常寺志》的书,对孝陵(即明太祖朱元璋陵墓)神位的记载如下:“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朱标)、秦愍王(朱樉)、晋恭王(朱棡)。右一位碽妃,生成祖文皇帝(朱棣)。”太常寺是皇家机构,负责管理祭祀礼乐,因此它的记载绝对有权威性。这种说法实际上就表明马皇后根本就没有儿子,她的三个养子朱标、朱樉、朱棡实际上是淑妃李氏的儿子,而朱棣的生母实为碽妃。而在享殿中,太祖朱元璋与马皇后的座位南向,左边淑妃李氏等坐东向西,只有右边的碽妃坐西向东。明人尚左,这说明除马皇后外,碽妃地位高于其他妃嫔,除了因为碽妃是朱棣生母的原因外,实在没有别的解释——朱棣为了皇位考虑,在生母问题上大做文章,称自己是马皇后嫡出,不敢公开承认地位偏低的生母碽妃,只好把硕妃偷偷地供奉在享殿。这原本是个不可张扬的秘密,《太常寺志》后来也没有流传下来,以致明朝文人对这种说法将信将疑,明末清初时,担任南明弘光朝礼部尚书的钱谦益(事迹详见同系列小说《柳如是》)和担任大理寺左丞的李清(著有《三垣笔记》)利用职务之便,在祭祀孝陵的时候悄悄进入孝陵寝殿,发现神位排列果然如此,朱棣并非马皇后嫡出已经一目了然。而朱棣为了掩饰出身而欲盖弥彰的行为也更加证实这点,他曾经两次改修《太祖实录》,删减篡改之处甚多,显然是要将不利于他的证据消除,明人因此有诗写道:“成祖重所生,嫔德莫敢齐。一见异千闻,《实录》安可稽?”朱棣能利用权势删改一切不利于他夺位的史料,但他左右不了国外的史籍。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高丽末期使臣权近一行曾在北平拜谒朱棣,权近著有《奉使录》一书,记录十分详细,其中说:“到燕台驿,进见燕府。先诣典仪所。所官入启,以是日先太后忌日,不受礼。命奉嗣叶鸿伴接到馆。七月十五日也。”先太后显然是指朱棣生母,诗题中明言太后忌日在七月十五日,而马皇后的忌日在八月初十,二者不合,显然不是同一个人。这个时候,明太祖朱元璋和太子朱标均在世,因此朱棣没有必要掩饰,绝对是可信的。
[2]明代军户是世袭制,一旦列入军籍,世代为军。军丁一旦逃亡、病故、老疾或被虏,就要按军籍所造之册,到该军丁原籍追捕本身或其亲属,以补足原数。除非皇帝特许,否则不可除去兵籍。卫军实行屯田制度,边地军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军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个兵丁授田一份,由官府供应耕牛、农具和种子,并按份征粮。而土木堡之变后,京军全军覆没。为保卫京师,明朝廷不得不派人四出募兵以应急,由此,明政府开始大规模推行募兵制,募兵渐成为军队主力。著名的募兵有抗倭名将戚继光的“戚家军”,俞大猷的“俞家军”等。不过募兵需要养兵,耗费极大,募兵愈众,国库日绌。而到了明末,募兵训练废弛,战斗力转弱,并不断发生大面积逃亡事件,终至无法挽救明朝的灭亡。
[3]郭子兴后人郭老舍宣德年间入朝自表身份为历史真事,明宣宗朱瞻基承认其郭氏后人身份,赐钞遣还,并授予冠带奉祀滁阳王。但郭氏一系的出现触犯了原滁阳王守墓人宥氏的利益(免除赋税徭役)。明孝宗弘治年间,宥氏上书揭发郭氏并非郭子兴后人,并引用太祖皇帝朱元璋关于滁阳王无后的话。明廷遂剥夺郭氏奉祀的资格。
[4]张士诚:原名张九四。元末位于江浙一带的义军领袖与地方割据势力之一。出身贫苦,少有膂力,负气任侠,靠贩卖私盐起家。后因受不了盐警欺压,与其弟张士义、张士德、张士信及李伯升等十八人率盐丁起兵反元,史称“十八条扁担起义”。袭据高邮(今江苏高邮)后,张士诚自称诚王,僭号大周,建元天祐。他占据东南富庶之地,又深得人心,实力雄厚,时有“(陈)友谅最桀,(张)士诚最富”之说。但其人懦弱,野心谋略远远不及朱元璋,后被朱元璋俘虏。押解至南京后,张士诚道:“天日照尔,不照我而已。”朱元璋怒而将其斩首,时年四十七岁。朱元璋生平恨及张士诚,当上皇帝后,诸多举措都是直接针对张士诚,如将十四万户江南富民迁徙凤阳安置(即前面提过的“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故事);如取民间首富沈万三(其人事迹详见同系列小说《柳如是》)家租簿定额,对江南一带格外加赋,每亩完粮七斗五升,仅苏州便承担了全国12%的税赋;又如将张士诚心腹幕僚高启腰斩(事详见同系列小说《柳如是》)等,均是恨张士诚在江南极得富豪士人之心。又,朱元璋当皇帝后,为了治国,开始重用文人。有武臣心怀嫉妒,告诉皇帝说,文人好挖苦毁谤,不能相信,还举了个例子,说是张士诚原名叫张九四,后来当了王爷,请文人给他重新取个好名字,文人就取了士诚,孟子书上说:士,诚小人也。其实那文人暗骂张士诚是小人,张士诚哪里懂得,给人叫了半辈子小人,到死都不知道,真是可怜。朱元璋听了后,立即去查了《孟子》,果然发现有这句话。以后皇帝疑心变得很重,对文人分外提防,大兴文字狱。
[5]明代盐、茶均是官方垄断商品,行销、征税由户部统一管理。私犯盐、茶是严重罪行。明初安庆公主(马皇后所生)驸马欧阳伦即因私贩茶叶被明太祖朱元璋处死。但由于利润丰厚,民间有不少铤而走险者。
[6]有诸多学者认为,被誉为“黔中第一奇迹”的“红崖天书”即是建文帝朱允炆手迹。红崖天书原名红崖碑,是位于今贵州安顺的一处神秘景观,具体在今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县城东约十五公里晒甲山半山。山上红崖北面的一隅数十平方米的峭壁上,有若干形如钟鼎古籀的符号,似画如字,大者如斗,小者如升,非雕非凿,如篆如隶,布局蹊跷,风格古拙。明代嘉靖年间,贵州人邵元善游览晒甲山后,写下《红崖诗》:“红崖削立一千丈,刻画盘旋非一状。参差时作钟鼎形,腾掷或成走飞象。诸葛曾为此驻兵,至今铜鼓有遗声。即看壁上纷奇诡,图谱浑领尚且盟。”邵元善是当时知名文人,与其兄邵元吉皆文誉一时,红崖天书由此知名于世。此后,学者纷至沓来,专门对红崖天书进行考察研究,掀起一次又一次的破译热潮。清光绪年间,日本领事得丸作藏及旅行家鸟居龙臧不远万里,专程来到晒甲山观摩。二人后将红崖天书摹本带回日本展出,引发强烈震撼,参观者摩肩接踵,络绎不绝,“洪都观经,可云盛也”。法国学者雷相如与费南海尔等也慕名来到晒甲山,由此成为名噪中外的“红崖文化”现象。红崖天书迄今仍是历史未解之谜,1995年3月18日,贵州安顺地区行署悬赏百万破译红崖碑,但并无结果。晒甲山当地自古有许多关于天书的神秘民谣,传闻解开天书,即可获取巨额宝藏。有兴趣的读者,可自去贵州观摩。
[7]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不只是为儿子们取了名字,还制定了后世子孙取名的《二十字定名》规则:“以子孙蕃众,命名虑有重复,乃于东宫诸王世系,各拟二十字为一世。以某字为命名之首,其下一字,则临时定议,以为二名,编入玉牒。至二十世后,复拟续增。”即每个儿子都作为一支,每一支拟定二十字辈分,作为一世,以后则周而复始地循环,意为传之永久。如太子朱标一系为:允、文、遵、祖、训,钦、武、大、君、胜,顺、道、宜、逢、吉,师、良、善、用、晟。又如成祖朱棣一系二十字为:高、瞻、祁、见、祐、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静、迪、先、猷。名字中的另一个字则临时确定,但也不能随便取,而是要按五行相转。例如,朱棣这个辈分的都属木德,他的儿子朱高炽属火德,孙子朱瞻基属土德,曾孙朱祁镇属金德,玄孙朱见深属水德。可惜的是,朱元璋为子孙们拟定的二十字只用了一半,刚用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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