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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世上总有不畏强权的忠直之士，国子监祭酒李时勉便是其中之一。他在国子监授课时，公然讲述历史上宦官的危害。王振得知后，发誓要报复李时勉。他既兼领东厂提督，便利用职务便利，先派密探暗中调查反对派大臣各种阴事，以此手段来铲除异己，许多大臣都因此而栽在他手中。只是当王振用同样方法来对付李时勉时，竟然完全失效，神通广大的东厂番子始终查不到李时勉的任何把柄。只是想不到王振并未死心，派了人监视李时勉的一举一动，今日伐枝之举，也成了他一条大大的罪状。
朱骥明白了究竟，却没有立即赶去国子监救人，只皱紧眉头。李时勉于朱家有恩，朱骥并非不愿意出面，但王振是司礼监掌印，既是他下令拿人，多是以皇帝诏令的形式发出。既是皇帝下的命令，除了皇帝自己，没有人能够更改，不然抗旨不遵亦是杀头的罪名。
李骥几人虽期盼地望着朱骥，却也明白其中难处。
林鹗道：“我们来找朱兄，是想可否请朱兄出面，请那些锦衣卫校尉通融一下，让监生们从旁扶住木枷，好减轻李祭酒的痛苦？李祭酒已年逾七旬，这几日天气又这么热，怕是他老人家……”
忽听到有人叫道：“朱骥！”
转头望去，却是朱骥的岳父兵部侍郎于谦。他从来都是直呼女婿名字，而不像旁人称呼小名或是昵称。
朱骥见于谦一身官服，忙迎上去问道：“岳父不是陪同姑姑、璚英还有小表外甥去了西山碧云庵[60]进香，说明日才回来吗？”
“姑姑”是于谦的妹妹于冰，她嫁给钱塘人氏朱济，目下孙子朱喜得了怪病，听说京城有名医能治，遂千里迢迢带着孙子赶来北京求医，住在兄长家中。于谦本不信奉佛事，然他妻子董氏在世时，时常去碧云庵进香。这次于冰和于璚英都想去碧云庵为家人求签祈福，正好赶上放假，他便陪同一道前往。
于谦摇了摇头，道：“边关有告急文书送到，我不得不临时赶回来。不过璚英还陪着她姑姑、外甥在西山，今晚不回来了。”又问道：“你不是今日当值吗？怎能擅自离开官署？”语气颇为严厉。
于谦曾是有名的铁面御史，朱骥又素来敬畏岳父，竟一时语噎，看了李骥一眼，这才嗫嚅道：“那个……李祭酒他……”
于谦皱眉问道：“李祭酒怎么了？”
丘濬忙大致说了经过，还未说完，一旁李骥便哭出声来，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家祖明明是被人陷害。于公也是朝中重臣，请您救救他老人家。”
于谦未及开言，便听到北面传来呼喝打斗声，那边是兵部、工部、户部、礼部等重要中央官署所在地，料想是出了大事，忙道：“王司礼当是以诏令的名义下令拿人，我只能等到上朝面圣时，当面向皇帝求情。”
李骥道：“那是三日后了，家祖年事已高，哪里能撑到那个时候？”
北面又传来嘈杂声，甚至多了金刃交接声。于谦转头看了一眼，微一思忖，便道：“目下太后、皇上一行应该在返京途中，你们不妨选几个监生做代表……”
林鹗登时眼前一亮，道：“于公是让我们拦路向皇帝和太后告御状，替李祭酒申冤？”
于谦道：“不是告状，也不是申冤，而是请求皇上赦免李祭酒。”
李骥毕竟还是个少年，沉不住气，声音又尖锐起来，嚷道：“什么赦免？家祖明明是受人诬陷，说是赦免，倒像是承认有罪了。”
于谦摇了摇头，一时不便当众说明王振与英宗皇帝关系非同一般，告王振的状，等于当街告皇帝，结果反而会适得其反。
丘濬倒是会意了过来，忙道：“多谢于公出言指点，我们这就回国子监找些同学商议。”
朱骥微一迟疑，道：“那我……”
于谦似是猜到女婿想跟丘濬等人一道赶去国子监，看是否能先行设法解救李时勉，摇头道：“你救不了李祭酒。王振有心要李祭酒的命，那些锦衣卫校尉必然奉了严令。况且他们又不是不知李祭酒有恩于朱家，若要看你的面子，早就手下留情了。”
丘濬忙道：“于公分析得极有道理。朱兄，你就不必多跑这一趟了。事情紧急，我们得尽快回国子监，好设法解救李祭酒。”
朱骥只得与丘濬等人拱手告辞，又跟随于谦往中央官署赶来。
却见是鸿胪寺前出了变故，一群人混战扭打在一起，还动了真家伙。看服饰，一方是蒙古兀良哈部落，另一方是日本人，均是入明朝贡的使者。
一些值守官署的明军军士亦闻声赶过来，却不加劝阻，只在一旁指指点点看热闹。一名荷衣女郎格外醒目，抱着双臂，冷冷地站在一旁。
***
[1]大明门：清代称大清门，民国称中华门。正门除国家大典以外，常年不开。皇帝迎娶皇后时开此门，迎大红喜轿进门，其余妃、嫔只能乘彩车进玄武门（清代称神武门）。1954年扩建天安门广场时，大明门被拆除。1976年在大明门旧址上建起了毛主席纪念堂。
[2]清代时，清廷改大明门为大清门时，直接将“大明门”门匾拆下，翻转重刻后重嵌。民国时，执政选定于1912年10月9日（辛亥革命一周年庆典的前一天）将大清门更名为中华门，因不知清廷已翻转门匾重刻之典故，也想拆下石匾翻用背面，直接刻上“中华门”。然拆下门匾后，才发现里面是“大明门”三字，只好临时赶制了一块木匾，由王冶秋（新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及奠基人）题写“中华门”匾额，挂于檐下。原“大清门”匾由文化部社会文化事务管理局保存，后移交首都博物馆。
[3]棋盘街到清代乾隆时改围以石栏，中间有路通东、西江米巷（今东、西交民巷），新中国成立后扩建天安门广场时悉数拆除。
[4]隋代以来，历朝均以刑部掌法律刑狱，与大理寺（相当于现代的最高法院）并列。唯元代只设刑部，无大理寺。明清两代，刑部与都察院（由前代御史台发展而来，主掌监察、弹劾及建议，为最高监察机关）、大理寺并称“三法司”。遇有重大案件，由三法司会审，亦称“三司会审”。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宣布“仿行宪政”，改刑部称法部，刑部之称遂撤。
[5]明初官员休假很少，一年只有3天假期，分别是春节、冬至及皇帝生辰。直到明中后期，休假制度才逐渐完善起来，一月固定休假4天，加上节假日，每年休假50天左右。但明廷仍然废除了前朝名目众多的探亲假期，只规定父母大丧，守孝3年。清朝休假制度基本照搬明朝，直到后期才受西方影响，每月例假改为每周日休假1天。
[6]圆觉寺：遗址在今北京朝阳区十八里店乡老君堂村，为大宦官金英修建。金英得宠于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三朝，其人信佛，自称是“奉佛弟子”。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二月，金英以报答前朝皇帝恩宠为名，用所获赏赐的金币以及募捐所得，在赐地武基庄田建造了一座佛寺。佛寺颇具规模：中有如来殿，左为观音殿，右地藏殿，前天王殿，后圆觉殿。廊庑绘有五百罗汉像。此外还有钟鼓楼、禅堂、斋堂、僧房，外有山门、金刚具像等。正统二年（1437年）八月建成后，金英又将皇帝所赐田土、树株布施给寺庙，作为斋粮，并延请名师住持，率领僧众朝夕讽诵经文，祝福太宗（即明成祖朱棣）、仁宗、宣宗永逍遥于极乐，及当今皇上英宗万岁圣寿。明英宗十分高兴，钦赐寺名圆觉禅寺。
[7]钱塘：今浙江杭州。于谦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四月二十七日午时出生于杭州钱塘太平里（今浙江杭州祠堂巷）。同年闰五月初十，明太祖朱元璋逝世。同月十六日，皇太孙朱允炆即皇帝位，为明王朝第二代皇帝，史称建文皇帝。
[8]陆贽：字敬舆，吴郡嘉兴（今浙江嘉兴）人，唐德宗朝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政论家，大历八年（773年）进士，中博学宏辞科。后官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宰相）。陆贽工诗文，尤长于制诰政论，多用排偶，条理精密，文笔流畅，以深挚的情感和雄畅的辞辩见长，史称“有唐以来，未曾有之”。建中四年（783年），朱泚叛乱，陆贽随唐德宗奔奉天，起草了著名的《奉天改元大赦制》。文中以痛切之辞，直书君过，文笔犀利，情感激烈。诏书下达之日，虽武夫悍卒，读之无不挥涕感动，感染力由此可见一斑。连起兵叛唐的节度使王武俊、田悦、李纳读到诏书后，都主动去除了王号，上表谢罪。
[9]乐安：今山东广饶东北。汉王朱高煦封地。
[10]顾佐：字礼卿，太康（今河南）人。建文帝二年（1400年）进士。授庄浪知县。端午节时，守将集合官僚校尉，因顾佐是文士，便故意为难他。顾佐取弓箭一发中的，守将拜服。永乐年间入京任御史，为官刚正，被人比作北宋的包拯。因刚直不挠，得罪权贵极多，宣德年间多次被弹劾，但因深得皇帝信任，又有大学士杨士奇等人力保，故每次都能洗刷冤屈。顾佐入内廷办公，独处一间小夹室，不是议政不与官员们群坐，由是得绰号“顾独坐”。
[11]明代地方行政分为省、府、县、里四级，在省一级设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分别统管行政、军事、刑名，直接对中央各部负责，互不统属，互相制约。但中央为了加强对各省的控制，经常临时派出中央官员了解、处理地方事务，协调军政事宜，此即为巡抚制度——“巡抚之名，起于懿文太子（即明太祖朱元璋长子朱标）巡抚陕西。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遣尚书蹇义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抚军民。以后不拘尚书、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事毕复命，即或停遣”。明宣宗初年，熊概、叶春等人出巡江南，“南畿（明代除省之外，又有两个相当于省区的地方：南直隶（或称南畿，以南京为中心）和北直隶（或称北畿，以北京为中心）、浙江设巡抚自此始”。由于明宣宗朱瞻基发展完善了巡抚制度，曾大量增设各部侍郎充任各地巡抚。于谦曾以山西道监察御史身份巡按山西各地，不畏权贵，为许多案子平反昭雪，声名很高。明宣宗正式设立巡抚后，亲自书写于谦名字交给吏部，于谦因此越级升迁任兵部左侍郎，巡抚河南、山西等地，但巡抚是其本职，兵部侍郎只是挂名。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后，于谦依旧负责按察各地，正统十三年（1448年）升迁为兵部右侍郎，享受二品俸禄，这“兵部右侍郎”才是正式兵部官职。
[12]尚义仓就是开明地主捐资输谷的贮藏处所。平准仓就是丰年贱价买进，遇到凶年照昔日贱价平粜的仓库。仓前立碑勒名，书明某人捐资若干、某人输粟若干。捐二百金以上的给予冠带，贱价平粜过千百石的建坊给匾，予以旌表，并免捐资输粟的一家各色差徭冗役，同时教人民口碑传诵，表示奖励。
[13]明代工部（六部之一）下设街道厅，负责北京街道设施维修养护事宜，包括日常清洁、保护公共设施等。同时又设街道房，专管京城坊巷街道，也负责平日的街道洒扫、春日通沟等琐碎事务，但直接隶属于锦衣卫。
[14]裱褙胡同：今称东、西裱褙胡同，位于今北京崇文门内北京日报社东，于谦故居（今北京东城区西裱褙胡同23号）即在此处，今犹存，已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5]提刑按察使司：明代设立在省一级的司法部门，主管一省的刑名、诉讼事务，但审理权限仅仅限于徒刑以下（包括徒刑）的案件，徒刑以上的案件必须报到刑部审理。同时也是中央监察机关都察院在地方的分支机构，对地方官员行使监察权。主管为提刑按察使或称为按察使，简称臬台、臬司，与承宣布政使并为一省最高长官。
[16]汉代有博士祭酒为博士之首。西晋改设国子祭酒，隋唐以后称国子监祭酒，为国子监（隋朝以后的中央官学，为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的主管官。清末始废。后亦以泛称文坛﹑艺坛或学术界﹑文化界的首脑人物。
[17]北京因是都城，地方级行政机构不同于其他，设有顺天府、五城兵马指挥司及五城巡城御史（始于明英宗正统朝）。顺天府下辖四州二十三县（辖区大于今北京地区），其中宛平和大兴两县为京县（即在北京城区）。宛平县署位于北安门外以西积庆坊（今北京平安大街什刹海以西）。大兴县署位于安定门南教忠坊（今东城大兴胡同）。除此之外，北京城又被按地理位置分为五个城区，分受五城兵马指挥司统辖，包括中兵马指挥司（官署名不带“城”字，位于仁寿坊，今大佛寺街中段）、东城兵马指挥司（位于思城坊，今东四北三条胡同）、南城兵马指挥司（位于宣南坊，今西城区兵马司后街）、西城兵马指挥司（位于咸宜坊，今西四南大街兵马司胡同，胡同即因此得名）、北城兵马指挥司（位于昭回靖恭坊，今交道口南大街兵马司胡同）。五城巡城御史则属于都察院监察御史外放小差，负责巡视各城区，维护治安。
[18]琼州：今海南。
[19]彝伦堂：原为元代崇文阁旧址，明永乐时重建，改今名。彝伦，意为大地入之常道。皇帝来国子监讲学时在这里设座。清乾隆修建辟雍后，彝伦堂改为国子监的藏书处所。
[20]安福：今江西安福，位于宜春市东南。
[21]明制，殿试一甲进士（一甲即前三名，号“三鼎甲”，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直接授翰林院官职，二三甲进士还可以参加翰林院的考试，即“馆选”，标准是文学优等及擅长书法，取中者被称为“庶吉士”。庶吉士在翰林院学习三年后，成绩优者留翰林院，不得留者，则为科道官、六部主事，或出为州、县官。
[22]古人认为天帝居住的天宫有一万间，皇帝身为天子，不能超越天帝，故少半间。
[23]奉天殿：即民间俗称的金銮殿，是中国现存最大的木结构大殿。明永乐年间建成时称奉天殿。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改称皇极殿，清顺治二年（1645年）改太和殿。建成后屡遭焚毁，多次重建，今殿为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重建后的形制。
[24]华盖殿：是皇帝去奉天殿大典之前休息的地方，并接受执事官员朝拜的地方。凡遇皇帝亲祭，如祭天坛、地坛，皇帝于前一日在华盖殿阅视祝文，祭先农坛举行亲耕仪式前，还要在此查验种子和农具。皇太后上徽号，皇帝在此阅视奏书。玉牒告成，恭进华盖殿呈御览，同时要举行隆重的存放仪式。明初称华盖殿，嘉靖时遭遇火灾，重修后改称中极殿，现天花内构件上仍遗留有明代“中极殿”墨迹。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皇室入主紫禁城，第二年改中极殿为中和殿。“中和”二字取自《礼记·中庸》：“中也者，天下之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道也。”三大殿中唯有这间房子可供皇帝一人静静地思考。
[25]谨身殿：属于殿宇式建筑。初名谨身殿，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改称建极殿，清顺治二年（1645年）始名保和殿。“保和”出自《易经》：“志不外驰，恬神守志。”意思是神志得专一，保持宇内和谐，才能福寿安乐，天下太平。今保和殿有“皇建有极”匾，为清乾隆皇帝御笔，典出《洪范》“皇建其有极”。
[26]余杭：今浙江杭州。涿郡：今北京。
[27]尽管当时反对迁都北京的人不在少数，但从长远来看，迁都北京确实有力地解决了北部边防的问题。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不仅因为北京是他的“龙兴之地”，这其中，还有更深层的意义，即引人瞩目的“天子守边”现象。历史上王朝建都，一般都选中间位置，是“天子居中，诸侯守边”。但历史事实证明：如果守边的诸侯、边将兵力薄弱，则边患不已；反之，兵多权重又会威胁朝廷，唐朝安禄山谋反便是最典型的例子。而到了明朝，边患主要来自北方蒙古，明朝廷必须在北部边防屯驻重兵，以防止蒙古骑兵南下。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避免重蹈边将拥兵自重的历史覆辙，大肆屠杀功臣，将北部边防的立足点放在了诸亲王身上，实行以藩王御边的政策。朱元璋对自己的设计非常满意，因而才对孙子朱允炆得意地说：“朕以御虏付诸王，可令边尘不动，贻汝以安。”他认为这样便不会对皇权造成任何威胁。燕王朱棣手中兵权最重，且为明军精锐。正是依靠这样的军事实力，朱棣通过“靖难之役”打到南京，夺取了帝位。至此，显然朱元璋那一套儿子守边的办法也不可靠，朱棣必须想出新的办法。既要安边，又不能兵权旁落，于是朱棣做出大胆举动，把国都定在他曾经的封地──北京，这样，边防的军政大权就都握在了他自己手里，大大减少了边镇将帅割据称雄的可能。而真正的积极之处在于：天子守边，如果能居安思危，以身守塞，则天下安宁。“天子守边”这一格局对整个中原的生产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对促进江南地区的经济繁荣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大后方长期的安宁，直接促使了江南手工业的发达，江南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28]谅闇（lingn）：帝王居丧。
[29]金瓜：古代卫士所执的一种兵仗。棒端呈瓜形，铜制，金色。
[30]血竭：中药名，为棕榈科植物麒麟竭果实渗出的树脂经加工制成。据... -->>
但世上总有不畏强权的忠直之士，国子监祭酒李时勉便是其中之一。他在国子监授课时，公然讲述历史上宦官的危害。王振得知后，发誓要报复李时勉。他既兼领东厂提督，便利用职务便利，先派密探暗中调查反对派大臣各种阴事，以此手段来铲除异己，许多大臣都因此而栽在他手中。只是当王振用同样方法来对付李时勉时，竟然完全失效，神通广大的东厂番子始终查不到李时勉的任何把柄。只是想不到王振并未死心，派了人监视李时勉的一举一动，今日伐枝之举，也成了他一条大大的罪状。
朱骥明白了究竟，却没有立即赶去国子监救人，只皱紧眉头。李时勉于朱家有恩，朱骥并非不愿意出面，但王振是司礼监掌印，既是他下令拿人，多是以皇帝诏令的形式发出。既是皇帝下的命令，除了皇帝自己，没有人能够更改，不然抗旨不遵亦是杀头的罪名。
李骥几人虽期盼地望着朱骥，却也明白其中难处。
林鹗道：“我们来找朱兄，是想可否请朱兄出面，请那些锦衣卫校尉通融一下，让监生们从旁扶住木枷，好减轻李祭酒的痛苦？李祭酒已年逾七旬，这几日天气又这么热，怕是他老人家……”
忽听到有人叫道：“朱骥！”
转头望去，却是朱骥的岳父兵部侍郎于谦。他从来都是直呼女婿名字，而不像旁人称呼小名或是昵称。
朱骥见于谦一身官服，忙迎上去问道：“岳父不是陪同姑姑、璚英还有小表外甥去了西山碧云庵[60]进香，说明日才回来吗？”
“姑姑”是于谦的妹妹于冰，她嫁给钱塘人氏朱济，目下孙子朱喜得了怪病，听说京城有名医能治，遂千里迢迢带着孙子赶来北京求医，住在兄长家中。于谦本不信奉佛事，然他妻子董氏在世时，时常去碧云庵进香。这次于冰和于璚英都想去碧云庵为家人求签祈福，正好赶上放假，他便陪同一道前往。
于谦摇了摇头，道：“边关有告急文书送到，我不得不临时赶回来。不过璚英还陪着她姑姑、外甥在西山，今晚不回来了。”又问道：“你不是今日当值吗？怎能擅自离开官署？”语气颇为严厉。
于谦曾是有名的铁面御史，朱骥又素来敬畏岳父，竟一时语噎，看了李骥一眼，这才嗫嚅道：“那个……李祭酒他……”
于谦皱眉问道：“李祭酒怎么了？”
丘濬忙大致说了经过，还未说完，一旁李骥便哭出声来，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家祖明明是被人陷害。于公也是朝中重臣，请您救救他老人家。”
于谦未及开言，便听到北面传来呼喝打斗声，那边是兵部、工部、户部、礼部等重要中央官署所在地，料想是出了大事，忙道：“王司礼当是以诏令的名义下令拿人，我只能等到上朝面圣时，当面向皇帝求情。”
李骥道：“那是三日后了，家祖年事已高，哪里能撑到那个时候？”
北面又传来嘈杂声，甚至多了金刃交接声。于谦转头看了一眼，微一思忖，便道：“目下太后、皇上一行应该在返京途中，你们不妨选几个监生做代表……”
林鹗登时眼前一亮，道：“于公是让我们拦路向皇帝和太后告御状，替李祭酒申冤？”
于谦道：“不是告状，也不是申冤，而是请求皇上赦免李祭酒。”
李骥毕竟还是个少年，沉不住气，声音又尖锐起来，嚷道：“什么赦免？家祖明明是受人诬陷，说是赦免，倒像是承认有罪了。”
于谦摇了摇头，一时不便当众说明王振与英宗皇帝关系非同一般，告王振的状，等于当街告皇帝，结果反而会适得其反。
丘濬倒是会意了过来，忙道：“多谢于公出言指点，我们这就回国子监找些同学商议。”
朱骥微一迟疑，道：“那我……”
于谦似是猜到女婿想跟丘濬等人一道赶去国子监，看是否能先行设法解救李时勉，摇头道：“你救不了李祭酒。王振有心要李祭酒的命，那些锦衣卫校尉必然奉了严令。况且他们又不是不知李祭酒有恩于朱家，若要看你的面子，早就手下留情了。”
丘濬忙道：“于公分析得极有道理。朱兄，你就不必多跑这一趟了。事情紧急，我们得尽快回国子监，好设法解救李祭酒。”
朱骥只得与丘濬等人拱手告辞，又跟随于谦往中央官署赶来。
却见是鸿胪寺前出了变故，一群人混战扭打在一起，还动了真家伙。看服饰，一方是蒙古兀良哈部落，另一方是日本人，均是入明朝贡的使者。
一些值守官署的明军军士亦闻声赶过来，却不加劝阻，只在一旁指指点点看热闹。一名荷衣女郎格外醒目，抱着双臂，冷冷地站在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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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明门：清代称大清门，民国称中华门。正门除国家大典以外，常年不开。皇帝迎娶皇后时开此门，迎大红喜轿进门，其余妃、嫔只能乘彩车进玄武门（清代称神武门）。1954年扩建天安门广场时，大明门被拆除。1976年在大明门旧址上建起了毛主席纪念堂。
[2]清代时，清廷改大明门为大清门时，直接将“大明门”门匾拆下，翻转重刻后重嵌。民国时，执政选定于1912年10月9日（辛亥革命一周年庆典的前一天）将大清门更名为中华门，因不知清廷已翻转门匾重刻之典故，也想拆下石匾翻用背面，直接刻上“中华门”。然拆下门匾后，才发现里面是“大明门”三字，只好临时赶制了一块木匾，由王冶秋（新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及奠基人）题写“中华门”匾额，挂于檐下。原“大清门”匾由文化部社会文化事务管理局保存，后移交首都博物馆。
[3]棋盘街到清代乾隆时改围以石栏，中间有路通东、西江米巷（今东、西交民巷），新中国成立后扩建天安门广场时悉数拆除。
[4]隋代以来，历朝均以刑部掌法律刑狱，与大理寺（相当于现代的最高法院）并列。唯元代只设刑部，无大理寺。明清两代，刑部与都察院（由前代御史台发展而来，主掌监察、弹劾及建议，为最高监察机关）、大理寺并称“三法司”。遇有重大案件，由三法司会审，亦称“三司会审”。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宣布“仿行宪政”，改刑部称法部，刑部之称遂撤。
[5]明初官员休假很少，一年只有3天假期，分别是春节、冬至及皇帝生辰。直到明中后期，休假制度才逐渐完善起来，一月固定休假4天，加上节假日，每年休假50天左右。但明廷仍然废除了前朝名目众多的探亲假期，只规定父母大丧，守孝3年。清朝休假制度基本照搬明朝，直到后期才受西方影响，每月例假改为每周日休假1天。
[6]圆觉寺：遗址在今北京朝阳区十八里店乡老君堂村，为大宦官金英修建。金英得宠于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三朝，其人信佛，自称是“奉佛弟子”。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二月，金英以报答前朝皇帝恩宠为名，用所获赏赐的金币以及募捐所得，在赐地武基庄田建造了一座佛寺。佛寺颇具规模：中有如来殿，左为观音殿，右地藏殿，前天王殿，后圆觉殿。廊庑绘有五百罗汉像。此外还有钟鼓楼、禅堂、斋堂、僧房，外有山门、金刚具像等。正统二年（1437年）八月建成后，金英又将皇帝所赐田土、树株布施给寺庙，作为斋粮，并延请名师住持，率领僧众朝夕讽诵经文，祝福太宗（即明成祖朱棣）、仁宗、宣宗永逍遥于极乐，及当今皇上英宗万岁圣寿。明英宗十分高兴，钦赐寺名圆觉禅寺。
[7]钱塘：今浙江杭州。于谦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四月二十七日午时出生于杭州钱塘太平里（今浙江杭州祠堂巷）。同年闰五月初十，明太祖朱元璋逝世。同月十六日，皇太孙朱允炆即皇帝位，为明王朝第二代皇帝，史称建文皇帝。
[8]陆贽：字敬舆，吴郡嘉兴（今浙江嘉兴）人，唐德宗朝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政论家，大历八年（773年）进士，中博学宏辞科。后官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宰相）。陆贽工诗文，尤长于制诰政论，多用排偶，条理精密，文笔流畅，以深挚的情感和雄畅的辞辩见长，史称“有唐以来，未曾有之”。建中四年（783年），朱泚叛乱，陆贽随唐德宗奔奉天，起草了著名的《奉天改元大赦制》。文中以痛切之辞，直书君过，文笔犀利，情感激烈。诏书下达之日，虽武夫悍卒，读之无不挥涕感动，感染力由此可见一斑。连起兵叛唐的节度使王武俊、田悦、李纳读到诏书后，都主动去除了王号，上表谢罪。
[9]乐安：今山东广饶东北。汉王朱高煦封地。
[10]顾佐：字礼卿，太康（今河南）人。建文帝二年（1400年）进士。授庄浪知县。端午节时，守将集合官僚校尉，因顾佐是文士，便故意为难他。顾佐取弓箭一发中的，守将拜服。永乐年间入京任御史，为官刚正，被人比作北宋的包拯。因刚直不挠，得罪权贵极多，宣德年间多次被弹劾，但因深得皇帝信任，又有大学士杨士奇等人力保，故每次都能洗刷冤屈。顾佐入内廷办公，独处一间小夹室，不是议政不与官员们群坐，由是得绰号“顾独坐”。
[11]明代地方行政分为省、府、县、里四级，在省一级设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分别统管行政、军事、刑名，直接对中央各部负责，互不统属，互相制约。但中央为了加强对各省的控制，经常临时派出中央官员了解、处理地方事务，协调军政事宜，此即为巡抚制度——“巡抚之名，起于懿文太子（即明太祖朱元璋长子朱标）巡抚陕西。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遣尚书蹇义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抚军民。以后不拘尚书、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事毕复命，即或停遣”。明宣宗初年，熊概、叶春等人出巡江南，“南畿（明代除省之外，又有两个相当于省区的地方：南直隶（或称南畿，以南京为中心）和北直隶（或称北畿，以北京为中心）、浙江设巡抚自此始”。由于明宣宗朱瞻基发展完善了巡抚制度，曾大量增设各部侍郎充任各地巡抚。于谦曾以山西道监察御史身份巡按山西各地，不畏权贵，为许多案子平反昭雪，声名很高。明宣宗正式设立巡抚后，亲自书写于谦名字交给吏部，于谦因此越级升迁任兵部左侍郎，巡抚河南、山西等地，但巡抚是其本职，兵部侍郎只是挂名。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后，于谦依旧负责按察各地，正统十三年（1448年）升迁为兵部右侍郎，享受二品俸禄，这“兵部右侍郎”才是正式兵部官职。
[12]尚义仓就是开明地主捐资输谷的贮藏处所。平准仓就是丰年贱价买进，遇到凶年照昔日贱价平粜的仓库。仓前立碑勒名，书明某人捐资若干、某人输粟若干。捐二百金以上的给予冠带，贱价平粜过千百石的建坊给匾，予以旌表，并免捐资输粟的一家各色差徭冗役，同时教人民口碑传诵，表示奖励。
[13]明代工部（六部之一）下设街道厅，负责北京街道设施维修养护事宜，包括日常清洁、保护公共设施等。同时又设街道房，专管京城坊巷街道，也负责平日的街道洒扫、春日通沟等琐碎事务，但直接隶属于锦衣卫。
[14]裱褙胡同：今称东、西裱褙胡同，位于今北京崇文门内北京日报社东，于谦故居（今北京东城区西裱褙胡同23号）即在此处，今犹存，已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5]提刑按察使司：明代设立在省一级的司法部门，主管一省的刑名、诉讼事务，但审理权限仅仅限于徒刑以下（包括徒刑）的案件，徒刑以上的案件必须报到刑部审理。同时也是中央监察机关都察院在地方的分支机构，对地方官员行使监察权。主管为提刑按察使或称为按察使，简称臬台、臬司，与承宣布政使并为一省最高长官。
[16]汉代有博士祭酒为博士之首。西晋改设国子祭酒，隋唐以后称国子监祭酒，为国子监（隋朝以后的中央官学，为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的主管官。清末始废。后亦以泛称文坛﹑艺坛或学术界﹑文化界的首脑人物。
[17]北京因是都城，地方级行政机构不同于其他，设有顺天府、五城兵马指挥司及五城巡城御史（始于明英宗正统朝）。顺天府下辖四州二十三县（辖区大于今北京地区），其中宛平和大兴两县为京县（即在北京城区）。宛平县署位于北安门外以西积庆坊（今北京平安大街什刹海以西）。大兴县署位于安定门南教忠坊（今东城大兴胡同）。除此之外，北京城又被按地理位置分为五个城区，分受五城兵马指挥司统辖，包括中兵马指挥司（官署名不带“城”字，位于仁寿坊，今大佛寺街中段）、东城兵马指挥司（位于思城坊，今东四北三条胡同）、南城兵马指挥司（位于宣南坊，今西城区兵马司后街）、西城兵马指挥司（位于咸宜坊，今西四南大街兵马司胡同，胡同即因此得名）、北城兵马指挥司（位于昭回靖恭坊，今交道口南大街兵马司胡同）。五城巡城御史则属于都察院监察御史外放小差，负责巡视各城区，维护治安。
[18]琼州：今海南。
[19]彝伦堂：原为元代崇文阁旧址，明永乐时重建，改今名。彝伦，意为大地入之常道。皇帝来国子监讲学时在这里设座。清乾隆修建辟雍后，彝伦堂改为国子监的藏书处所。
[20]安福：今江西安福，位于宜春市东南。
[21]明制，殿试一甲进士（一甲即前三名，号“三鼎甲”，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直接授翰林院官职，二三甲进士还可以参加翰林院的考试，即“馆选”，标准是文学优等及擅长书法，取中者被称为“庶吉士”。庶吉士在翰林院学习三年后，成绩优者留翰林院，不得留者，则为科道官、六部主事，或出为州、县官。
[22]古人认为天帝居住的天宫有一万间，皇帝身为天子，不能超越天帝，故少半间。
[23]奉天殿：即民间俗称的金銮殿，是中国现存最大的木结构大殿。明永乐年间建成时称奉天殿。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改称皇极殿，清顺治二年（1645年）改太和殿。建成后屡遭焚毁，多次重建，今殿为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重建后的形制。
[24]华盖殿：是皇帝去奉天殿大典之前休息的地方，并接受执事官员朝拜的地方。凡遇皇帝亲祭，如祭天坛、地坛，皇帝于前一日在华盖殿阅视祝文，祭先农坛举行亲耕仪式前，还要在此查验种子和农具。皇太后上徽号，皇帝在此阅视奏书。玉牒告成，恭进华盖殿呈御览，同时要举行隆重的存放仪式。明初称华盖殿，嘉靖时遭遇火灾，重修后改称中极殿，现天花内构件上仍遗留有明代“中极殿”墨迹。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皇室入主紫禁城，第二年改中极殿为中和殿。“中和”二字取自《礼记·中庸》：“中也者，天下之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道也。”三大殿中唯有这间房子可供皇帝一人静静地思考。
[25]谨身殿：属于殿宇式建筑。初名谨身殿，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改称建极殿，清顺治二年（1645年）始名保和殿。“保和”出自《易经》：“志不外驰，恬神守志。”意思是神志得专一，保持宇内和谐，才能福寿安乐，天下太平。今保和殿有“皇建有极”匾，为清乾隆皇帝御笔，典出《洪范》“皇建其有极”。
[26]余杭：今浙江杭州。涿郡：今北京。
[27]尽管当时反对迁都北京的人不在少数，但从长远来看，迁都北京确实有力地解决了北部边防的问题。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不仅因为北京是他的“龙兴之地”，这其中，还有更深层的意义，即引人瞩目的“天子守边”现象。历史上王朝建都，一般都选中间位置，是“天子居中，诸侯守边”。但历史事实证明：如果守边的诸侯、边将兵力薄弱，则边患不已；反之，兵多权重又会威胁朝廷，唐朝安禄山谋反便是最典型的例子。而到了明朝，边患主要来自北方蒙古，明朝廷必须在北部边防屯驻重兵，以防止蒙古骑兵南下。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避免重蹈边将拥兵自重的历史覆辙，大肆屠杀功臣，将北部边防的立足点放在了诸亲王身上，实行以藩王御边的政策。朱元璋对自己的设计非常满意，因而才对孙子朱允炆得意地说：“朕以御虏付诸王，可令边尘不动，贻汝以安。”他认为这样便不会对皇权造成任何威胁。燕王朱棣手中兵权最重，且为明军精锐。正是依靠这样的军事实力，朱棣通过“靖难之役”打到南京，夺取了帝位。至此，显然朱元璋那一套儿子守边的办法也不可靠，朱棣必须想出新的办法。既要安边，又不能兵权旁落，于是朱棣做出大胆举动，把国都定在他曾经的封地──北京，这样，边防的军政大权就都握在了他自己手里，大大减少了边镇将帅割据称雄的可能。而真正的积极之处在于：天子守边，如果能居安思危，以身守塞，则天下安宁。“天子守边”这一格局对整个中原的生产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对促进江南地区的经济繁荣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大后方长期的安宁，直接促使了江南手工业的发达，江南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28]谅闇（lingn）：帝王居丧。
[29]金瓜：古代卫士所执的一种兵仗。棒端呈瓜形，铜制，金色。
[30]血竭：中药名，为棕榈科植物麒麟竭果实渗出的树脂经加工制成。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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