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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杨素传》的说法。
后面的故事，《隋书》本身就其说不一。《杨素传》的说法是：杨广得到消息，立即与杨素商量对策。杨素便矫诏封锁宫禁，并派张衡服侍文帝。结果文帝当晚驾崩，于是宫廷内外议论纷纷，到处都是流言蜚语。
然而《宣华夫人传》却另有说法。据说，文帝听了陈夫人的投诉，勃然大怒说：畜生！怎么能托付大事！然后对正在身边的杨勇党羽柳述和元岩说：叫我儿来！
柳述和元岩问：是太子吗？
文帝说：是杨勇。
于是柳述和元岩来到外间，起草了诏书，并且拿给正在值班的杨素看。杨素立即向杨广通风报信，杨广则马上把陈夫人和文帝身边的其他女人转移到别处，同时命令张衡进入内室服侍文帝。没过多久，文帝驾崩。
这就是所谓“最可靠”的正史说法。
然而正是这堂堂正史让人疑窦丛生。比方说，事变突发之时，是杨素通风报信，还是杨广找他商量？派张衡进入内室的，究竟是杨素还是杨广？张衡进入内室以后，是碰巧目睹了文帝的死亡，还是实施了谋杀？如果是谋杀，那么，是杨素或杨广指使、暗示，还是他自作主张？
基本事实都不清楚，怎么让人相信？
何况逻辑也不通。根据《隋书·高祖纪》的记载，隋文帝驾崩是在大宝殿，案发前杨素、柳述和元岩都在殿中内阁侍疾。而且据《杨素传》的记载，杨广当时也在大宝殿。也就是说，杨素和杨广同在一殿。那么请问，他们有必要书信来往吗？后来的商量对策，难道也是靠写信的？
再说了，如此重要的书信，岂会误送，又岂能误送？更何况杨素当时正在文帝身边，他写给杨广的信怎么会送出去又送进来，转一大圈到了文帝手里？文帝既然已经知道杨素是杨广同伙，为什么不对杨素采取行动？
那位陈夫人也很可疑。她状告杨广，为什么不早不晚恰恰就在这封信送到之时？这也未免太碰巧了一点。而且按照《隋书·宣华夫人传》的说法，她原本是杨广重金收买安排在文帝身边的卧底和线人。当天晚上文帝去世后，杨广还给她送了同心结并且上了床。这就更奇怪了。这样一个女人为什么要诬告杨广，差点就把他送上断头台？
就连魏徵他们也觉得说不过去，因此编造或采信了这样一个细节：陈夫人接到杨广的礼品盒，以为里面是毒药，吓得不敢打开。难怪有学者认为陈夫人其实是杨勇同党，她是跟文帝的两位公主结成同盟保杨勇反杨广的。[37]
或者说，她是“双面间谍”。
同谋之一，则是柳述的妻子兰陵公主。
这样一来，本案就完全可能是另一个阴谋：所谓杨素给杨广的回信其实是柳述和元岩伪造的，陈夫人则看准时机火上浇油，目的自然是要干掉杨广，让杨勇复辟。只不过杨广和杨素抢先一步控制了局面，当晚跟陈夫人上床则不过无稽之谈。至于文帝是自然死亡还是被杀，已无关紧要。
当然，这个说法魏徵他们绝不会采信。
但可以肯定，文帝驾崩当晚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事情正是杨勇和杨广夺嫡斗争的延续。当然，那场斗争的真相已被魏徵和司马光们掩盖和歪曲，也被后世许多文人作了低级趣味的解读，尽管那才是第二帝国的秘密所在。
那么，侦破此案揭开谜底的关键又在哪里？
大运河。
大运河
大运河是隋炀帝的传世之作。
当我们乘坐高铁从杭州飞驰北上，六个小时即可到达北京时，是不大可能想起当年之南北大运河的。很少有人能够想到，在那交通不便的时代，作为帝国的大动脉，大运河有着怎样非凡的意义。那些扬帆远航的船上，承载的远远不止粮米和丝绸，更是一个民族自古以来的愿望。
这个愿望就是打通南北。
众所周知，由于地形的原因，我国境内的主要河流都是由西向东。因此，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物质的交换和文化的交流，就只能靠车马走旱路。但，车辚辚，马萧萧，哪里比得上轻舟已过万重山？成本低效益高的水路航运，才是古代社会交通运输的最佳选择。
开通运河，也就势在必行。
于是有春秋连接长江与淮河的邗沟，战国连接淮河与黄河的鸿沟，秦代的江南运河丹徒曲阿，以及隋文帝的扬州山阳渎。山阳渎开通的次年，隋文帝便发动了灭陈战争。不过他的八路大军只有一路使用了山阳渎，因此也有学者认为文帝此举除了运兵运粮，应有更长远的打算和设想。[38]
这个设想，只能由隋炀帝来完成。
事实上他也完成了，而且毕其功于一役。从大业元年开始开凿通济渠，到大业六年打通江南河，一条南起余杭（今杭州），北至涿郡（今北京），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五大水系，全长四千多里的运河全线贯通。以秦岭和淮河800毫米降水线为分野的南北方，从此连为一体。
大运河其实可以分为南北两段。北段，永济渠连接了黄河与海河；南段，通济渠连接黄河与淮河，邗沟连接淮河与长江，江南河连接长江与钱塘江。南段与北段的交接处，是洛阳。或者说，洛阳是南北大运河的中心。
当然，也是隋炀帝的指挥中心。
因此，读懂了洛阳与运河，就读懂了隋炀帝。
但，这跟谁当太子又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就在杨广的夺嫡成功是真正的“政变”——政治路线的改变。政变的背后，不仅是利益集团的权力之争，也是政治派系的路线斗争。其中，杨勇代表西北帮，杨广代表南方系。他建都洛阳，开凿运河，三巡江都，皆因为此。[39]
派系的形成是在隋文帝时代，占优势的则是西北帮，正式名称叫关陇集团——盘踞在陕西关中和甘肃陇山（六盘山）一带的政治军事势力。实际上，这也是西魏、北周、隋和唐的统治集团。西魏执政者和北周开创者宇文泰，隋王朝开创者杨坚，唐王朝开创者李渊，都属于这个团伙。
而且，也都出自武川。
武川就是武川镇，是北魏建国之初道武帝拓跋珪在北方边境设置的六大军区（六镇）之一，宇文泰、杨坚和李渊的先祖都是武川镇职业军人。北魏末年天下大乱，宇文泰奉命改镇关中。于是，与当地土豪相结合的武川集团，也就变成了关陇集团。汉化的鲜卑人宇文泰不但将“班子成员”的籍贯改为关中，还赐给他们鲜卑姓氏，比如杨坚的父亲杨忠被赐姓普六茹，李渊的祖父李虎被赐姓大野。[40]
所以，这个集团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十二个字：
武川军阀，关陇勋贵，混血家族。
难怪杨坚改朝换代来得容易，因为这不过是同一统治集团内部换届，并不危害到集团的根本利益。这就像一家公司用更能干的人替换了不称职的总经理，股东们不但不会损失既得利益，反倒能够获得更多的红利，谁会反对呢？[41]
毫无疑问，这样一个集团的政治路线，势必以关中为本位，为基地，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实行关中本位政策。皇太子杨勇代表的，就是这个利益集团和这条政治路线。[42]
杨广却不一样。
作为杨坚的次子，萧妃的丈夫，二十二岁时就担任扬州总管的青年皇子，杨广至少在情感上更偏向于南方。坐镇江都十年中，他对南方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对南方士族表现出最大的尊重，甚至能说一口流利的吴侬软语。就连在宗教信仰问题上，杨广都跟杨勇唱反调：杨勇支持三阶教，杨广则力挺天台宗，并受戒成为天台宗的俗家弟子。[43]
杨广俨然成为江南地域集团的代言人。
也就在此期间，杨广与杨素结为政治联盟，牵线搭桥的则是宇文述。这是可以称... -->>
这是《杨素传》的说法。
后面的故事，《隋书》本身就其说不一。《杨素传》的说法是：杨广得到消息，立即与杨素商量对策。杨素便矫诏封锁宫禁，并派张衡服侍文帝。结果文帝当晚驾崩，于是宫廷内外议论纷纷，到处都是流言蜚语。
然而《宣华夫人传》却另有说法。据说，文帝听了陈夫人的投诉，勃然大怒说：畜生！怎么能托付大事！然后对正在身边的杨勇党羽柳述和元岩说：叫我儿来！
柳述和元岩问：是太子吗？
文帝说：是杨勇。
于是柳述和元岩来到外间，起草了诏书，并且拿给正在值班的杨素看。杨素立即向杨广通风报信，杨广则马上把陈夫人和文帝身边的其他女人转移到别处，同时命令张衡进入内室服侍文帝。没过多久，文帝驾崩。
这就是所谓“最可靠”的正史说法。
然而正是这堂堂正史让人疑窦丛生。比方说，事变突发之时，是杨素通风报信，还是杨广找他商量？派张衡进入内室的，究竟是杨素还是杨广？张衡进入内室以后，是碰巧目睹了文帝的死亡，还是实施了谋杀？如果是谋杀，那么，是杨素或杨广指使、暗示，还是他自作主张？
基本事实都不清楚，怎么让人相信？
何况逻辑也不通。根据《隋书·高祖纪》的记载，隋文帝驾崩是在大宝殿，案发前杨素、柳述和元岩都在殿中内阁侍疾。而且据《杨素传》的记载，杨广当时也在大宝殿。也就是说，杨素和杨广同在一殿。那么请问，他们有必要书信来往吗？后来的商量对策，难道也是靠写信的？
再说了，如此重要的书信，岂会误送，又岂能误送？更何况杨素当时正在文帝身边，他写给杨广的信怎么会送出去又送进来，转一大圈到了文帝手里？文帝既然已经知道杨素是杨广同伙，为什么不对杨素采取行动？
那位陈夫人也很可疑。她状告杨广，为什么不早不晚恰恰就在这封信送到之时？这也未免太碰巧了一点。而且按照《隋书·宣华夫人传》的说法，她原本是杨广重金收买安排在文帝身边的卧底和线人。当天晚上文帝去世后，杨广还给她送了同心结并且上了床。这就更奇怪了。这样一个女人为什么要诬告杨广，差点就把他送上断头台？
就连魏徵他们也觉得说不过去，因此编造或采信了这样一个细节：陈夫人接到杨广的礼品盒，以为里面是毒药，吓得不敢打开。难怪有学者认为陈夫人其实是杨勇同党，她是跟文帝的两位公主结成同盟保杨勇反杨广的。[37]
或者说，她是“双面间谍”。
同谋之一，则是柳述的妻子兰陵公主。
这样一来，本案就完全可能是另一个阴谋：所谓杨素给杨广的回信其实是柳述和元岩伪造的，陈夫人则看准时机火上浇油，目的自然是要干掉杨广，让杨勇复辟。只不过杨广和杨素抢先一步控制了局面，当晚跟陈夫人上床则不过无稽之谈。至于文帝是自然死亡还是被杀，已无关紧要。
当然，这个说法魏徵他们绝不会采信。
但可以肯定，文帝驾崩当晚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事情正是杨勇和杨广夺嫡斗争的延续。当然，那场斗争的真相已被魏徵和司马光们掩盖和歪曲，也被后世许多文人作了低级趣味的解读，尽管那才是第二帝国的秘密所在。
那么，侦破此案揭开谜底的关键又在哪里？
大运河。
大运河
大运河是隋炀帝的传世之作。
当我们乘坐高铁从杭州飞驰北上，六个小时即可到达北京时，是不大可能想起当年之南北大运河的。很少有人能够想到，在那交通不便的时代，作为帝国的大动脉，大运河有着怎样非凡的意义。那些扬帆远航的船上，承载的远远不止粮米和丝绸，更是一个民族自古以来的愿望。
这个愿望就是打通南北。
众所周知，由于地形的原因，我国境内的主要河流都是由西向东。因此，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物质的交换和文化的交流，就只能靠车马走旱路。但，车辚辚，马萧萧，哪里比得上轻舟已过万重山？成本低效益高的水路航运，才是古代社会交通运输的最佳选择。
开通运河，也就势在必行。
于是有春秋连接长江与淮河的邗沟，战国连接淮河与黄河的鸿沟，秦代的江南运河丹徒曲阿，以及隋文帝的扬州山阳渎。山阳渎开通的次年，隋文帝便发动了灭陈战争。不过他的八路大军只有一路使用了山阳渎，因此也有学者认为文帝此举除了运兵运粮，应有更长远的打算和设想。[38]
这个设想，只能由隋炀帝来完成。
事实上他也完成了，而且毕其功于一役。从大业元年开始开凿通济渠，到大业六年打通江南河，一条南起余杭（今杭州），北至涿郡（今北京），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五大水系，全长四千多里的运河全线贯通。以秦岭和淮河800毫米降水线为分野的南北方，从此连为一体。
大运河其实可以分为南北两段。北段，永济渠连接了黄河与海河；南段，通济渠连接黄河与淮河，邗沟连接淮河与长江，江南河连接长江与钱塘江。南段与北段的交接处，是洛阳。或者说，洛阳是南北大运河的中心。
当然，也是隋炀帝的指挥中心。
因此，读懂了洛阳与运河，就读懂了隋炀帝。
但，这跟谁当太子又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就在杨广的夺嫡成功是真正的“政变”——政治路线的改变。政变的背后，不仅是利益集团的权力之争，也是政治派系的路线斗争。其中，杨勇代表西北帮，杨广代表南方系。他建都洛阳，开凿运河，三巡江都，皆因为此。[39]
派系的形成是在隋文帝时代，占优势的则是西北帮，正式名称叫关陇集团——盘踞在陕西关中和甘肃陇山（六盘山）一带的政治军事势力。实际上，这也是西魏、北周、隋和唐的统治集团。西魏执政者和北周开创者宇文泰，隋王朝开创者杨坚，唐王朝开创者李渊，都属于这个团伙。
而且，也都出自武川。
武川就是武川镇，是北魏建国之初道武帝拓跋珪在北方边境设置的六大军区（六镇）之一，宇文泰、杨坚和李渊的先祖都是武川镇职业军人。北魏末年天下大乱，宇文泰奉命改镇关中。于是，与当地土豪相结合的武川集团，也就变成了关陇集团。汉化的鲜卑人宇文泰不但将“班子成员”的籍贯改为关中，还赐给他们鲜卑姓氏，比如杨坚的父亲杨忠被赐姓普六茹，李渊的祖父李虎被赐姓大野。[40]
所以，这个集团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十二个字：
武川军阀，关陇勋贵，混血家族。
难怪杨坚改朝换代来得容易，因为这不过是同一统治集团内部换届，并不危害到集团的根本利益。这就像一家公司用更能干的人替换了不称职的总经理，股东们不但不会损失既得利益，反倒能够获得更多的红利，谁会反对呢？[41]
毫无疑问，这样一个集团的政治路线，势必以关中为本位，为基地，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实行关中本位政策。皇太子杨勇代表的，就是这个利益集团和这条政治路线。[42]
杨广却不一样。
作为杨坚的次子，萧妃的丈夫，二十二岁时就担任扬州总管的青年皇子，杨广至少在情感上更偏向于南方。坐镇江都十年中，他对南方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对南方士族表现出最大的尊重，甚至能说一口流利的吴侬软语。就连在宗教信仰问题上，杨广都跟杨勇唱反调：杨勇支持三阶教，杨广则力挺天台宗，并受戒成为天台宗的俗家弟子。[43]
杨广俨然成为江南地域集团的代言人。
也就在此期间，杨广与杨素结为政治联盟，牵线搭桥的则是宇文述。这是可以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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