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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天，坐在计算机前整理各个学校通过电子信箱发过来的“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小学生作文大奖赛”征文，心中感慨万千。
从教27年了，亲身经历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基础教育发展路程，曾经以8000字的散文三十年的情节记录我对教师的情结，也曾经用7000字的散文予人玫瑰，手留余香记录我乐教的足迹。两篇散文发表后，用一位陌生读者送我的贺年卡上的话说：“赚足了读者的泪。”原因是我写的东西虽然文笔不行，但多是源于现实，源于内心世界，才偶尔拨动读者共鸣的心弦。然而，我内心里还一直藏着一个与教育有关的心结，不敢说出来。这个心结一直压抑我，今天在征文截稿的最后一天，鼓足勇气，想写出来。
这是一个羞于开口的故事。
我小时候就是一个正直的孩子，所受的家庭教育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的家距离村集体果树园20米，那年月孩子们整天围在园子边与“看园人”斗勇斗法，不时就在刺槐树篱笆上掏个洞。苹果桃子香味，的确诱人，我做到了“岿然不动”从来就没有靠近果园。后来，看园人看我诚实，就特许我一个人进园子挖猪草。得到信任我很自豪，里面的猪草很多，在挖猪草时，快熟的果子有一些掉在地上，甚至掉在头上，我都经受得住考验。
从小学到中学，包括后来的中师，专科、本科以及研究生函授学习，我一直是老师喜欢的学生。但在做民办教师的岁月里我曾经实实在在地做了一次小偷。
事情应该从头说起。
我是县一中79级高中生（最后一届两年制高中），在高一下学期开始，学校成立了日语班。当时改革春风刚刚席卷祖国大地，日照石臼港开始建设，当时的说法石臼港主要对日本服务，需要大量会日语的人才。学校“审时度势”成立日语班，动员我们去学习，于是便走进了日语班，高中物理、化学课停止，数学课一周四节。
学习了一年，不知为什么“日本三级翻译官冯老师”突然走了，学校宣布该班级解散。学校“照顾”说，几个学习好的可以到师范复习班去学习，其他的插到高一，高二去。我们几个人来到教师进修学校新址的工棚，跟着当时文科班学习，最后情况可想而知---根本跟不上。
老师建议我们回去复习初中课程，考“小中专”回到城阳初中复习半年，到报名的时候，来了政策：凡是读过高中的一律不许考“小中专”学校不给报名。我们几个一起怒火冲天地来到一中讨说法。学校领导当时给两条路走：一是交上照片按正常毕业生发高中毕业证书；二是一中的高、初中所有班级任我们挑选，插班。
父亲是建国后的师范毕业生，在“大跃进”时代走下讲台回家务农的，那是他第二次以民办教师的身份重返讲台。1981年，家乡还是“大锅饭”正酝酿“承包责任制”父亲在县一中王老师托人叫我复习时，作出决定：拿着高中毕业证，来接替他教学，三年后就可以考师范。
就这样，1981年我回到家，先后在生产队、大队干了半年，因为做事较好被调公社干了半年。1982年“承包责任制”开始了，我接替父亲当上了民办教师，每月19元工资。
1982年，我十八岁，那是个多梦的季节。上学时经常写出班里的范文，拼凑的小诗在地区报刊见了次面，这，似乎成为我喜欢做梦的基础。文学梦是改革初期所有青年的梦，就连刚刚兴起的报刊“征婚启事”上，都统一有“爱好文学”一条。还有，眼前似乎看到自己三年后在师范中专的校园“驰骋”。那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到19元的工资问题。
在期盼中过了三年，突然，上级规定教龄必须四年。好的，再等一年，上级文件教龄必须五年。终于到五年了，上级政策不再从民办教师中招收中专师范生。
五年了，... -->>
近几天，坐在计算机前整理各个学校通过电子信箱发过来的“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小学生作文大奖赛”征文，心中感慨万千。
从教27年了，亲身经历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基础教育发展路程，曾经以8000字的散文三十年的情节记录我对教师的情结，也曾经用7000字的散文予人玫瑰，手留余香记录我乐教的足迹。两篇散文发表后，用一位陌生读者送我的贺年卡上的话说：“赚足了读者的泪。”原因是我写的东西虽然文笔不行，但多是源于现实，源于内心世界，才偶尔拨动读者共鸣的心弦。然而，我内心里还一直藏着一个与教育有关的心结，不敢说出来。这个心结一直压抑我，今天在征文截稿的最后一天，鼓足勇气，想写出来。
这是一个羞于开口的故事。
我小时候就是一个正直的孩子，所受的家庭教育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的家距离村集体果树园20米，那年月孩子们整天围在园子边与“看园人”斗勇斗法，不时就在刺槐树篱笆上掏个洞。苹果桃子香味，的确诱人，我做到了“岿然不动”从来就没有靠近果园。后来，看园人看我诚实，就特许我一个人进园子挖猪草。得到信任我很自豪，里面的猪草很多，在挖猪草时，快熟的果子有一些掉在地上，甚至掉在头上，我都经受得住考验。
从小学到中学，包括后来的中师，专科、本科以及研究生函授学习，我一直是老师喜欢的学生。但在做民办教师的岁月里我曾经实实在在地做了一次小偷。
事情应该从头说起。
我是县一中79级高中生（最后一届两年制高中），在高一下学期开始，学校成立了日语班。当时改革春风刚刚席卷祖国大地，日照石臼港开始建设，当时的说法石臼港主要对日本服务，需要大量会日语的人才。学校“审时度势”成立日语班，动员我们去学习，于是便走进了日语班，高中物理、化学课停止，数学课一周四节。
学习了一年，不知为什么“日本三级翻译官冯老师”突然走了，学校宣布该班级解散。学校“照顾”说，几个学习好的可以到师范复习班去学习，其他的插到高一，高二去。我们几个人来到教师进修学校新址的工棚，跟着当时文科班学习，最后情况可想而知---根本跟不上。
老师建议我们回去复习初中课程，考“小中专”回到城阳初中复习半年，到报名的时候，来了政策：凡是读过高中的一律不许考“小中专”学校不给报名。我们几个一起怒火冲天地来到一中讨说法。学校领导当时给两条路走：一是交上照片按正常毕业生发高中毕业证书；二是一中的高、初中所有班级任我们挑选，插班。
父亲是建国后的师范毕业生，在“大跃进”时代走下讲台回家务农的，那是他第二次以民办教师的身份重返讲台。1981年，家乡还是“大锅饭”正酝酿“承包责任制”父亲在县一中王老师托人叫我复习时，作出决定：拿着高中毕业证，来接替他教学，三年后就可以考师范。
就这样，1981年我回到家，先后在生产队、大队干了半年，因为做事较好被调公社干了半年。1982年“承包责任制”开始了，我接替父亲当上了民办教师，每月19元工资。
1982年，我十八岁，那是个多梦的季节。上学时经常写出班里的范文，拼凑的小诗在地区报刊见了次面，这，似乎成为我喜欢做梦的基础。文学梦是改革初期所有青年的梦，就连刚刚兴起的报刊“征婚启事”上，都统一有“爱好文学”一条。还有，眼前似乎看到自己三年后在师范中专的校园“驰骋”。那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到19元的工资问题。
在期盼中过了三年，突然，上级规定教龄必须四年。好的，再等一年，上级文件教龄必须五年。终于到五年了，上级政策不再从民办教师中招收中专师范生。
五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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