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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朋友的单位给职工增加“福利”“背包”加房，在房子外再加一截，但要自己负担费用，相对市价却很便宜。尽管“背包”是明令禁止，但单位热门、有路子，终于在禁区中探得一块法宝。朋友却嫌结构不好，并不领情。一时之间群情汹涌，俱都说他不知好歹。来做工作的人很多，但他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偶尔，他还在旁人的耻笑中能得到一些阿q似的荣光，说敢于充当反派。如今，充当反派的人都被说是智力低下，凭什么要和领导对着干？“凭什么？”朋友说就凭他不喜欢不愿意，不想拿自己的钱去买不喜欢的东西。这福利原是领导失策，做决定时没管意见不统一，先期投入30万。现在有人说不干，那几十万资金怎么办？
朋友不愿意也有原因，除了新建房的结构不好“背包”以后，室内光线非常暗，他十分不喜。所以施工之前就一再反对，但没人理会，设计照常，施工照常，结果到了他屋前，他死活都不干。不喜欢不愿意，他这么做着，将来的事情，比如打击报复就在所难免。但是朋友说：我认定的事情，只要没有错，就一定坚持下去，不为别的，就为告诉那些当官的，如今的时代，不是一言堂！
朋友倔犟如牛，说头可断血可流，就是不干。有人就劝他：不要跟领导对着干，否则后果会很难看。前段时间下台的河北省人大主任程维高就是一例，在任时飞扬跋扈贪污受贿，下面检举直抵中央，结果被此人指示抓起来劳教。据说，若非法官以为证据不确，还要直接判刑。倘使程侥幸逃过惩罚，呜呼在前，谁知哪位秉书直言的郭先生又是何等异数？
不喜欢不愿意的事本可以说“不”但现实中很少人能鼓足勇气来这么做。当然，和我们不相干的人，拒绝速度飞快，肩膀一耸、头微扬起、眼睛斜视，一概就是爱莫能助的表情，或调头不顾、视作不见，那都看个人修行。一个陌生人或关系疏远，前来向你寻找帮助，大概总会遭遇白眼，毕竟别人的人生，关我何事？
不过这里说的“不”是和自己关系紧密的。比如一个熟人来借钱，就像周旋的前夫唐棣来向黄宗英借钱，那时50年代，黄宗英老师给他100元该是多么豪爽。然而再来，自己日子也不好过，就只好满怀歉意敬谢不敏。再就是钱钟书，人家向他借3000，他给人1500，声明不用归还，据说是叫人日后不便再来。我只疑问这样的方子是否过于迂腐，假使某君上前借个7万8万，可不知钱老师怎样是好了。
怯于情面去说“不”很难，对强势力量说“不”就更难。本地有位派出所长开车与的士相撞，错在他处，他竟暴跳如雷破口大骂，甚至下车打人，以致那司机弃车不顾、落荒而逃。有记者不平，发了消息报道，见报后舆论哗然。结果，市委书记把报社书记找去一顿训斥，说是影响了全市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公安局长看见报社书记，也怨他没给面子，事先不通报，搞得公安工作很被动。报社书记就叫苦，说他事先不知道，是下面人捅了漏子。至于那位记者，虽然是个研究生，却被报社书记调到资料室去养起来，美其名曰：静修。从此以后，此类新闻就绝迹不现。
不喜欢和不愿意的事，还有人面对强势来说不，这样的人少，但决不是没有。汉光武的时候有个董宣，现代有个梁漱溟。这个梁漱溟是利害，正直、不怕死。他不单要说，还且还在几千人的大会上公开说。梁漱溟说的话，按我们来理解就是抬杠，是和领导唱对台戏。但在文革期间，在几千人的大会上径直和毛泽东顶牛，那只能导致两种后果。第一，他当时输了，人家曾经进行过民主表决，99％以上的人不让他说话，尽管不包括毛泽东本人。第二，历史证明了他的话，恰恰就是真理。
是不是真理，我倒觉得不最重要，至少在目前，整个社会正在进入法制时代，大是大非，法律自有公断。当然，不排除有人挟公夹私，凭一己私见，凌驾法律之上，不过这些丑行必将在历史上现行。重要的是，不喜欢不愿意，一定要说出来。否则，大家面对自己的利益，只是因为决策者的资格位置比你大，就缄口不言，只怕这个社会就会进入一个恶心循环的怪圈，那对谁都不会好。
然而可惜，这样的论断总是比较天真，或者说好听一点，是理想主义色彩比较浓厚。网上有条消息，说把周正毅告倒的上海律师郑恩宠因为损害某些特殊人物的利益，被判三年有期徒刑，仅仅是因为是不喜欢不愿意看到某些人的触角设计到国家的利益，就受此下场。我但愿这只是传闻，但愿郑恩宠是真的有罪，否则，社会失去的将会更多。
一个朋友的单位给职工增加“福利”“背包”加房，在房子外再加一截，但要自己负担费用，相对市价却很便宜。尽管“背包”是明令禁止，但单位热门、有路子，终于在禁区中探得一块法宝。朋友却嫌结构不好，并不领情。一时之间群情汹涌，俱都说他不知好歹。来做工作的人很多，但他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偶尔，他还在旁人的耻笑中能得到一些阿q似的荣光，说敢于充当反派。如今，充当反派的人都被说是智力低下，凭什么要和领导对着干？“凭什么？”朋友说就凭他不喜欢不愿意，不想拿自己的钱去买不喜欢的东西。这福利原是领导失策，做决定时没管意见不统一，先期投入30万。现在有人说不干，那几十万资金怎么办？
朋友不愿意也有原因，除了新建房的结构不好“背包”以后，室内光线非常暗，他十分不喜。所以施工之前就一再反对，但没人理会，设计照常，施工照常，结果到了他屋前，他死活都不干。不喜欢不愿意，他这么做着，将来的事情，比如打击报复就在所难免。但是朋友说：我认定的事情，只要没有错，就一定坚持下去，不为别的，就为告诉那些当官的，如今的时代，不是一言堂！
朋友倔犟如牛，说头可断血可流，就是不干。有人就劝他：不要跟领导对着干，否则后果会很难看。前段时间下台的河北省人大主任程维高就是一例，在任时飞扬跋扈贪污受贿，下面检举直抵中央，结果被此人指示抓起来劳教。据说，若非法官以为证据不确，还要直接判刑。倘使程侥幸逃过惩罚，呜呼在前，谁知哪位秉书直言的郭先生又是何等异数？
不喜欢不愿意的事本可以说“不”但现实中很少人能鼓足勇气来这么做。当然，和我们不相干的人，拒绝速度飞快，肩膀一耸、头微扬起、眼睛斜视，一概就是爱莫能助的表情，或调头不顾、视作不见，那都看个人修行。一个陌生人或关系疏远，前来向你寻找帮助，大概总会遭遇白眼，毕竟别人的人生，关我何事？
不过这里说的“不”是和自己关系紧密的。比如一个熟人来借钱，就像周旋的前夫唐棣来向黄宗英借钱，那时50年代，黄宗英老师给他100元该是多么豪爽。然而再来，自己日子也不好过，就只好满怀歉意敬谢不敏。再就是钱钟书，人家向他借3000，他给人1500，声明不用归还，据说是叫人日后不便再来。我只疑问这样的方子是否过于迂腐，假使某君上前借个7万8万，可不知钱老师怎样是好了。
怯于情面去说“不”很难，对强势力量说“不”就更难。本地有位派出所长开车与的士相撞，错在他处，他竟暴跳如雷破口大骂，甚至下车打人，以致那司机弃车不顾、落荒而逃。有记者不平，发了消息报道，见报后舆论哗然。结果，市委书记把报社书记找去一顿训斥，说是影响了全市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公安局长看见报社书记，也怨他没给面子，事先不通报，搞得公安工作很被动。报社书记就叫苦，说他事先不知道，是下面人捅了漏子。至于那位记者，虽然是个研究生，却被报社书记调到资料室去养起来，美其名曰：静修。从此以后，此类新闻就绝迹不现。
不喜欢和不愿意的事，还有人面对强势来说不，这样的人少，但决不是没有。汉光武的时候有个董宣，现代有个梁漱溟。这个梁漱溟是利害，正直、不怕死。他不单要说，还且还在几千人的大会上公开说。梁漱溟说的话，按我们来理解就是抬杠，是和领导唱对台戏。但在文革期间，在几千人的大会上径直和毛泽东顶牛，那只能导致两种后果。第一，他当时输了，人家曾经进行过民主表决，99％以上的人不让他说话，尽管不包括毛泽东本人。第二，历史证明了他的话，恰恰就是真理。
是不是真理，我倒觉得不最重要，至少在目前，整个社会正在进入法制时代，大是大非，法律自有公断。当然，不排除有人挟公夹私，凭一己私见，凌驾法律之上，不过这些丑行必将在历史上现行。重要的是，不喜欢不愿意，一定要说出来。否则，大家面对自己的利益，只是因为决策者的资格位置比你大，就缄口不言，只怕这个社会就会进入一个恶心循环的怪圈，那对谁都不会好。
然而可惜，这样的论断总是比较天真，或者说好听一点，是理想主义色彩比较浓厚。网上有条消息，说把周正毅告倒的上海律师郑恩宠因为损害某些特殊人物的利益，被判三年有期徒刑，仅仅是因为是不喜欢不愿意看到某些人的触角设计到国家的利益，就受此下场。我但愿这只是传闻，但愿郑恩宠是真的有罪，否则，社会失去的将会更多。